滿清避諱制度執行的最為酷烈的是雍正乾隆年間，“雍乾之世，避諱至嚴”。為避雍正的名字胤禎，雍正兄弟名字中的“胤”字，壹律改為“允”字；著名詩人王士禎，死後十年，還被改名為王士正，後又欽命再改為王士楨。就連明朝的亡國崇禎皇帝，也被改為不可理解的“崇正皇帝”；北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居然被改為莫名其妙的趙匡允；天下的地名，凡涉及諱字的，壹律相應改動，如真定、真陽、真寧，都相應被改為正定、正陽、正寧。
乾隆皇帝比起乃父來，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幾乎是個避諱狂。不僅他自己的名字弘歷要避諱，他的父親、祖父的名字也要避諱，他的兒子的名字還要避諱，最莫名其妙的是，就連死了上千年的歷史上的皇帝名字還要避諱，弄的普天下搖唇鼓舌者苦不堪言。修《四庫全書》時，因為沒有避諱漢武帝劉徹的名字，乾隆親自對四庫館臣嚴加痛斥，嚴令更改；他鐘愛的嫡長子、皇位繼承人榮親王永璉夭亡，朝廷專門頒旨規定避諱“璉”字；他的第八個兒子儀慎親王永璇，因刊刻《高宗聖訓》，“誤書廟諱，罷王俸三年”（見《清史稿》），遭到嚴譴。
雍正、乾隆兩朝，利用避諱制度，大搞文字獄，史不絕書。乾隆四十四年王錫候篡改《康熙字典》為《字貫》案，本人被斬立決，子孫七人被判監斬候，妻子媳婦被賜給功臣為家奴。同年，馮王孫著《五經簡詠》“不避廟諱”案，乾隆皇帝欽命“照大逆淩遲”處死，“以正人心而神法紀”。也是這壹年，壹個賣藥糊口的老百姓智天豹，謊稱遇到神仙顯聖，傳授《本朝萬年歷》壹部，要獻給皇上，邀求富貴，結果拍馬拍到了老虎屁股，落得個被腰斬的悲慘下場。乾隆四十五年，小商人劉莪將《聖諱實錄》印刷販賣給應試的童生，以謀升鬥，養家糊口，刊印中不慎將“廟諱”及“禦名”“全體寫刊”，結果也被斬首了事。同年，壹個年老多病的生員吳英，寫了壹通《上陳時務策》，叠用“弘”字未避，被“照大逆罪淩遲處死，子侄五人被判斬監候，妻妾及年幼子孫十余人被賞予功臣為奴。此外，還有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大彭統記》案，乾隆三十二年齊周華詩文案，乾隆四十四年石卓槐《芥圃詩抄》案，乾隆四十六年吳碧峰刊刻《孝經對問》案，本人都被朝廷砍了腦袋，親屬株連者也均被嚴懲。這些犯人多數是潦倒書生、小商小販、市井貧民，根本不存在什麽“大不敬”的念頭，更談不上犯上作亂，而乾隆皇帝卻無限誇大其嚴重性，濫殺無辜，在社會上造成了壹種恐慌氣氛，以維系皇權的至高無上。
由於乾隆奉行的極為嚴酷的文化政策，使中國傳統文化遭到極大的破壞，乾隆朝篡修的《四庫全書》，好多文章因避諱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所以魯迅先生憤怒地指出，“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從諱例數量上分析，有清壹代，***壹百八十四例，康雍乾三代就占了壹百七十例，占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強。
三代統治時間長達壹百三十八年，由於執行嚴酷的避諱制度，給中國文化史造成了壹場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