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席畏聞文字獄”，封建時代的文人真是不容易！密不透風的文網足以窒息與摧殘壹個民族的思維與創造力。無數因詩文招致殺身大禍的事例無情戳穿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幻夢。
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之前，曾借宿於太平府（今安徽當塗）般若庵。庵內住持方丈驚訝於其儀表。便詢問起他的爵裏姓名。當時朱元璋已是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了，便故作矜持，笑而不答，提筆在粉壁之上寫下壹首詩：
殺盡江南百萬兵，
腰間寶劍血猶腥。
山僧不識英雄主，
只顧嘵嘵問姓名。
後來，朱元璋在南京即位，有意派人尋訪自己當年的墨跡。而得到的答復卻令他十分惱火，這首禦詩已被人揩去。朱元璋立即將庵內僧人抓來，論刑當斬。意猶未盡的朱元璋憤憤不平地質問道：“為何除去朕詩？”這位被抓來的年輕僧人尚有幾分機智，不慌不忙地回答：“禦制題詩處，有吾師四句詩在焉。”朱元璋忙問：“何詩？”此僧朗聲誦道：
禦筆題詩不敢留，
留詩常恐鬼神愁。
故將法水輕輕洗，
尚有毫光射鬥牛。
朱元璋聽罷，朗聲大笑，將小僧無罪開釋。試想，“成者王侯敗者賊”，朱元璋本是綠林英雄，未取天下之時，實是朝廷通緝的叛逆之人，所作詩文大有“反詩”的嫌疑，庵內老僧怎敢保留？聰明的小僧幾句詩文將朱元璋大大吹噓了壹番，僥幸保住了性命。我們從這個故事中可以了解到，剛猛好殺的明太祖喜歡炫耀自己的文才，而且頗為自負。如遇不識時務者，他會不惜以極刑加以報復。遇到這樣的帝王，天下文人的日子便可想而知了。
朱元璋出身於“無立錐之地”的佃農之家，窮困潦倒，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哪有機會人塾讀書識字？父母雙亡後，他淪落為四處乞食的遊行僧人，吃盡了人間的苦難，因而直至他投身於元末農民起義軍之時，尚識字不多。與壹般草莽人士不同的是，朱元璋對文化知識有著強烈的興趣，願意與儒士文人交往。從早年屈尊拜訪朱升，到接納號稱“浙東四傑”的劉基、宋濂等人，朱元璋開始了與這些著名文士的朝夕相處，因勤學好問，學識大進。從識字不多到能隨意題寫詩文，足見他天資絕佳，聰明過人。
作為開創明朝數百年基業的壹代英主，朱元璋深知治理天下需要大批高素質的人才，他在詔書中就強調：“治國家，得賢才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可見，朱元璋將人才的選拔與國家的穩定及治理相聯系，其重要意義自然不同尋常。因此，朱元璋即位伊始，就屢屢下詔征求天下賢才，渴望之情溢於言表。如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的詔書中就寫道：“如今天下太平，願請諸位學問通達的士大夫講談治理天下之道，啟迪朕心，以達到盛世之治。在野人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地方官必以禮送至京師，朕將擢用焉。”同時，朱元璋專門派遣官員在全國各地訪求人才。
其次，朱元璋在人才的選拔與錄用上也有十分高明的見解與舉措。如選拔人才重才德，不重門第、資格。他曾說：“人才不可壹概而論。老佛、蔔筮、負販之中常常有賢能之士。關鍵在於朝廷如何選拔與重用。”“（元代）選拔官員必須要求世族出身，有誌者往往屈居下位。”又說：“資格為平庸之輩所設，若有賢才，豈能循以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應當優先重用。”這些認識自然是出於朱元璋的實際觀察與體驗。為此，朱元璋大力擢用才能之士。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曾有朝臣對儒士起自平民，驟得高官的現象表示不滿，認為朝廷應愛惜名爵，不可濫賜。對此，朱元璋斬釘截鐵地予以駁斥：“朝廷設置爵祿，就是為了優遇賢能之士，如他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只望獲得賢才，名爵非朕所惜。……朕所擔憂之事是得不到賢才，如能得而任之，官品非朕所惜。”同時，朱元璋在選用人才時強調才能不論大小，但求人盡其才。他認為，君主用人“如良工用木，大小各得其用。”還說：“朕要尊崇古制，舉用賢才，各因其才能而擢用。”
由此，明朝初年，朱元璋從維護其統治地位的角度出發，實施了較明智的人才選拔策略，這對於壹個靠造反創業的封建帝王來講，是難能可貴的。而這種政策的實行，對明代初年統治機構的建立與政權的穩定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大批優秀人才的破格錄用，也為新興政權的發展帶來了勃勃生機。史載：“當時隱於山林之士，以布衣身份而驟登高位者不可勝數。”這種人才雲集的喜人景象大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意味。朱元璋重視人才，破格提拔人才，其見識與魄力似乎理所應當地受到後人的推崇。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朱元璋是壹位個性極強的帝王，言行之間充滿了矛盾，典型地代表了壹種“聖人與強盜兼而有之”的復雜人格。他壹方面豁達大度，不惜名爵，籠絡替他賣命的文臣武將，但在另壹方面他卻明察秋毫，對臣下疑忌頗重，果斷自負，疆場上的成功更使他剛愎自用，專斷敢行，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他在天下太平後，大殺開國功臣，被後人稱為“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為朱元璋出謀劃策、功高蓋世的文臣也難逃劫數。朱升、劉基、宋濂等人都沒有好結果，其他儒士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更有甚者，朱元璋以懲治貪汙為名，動用嚴刑峻法，廣事株連，濫殺無辜，大批文人儒士慘遭屠戮，如“郭桓貪汙案”處死者竟達數萬人，甚至造成了六部機構蕩然壹空的局面。這與朱元璋大力征召賢才之舉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真可謂“來得容易，去得更快”！這種恐怖氣氛使不少士人將入朝做官視作畏途，因為凡人朝為官、能得善終者，實在是太少了！
朱元璋大戮功臣的主要動機不外乎是消除對朱氏皇權的威脅，他挖空心思地將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允許任何人有僭越不軌之謀。從這個意義上講，明代初年大力征召天下賢士，正是為了讓大批新人充實於朝廷各部及州縣衙門，以取代那些朱元璋忌諱的開國功臣。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對皇權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這卻引起了行武出身的勛臣們的強烈不滿。他們便尋找各種借口加以反對，文士喜好訕謗，成為他們攻訐的缺陷之壹。洪武初年，朱元璋為延攬天下英才，決定開科取士。這本是歷代相傳選拔人才的最佳手段，諸位勛臣卻頗有異議。他們認為此為皇帝崇尚文士之舉。朱元璋理解他們的心情，便耐心啟發道：“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諸位武臣反駁道：“陛下所雲固然在理，但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張九四（即張士誠原名）起初誠意優禮文人儒士，甚至請他們為自己更名，這些文士竟給他取名為‘士誠’。”朱元璋不以為然道：“此名甚美，何足為怪？”諸位武臣道：“《孟子》有‘士誠小人也’句，張九四怎會知道？”朱元璋聞聽，如夢方醒，心中惱怒萬分。沒想到白面書生在舞文弄墨之間竟能含沙射影，任意褒貶！朱元璋自然擔心自己也會糊裏糊塗地陷於被愚弄、被譏誚的境地。
有人認為，明初文字獄（即文字之禍）由此而興。顯然，文武大臣之間的矛盾也是引發明初文字獄的原因之壹，武將們的提醒使朱元璋對他不甚介意的文士也多了幾分戒備之心。本來“眼裏不揉沙子”的朱元璋從此更是明察秋毫，文士以所著文字罹禍的慘劇接二連三地發生。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指出：“明祖通文義，固其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事實證明，朱元璋以文字殺人，並非由於學問不深，而是因為他最痛恨臣下觸及自己的隱痛，對於這種冒犯，他是絕對不會心慈手軟的。狹義的“文字獄”是指文士在自己的作品中有觸犯封建帝王忌諱之處，因而慘遭殺害的情形。對於朱元璋這位背景復雜又雄猜好殺的帝王來講，天下文士因文字罹禍者不在少數。
朱元璋統治時期，文士以表箋文字不當而罹罪者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習慣，每逢正旦、萬壽聖節及冊立東宮之時，內外文武大臣都要獻上表箋慶賀。而各級文武大臣嫻於文辭者並不太多，於是撰寫賀表的任務壹般都落在當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訕譏之好，故而對這種表箋格外在意。果然，壹些表箋被他看出了“破綻”，朱元璋毫不客氣地亮出了屠刀。當時以表箋文字觸犯忌諱者為數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用了“則”字。當時的江淮方言，“則”字與“賊”讀音相似，朱元璋以為這是譏諷他有落草為寇的經歷。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被殺；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因所作《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被殺；桂林府學訓導蔣質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被殺。其次，表箋中因有“生”（近“僧”）、“法坤”（近“發髡”）等字樣，朱元璋以為這是諷刺他有出家為僧之事。常州府學訓導蔣鎮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殺；尉氏縣教諭許元因所作《萬壽賀表》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句被殺。
這些因壹字涉嫌便招來殺身之禍的事例，觸目驚心，駭人聽聞。而朱元璋在位之時，類似這種穿鑿附會、橫生枝節的文字之禍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如毫州訓導林雲在所作《謝東宮賜宴箋》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句，朱元璋以為“式君父”為“弒君父”之隱語，意在辱君，林雲因此被殺。德安府學訓導吳憲在所作《賀立太孫表》中有“永紹萬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句，朱元璋以為“有道”為“有盜”之諧語，有謗君之意，吳憲也因此身首異處。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懷慶府學訓導呂睿在所作《謝賜馬表》中有“遙望帝扉”之語，朱元璋以為“帝扉”隱含“帝非”之譏，呂睿也遭殺頭之禍。明初因文字而招禍者遠不止上述幾人，朱元璋對言涉忌諱的文士均處以極刑，而這種忌諱又大多出於朱元璋的臆測。古語雲：“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面對如此結密的文網，天下文士幾乎不敢下筆為文。
明人徐楨卿《翦勝野聞》記述了這樣壹個故事：太祖朱元璋多疑，常常擔心受到臣下的譏訕。杭州儒學教授徐壹夔曾作賀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覽後震怒道：“腐儒膽敢如此汙辱朕嗎？‘生’者僧也，以我曾經出家為僧也。‘光’者禿頭也。‘則’字近賊也！如此猖狂，罪在不赦。”即命錦衣衛將徐壹夔斬首。在旁禮部群臣見此情形瞠目結舌，體似篩糠，壹齊跪倒請罪：“臣等愚懵不知忌諱，乞皇上親降表式，令臣等永為遵守。”聞聽此言，朱元璋的臉色才有所好轉，毫不客氣地答應了臣下的請求。此後，朱元璋先後頒發了《建言格式》、《繁文鑒戒》、《表箋定式》等書，詳細規定了官民上奏的各種文體的格式，令天下以此為標準，不得以私意妄行撰擬。
這些為文士特制的“禦書”頒行之後，朱元璋，這位學問並不高深的帝王，儼然成為至高無上的文壇霸主。至此，我們似乎恍然大悟：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妄行指責、無情殺戮的背後是無法容忍文士們自由自在地舞文弄墨，惟我獨尊的朱元璋要為天下文人立下規矩。當然，在這些“禦書”中，朱元璋鋪列的理由冠冕堂皇，聽起來似乎不無道理。如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朱元璋下詔革除“四六”文辭（即駢文），以柳宗元、韓愈文章為表箋格式。他在詔書中強調：“上古三代的辭章，質實無華。應該成為千萬世作文的法則。漢魏之時，文章還崇尚古質。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儷綺靡，古法蕩然無存。……近代制誥章表之類仍蹈承舊習，朕平時即厭惡其雕琢粉飾，背離古代文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自今告諭臣下之辭，務必遵從簡樸古質，以革弊習。”文士壹味追求文體的工整、詞藻的華麗，固然會造成綺靡柔弱之風，但壹味崇尚古質，亦步亦趨，不敢逾樊籬壹步，勢必也會造成文士的思想窒息、文辭呆板無味。柳宗元、韓愈等人的古文運動是“以復古為創新”，與朱元璋的理解有相當大的差距。況且，皇帝親自制定格式，以高壓手段強令文士“依葫蘆畫瓢”，其結果只能是天下文章成為千篇壹律的“臺閣體”。對文壇的惡劣影響恐怕遠遠超過了駢儷之文。
此外，朱元璋對文士的懲處並不局限於個別文字的犯忌，對那些在詩文中發泄對王朝統治不滿情緒的文士，朱元璋更不肯輕易放過。如官任僉事的陳養浩曾作詩句雲：“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當時正值朱元璋為剪除各地割據力量、四處招兵買馬之時，朱元璋見到此詩後，大為惱怒，認為陳養浩在發泄對時政的不滿，遣人將其抓來，沈入水中溺死。翰林修撰張信受命為諸王子的教師，有壹次，他隨意以杜甫詩中“舍下筍穿壁”等四句作為字式，供諸皇子練習之用。不料被前來巡視的朱元璋看到，由此大禍臨頭。朱元璋“龍顏”大怒，以為張信以杜甫此詩譏諷當時士民的貧困，大罵道：“堂堂天朝，譏誚如此！”立命將這位學識淵博的學士處以“腰斬”，讓天下文士以此為戒。
朱元璋這種吹毛求疵、濫殺無辜的做法，造成了當時文壇人人噤若寒蟬的恐怖氣氛，戰戰兢兢的讀書人不知何時災難降臨到自己頭上。這種文網深密的鉗制，也鬧出了令人感喟的笑話。如新塗詩人鄧伯言因在詩中有句：“洞天明月壹雙鶴，澗水碧桃千樹花”，深得當時文壇領袖宋濂的賞識。宋濂特別向朱元璋推薦。朱元璋將其召來後，以《鐘山曉寒》為題，令其當堂賦詩。鄧伯言不負厚望，援筆立成，詩中有二句雲：“鰲足立四極，鐘山蟠壹龍。”朱元璋看後，大喜過望，手拍禦案，大聲朗誦。朱元璋行伍出身，手力頗重。跪在殿下的鄧伯言本來就心驚膽戰，害怕惹惱皇帝，聞聽大力拍案之聲，以為天子震怒，己命難保，競當場嚇得昏死過去。當衛士將其擡出新華門，鄧伯言方才蘇醒過來。翌日，朱元璋授鄧伯言翰林修撰之職，他以年老有病為由堅辭不就，朱元璋無奈，只好同意了他的請求。
清代學者趙翼《廿二史劄記》中有《明初文人多不仕》壹節，指出了當時的壹個突出現象，即許多著名文人皆不願當官。除了壹些元朝遺老不肯奉迎新主外，絕大部分文士均以入仕為畏途，就是害怕朱元璋雄猜果決、剛猛好殺的酷政。明初名士解縉曾形容朱元璋的統治特征為：“陛下無幾時不變之法，無壹日無過之人。”在大肆殺戮功臣之後，懲處的對象便是成千上萬的文人儒士出身的官吏。平遙訓導葉伯巨曾在奏疏中指出：“取士之始，網羅無遺，壹有蹉跌，茍免誅戮，則必在屯田築城之科，不少顧惜。”面對這種“壹授官職，罕有善終”的恐怖情形，天下儒士自然是望而卻步了。
然而，儒士們這種無聲的抗議更引起朱元璋的疑忌，因此他曾特別下令曰：“四海之內，都是皇帝的臣子。國中士大夫如不願為君主所擢用，就是表示抗拒君命，地方官誅殺其身而族沒其家，並不為錯。”這種嚴酷的文化專制甚至使那些“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之人也無處可逃。元朝末年，有位著名詩僧守仁，字壹初，為懷才不遇的世外高人，因見世道衰落，才遁入空門，壹意鉆研詩文。明朝建國後，他推辭無效，被召入京城做官。但在這種文網深密、動輒得咎的恐怖環境中，這位高僧心情之惡劣可想而知。無聊之余，他便以詩文自遣，沒想到因此也招來禍端。他有壹首題翡翠詩雲：“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壹日遍東西。羽毛亦足為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朱元璋見到此詩後，憤然質問守仁道：“妳原來萬般推辭，不願出仕，就是怨恨朕法網過密嗎？”後來，朱元璋借故加罪於守仁，守仁遂不得善終。僧人來復的遭遇，更能顯示出朱元璋強暴無賴的猙獰面目。來復和尚在晉見朱元璋後曾作謝恩詩壹首，其中有“殊域”、“自慚無德頌陶唐”的字句，沒想到朱元璋反目無情，大怒道：“妳用‘殊’字何意？不是罵朕為‘歹朱’嗎？‘無德頌陶唐’，不是以朕為無德，不能像稱頌陶唐（傳說中的遠古聖君）那樣頌揚嗎？謗訕如此，朕豈能饒妳？”隨即命衛士將來復斬首。
朱元璋掩過飾非的虛榮心極強，悅美言而喜奉承。絕對不能容忍臣下不恭不敬的行徑，就是對於無聲的意念也不放過。他曾微服私遊，進到壹座寺廟之中。不料壹擡頭見影壁上題有壹首“布袋佛”詩，其文曰：
大千世界活茫茫，
收拾都將壹袋藏。
畢竟有收還有散，
放寬些子又何妨！
這首貌似無奇的詩文大有深意。朱元璋曾為四處行乞的遊方僧，天下人所***知，此詩以“布袋佛”為題，明眼人壹看便知其暗喻之意。這位“布袋佛”的確過於貪婪了，竟要將大千世界收進自己小小布袋之中，豈不知這樣壹來就斷絕了天下人的活路。詩人委婉地勸解“布袋佛”松壹松布袋，讓天下士民透透氣，又有何妨？此詩喻意之辛辣，令人叫絕。無怪乎朱元璋覽畢，血貫瞳仁，暴跳如雷，盛怒之下竟命將此寺僧人全部處斬，上演了明初文字獄最酷烈的壹幕。“自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用這兩句現代學者的詩文來形容明初文士的境況，恐怕是再恰當不過了。專制帝王無限的權力使他可以毫無顧忌地草菅人命，無數飽學的文人儒士只落得俯首帖耳、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誠令後人為之浩嘆！
在“文字獄禍”之外，朱元璋處心積慮地加強對天下士民思想的鉗制，這突出地表現在大力推崇宋明理學及對科舉考試的規範上。與濫施淫威地大肆屠戮相比，這些措施更能“觸及人的靈魂”，故而要高明得多，影響更為深遠。朱元璋明確地認識到“治本於心”，即天下治理在於對士民思想的控制。而且“本於心者，其用無窮”，甚至勝於“本於法者”。也就是說對天下黎民思想的控制，其有效程度要超過嚴刑厲法。朱元璋即位之後，大力尊崇孔子。在全面否定元朝制度的同時，卻承認元朝加封孔子的“大成至聖文宣王”的謚號，多次召見孔子的後裔，稱頌孔子“明彜倫之精微，表萬世之綱常”，為“萬世帝王之師”。他宣稱：“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因而大力鼓吹《四書》、《五經》。朱元璋說：“四書五經如五谷，家家不可缺。”同時提倡程朱理學。他明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即程朱理學之代稱）不講”。這樣，明朝初年的思想界便成為程朱理學的壹統天下。如當時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的學習內容，完全以宋儒所註的《四書》、《五經》及朱元璋審定的《大明律》、《大誥》為本，明令諸生“篤誌聖賢，潛心古訓，違者罪之”。明朝規定，府、州、縣學的諸生，必須進入國子監學習後才能人仕，這就使國子監（或稱“國子學”）成為培養各級官吏的主要基地之壹。而受過國子監教育的各級官僚，於不自覺中便成了程朱理學的信徒。
朱元璋選拔人才，最重實效，故而對科舉考試的態度就較為矛盾。如洪武六年至十六年（1373年～1383年），朱元璋因痛感科舉取人的無用，曾宣布停止科舉考試達lO年之久，專門通過薦舉之路選拔人才。然而，薦舉方式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當時通過各種渠道薦舉的人才大量湧入京師，魚龍混雜，難以甄別。監察禦史趙仁便建議道：“今征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考其優劣，然後任之。”朱元璋無計可施，只得允許分科考試，隨後任官。由此科舉考試才得以恢復。但朱元璋對考試制度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即以“八股”取士，專取《四書》、《五經》內容為題，而《四書》的解釋必須以朱熹的集註為準。考生作文仿照宋朝“經義”之體裁，模擬古人語氣發表議論，文句采用排偶的形式，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聲名狼藉的文體——八股文。八股文有特定的格式，內容包括幾大部分，如破題、起講、題比等，其中題比又稱“入手”。是正文的開始。隨後虛比、中比、後比、大結四部分又稱“起股”、“中股”、“後股”、“束股”。這四股中每股又有兩段排偶之文。合為八股，故稱為“八股文”。
史載，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確定“科舉之式”後，“命禮部頒行各省，後遂以為永制”。從此，明代科舉考試形成壹成不變的固定模式，即主考者選取《四書》、《五經》中的文句為題，考生即按八股格式作文，行文議論必須以朱熹等人的註解為依據，不得標新立異，更不能發表自己的見解。可見，這種考試形同壹種文字遊戲，考生只要熟記朱熹等人的註解，依照格式“填鴨”便可。明朝洪武以後，科舉考試逐步壓倒薦舉，成為官府選取人才的最主要途徑。功名利祿的誘惑使天下讀書人肆力於《四書》、《五經》的背誦及八股文的研修，為之耗盡了全部心血。想要在科舉考試中獲得成功，每位考生就必須成為程朱之學的忠實信徒，將孔孟之道作為修身立命的根本。
朱元璋如此推崇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學，其本人是否對這些東西頂禮膜拜、十分信服呢？答案是令人深思的。如孟子被後世儒士稱為“亞聖”，是儒家思想最傑出的代表之壹，《孟子》是《四書》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朱元璋對其中的壹些觀點大為光火。如《孟子·離婁篇》有句雲：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為寇仇。惟我獨尊的朱元璋覽書至此，不禁勃然大怒，這不是在罵他本人嗎？朱元璋也顧不得這位聖人的面子了，破口大罵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也就是指斥已故去千余年的孟老夫子也犯了欺君之罪，多虧沒有落在他朱元璋之手，否則同樣嚴懲不貸！余怒未消的朱元璋下令將國子監中孔廟裏孟子的神位撤下來。左右大臣苦苦相勸，朱元璋才予以恢復。此外，《孟子》中還有不少議論也讓朱元璋無法容忍，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等等。為此，朱元璋特命儒臣刪去其中不合己意者85條，編成《孟子節文》，作為諸生學習的根據，刪去部分不準考生學習。對《孟子》的處理活脫脫地暴露了朱元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獨裁者面目，他不容許任何人觸犯其皇權的神聖，甚至對千百年前的儒學“聖人”也不例外。
朱元璋文化專制的各項措施猶如“水銀泄地，無孔不入”，既然他對古今聖賢的言論都看不上眼，幹脆自己動手編起書來。朱元璋編書還註意針對不同的讀書對象。如給皇族編輯的有《皇明祖訓》、《永鑒錄》、《昭鑒錄》等，其中後兩種書將歷代宗族及藩王叛亂謀逆者的事跡進行整理，令皇族成員勿蹈覆轍。給朝臣編輯的有《世臣總錄》、《精誠錄》、《忠戒錄》等，這些書無非將歷代所謂“忠臣”的事跡匯總起來，讓朝臣仿效。另外，也有專為武臣編輯的《武將大誥》，及為普通百姓編輯的《孝慈錄》等。這些書集中反映了君權神聖的思想，天下士民只有以此為圭臬，循規蹈矩地服從帝王的旨意，否則就有身家性命之憂。
有明壹代，文字獄以及對思想的鉗制，以明初最為酷烈，並為以後各代帝王樹立了樣板。譬如，永樂年間，饒州士人朱季友向明成祖獻所著書，他在書中激烈地抨擊了程朱理學的觀點。朱棣看後大發雷霆，罵道：“此儒之賊也！”當時朱季友已年過古稀，朱棣仍派人將他押回原籍，當眾行笞，盡毀其所著書。文網之深密，並不次於洪武之時。
總之，明代皇帝對士民思想禁錮的程度要超過以往各個封建王朝，尤其是以八股文為特征的科舉制度更為後人所唾棄。雖然明朝滅亡後，壹些思想家曾疾言痛詆專制帝王的罪惡。然而，繼起的清代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的需要，又上演了壹幕幕“文字獄”的慘劇，與朱元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顯然，專制制度的存在，是造成這種悲劇輪回的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