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獻包括“金文文獻”和”石刻文獻“二大部分作為文獻載體，在我國古典文獻學史上，金石常常並稱成為壹個名詞，金石是指以青銅器和石塊為文獻的載體，也是鐘鼎和碑石的總稱。
金文--是指各種鏤刻或鋳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商代至秦漢時期，統治者和貴族主要采用銅和錫的合金構成青銅，因為加了錫的成分，鑄造出來的器物呈青灰色，故稱青銅器。其上常常鋳上或刻有文字，通稱銘文，又稱金文。青銅器中的禮器以鼎居多，樂器以鐘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鐘和鼎作為青銅器的別稱，其銘文又稱為鐘鼎文。
石刻--指刻在石頭上的文字，包括石經、碑版、墓誌、石闕等。如果不算原始的石刻巖畫、石刻符號，石頭作為文獻載體的歷史可能同青銅器壹樣早。《墨子-明鬼》就說過：鋳之盤盂，鏤之金石。秦漢以來，石刻逐漸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
金石文獻不僅可以用來訂正文獻記載的訛誤，修正史書記載的差錯，還可借以了解當時的社會情況。鄭樵在《通誌-金石略》中指出：方冊者，古人之語言；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冊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後，其去親承之道遠矣。
金文中國古漢字壹種書體的名稱。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銅器上銘文字體的總稱。清代吳式芬把商周銅器銘文編成《捃古錄金文》壹書，收集的資料多，考釋嚴謹，影響頗大，金文壹詞遂有了界說。這時所謂金文皆指整篇的銘文，不稱單字。1925年容庚編《金文編》把商周銅器銘文中的字按照《說文解字》的順序編為字典，從此金文成為壹種書體名稱。
金文出現在商代中期，資料雖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斷在秦滅六國，也就是秦用小篆統壹中國文字時。宋代人收藏銅器極重視銘文，如呂大臨《考古圖》等；也有專門摹刻銘文的，如王俅《嘯堂集古錄》等；把銘文中的字編為字典則有王楚和薛尚功《鐘鼎篆韻》。清代由於《說文》之學興盛、聲韻訓詁研討日深，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銘文研究進步較快，不斷出現專家，如吳大?《字說》、《說文古籀補》，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名原》等，皆有創見，突過前人。
金文的年代長，使用區域廣，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則研究工作會收效不大。過去學者已理解這壹點。王國維《兩周金石文韻讀·序》對時間地點觀念很清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序文》說：“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余於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壹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據國別者，於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壹百六十又壹器。”，這在金文研究中是劃時代的創舉。
1985年容庚《金文編》修訂第四版采用銘文3902件，收正文（可識的字）2420字，附錄(還不能確定的字 )1352字，***計3772字。這是今日可見金文的總數。先秦文字資料不限於金文，而金文終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統壹文字前1000多年間中國文字發展變化的基本情況。 比甲骨文稍晚出現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鐘鼎文。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鐘為代表，“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所以鐘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鑄在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 金文的內容是關於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金文字體整齊遒麗，古樸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脫去板滯，變化多樣，更加豐富了。金文基本上屬於籀篆體。這些文字，在漢武帝時就已被發現，當時有人將在汾陽發掘出的壹尊鼎送進宮中，漢武帝因此將年號定為元鼎(前116)。以後金文又陸續有所發現。宋代文人歐陽修、趙明誠都善書，對金文作過研究和記載。 周宣王時鑄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銘文***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最長者。《毛公鼎》銘文的字體結構嚴整，瘦勁流暢，布局不馳不急，行止得當，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銘、《散氏盤》銘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