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壇於敏中氏族的文化貢獻
清代鎮江府金壇於家，在明代後期，因復雜的政局變動和東林黨人講學運動，走入江南文化望族之列。在清代，於家族人有數十人進士及第，於振、於敏中兄弟分別是雍正、乾隆朝的狀元，科舉上的隆顯進壹步奠定了家族文化繁盛的根基。清代的於家人還在編修諸書等國家文化工作上作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於敏中以狀元儒臣入相，並且兼任四庫館的總裁，在《四庫全書》的編修上用力頗深。
［關鍵詞］ 金壇；於敏中；《四庫全書》
金壇於敏中氏族在清代是有不可忽略的文化貢獻的，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而且當時於家人積極參與的工作，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文化意義。他們的文化貢獻，主要體現在參與編修多部欽定的文化典籍方面。為了更全面地看待這壹問題，我們先要看壹下有清壹代，尤其清代前中期的文化政策，結合於家族人的文化活動加以概說。
清代統治者為了鞏固對全國的統治，重拾溫柔敦厚的儒文化，重視經學的導向，使漢學在有清壹代達到歷史鼎盛。為了延籠漢族士人，滿清統治者入關不久就重開科舉，並且經常在進士科外另開別科以征能者，如康熙十八年（1679）開博學鴻詞科，錄取陳維崧、朱彜尊、汪琬、施閏章等名士；乾隆元年（1736）的博學鴻詞科，壹等取劉綸、潘安禮、諸錦、於振、杭世駿五人，二等取十人，次年補試又續取四人。乾隆還開經學科、陽城馬周科等。當然籠絡同打擊是壹體兩面的，懲於明亡的史鑒，清代統治者幾次下令禁止文人結社立盟，而且嚴格的文網，將知識分子的思想命運同統治者的文化策略緊緊拴在壹起。重視教育，官修、私修書院壹時數量激增，於家先人於湛所創的鄖山書院在清代成為官學。清代皇帝對 *** 詩文書畫亦喜愛非常。康熙、乾隆的書法皆有可觀之處。清代皇帝對書法的鐘愛甚至影響到狀元的定抉，如康熙三十年辛未科（1691），殿試之後，張玉書等初擬名次，戴有祺列壹甲第四名，而康熙因欣賞其書法欽擢為狀元。所以清代的狀元們能書者甚多。於振、於敏中兄弟掄大魁，除了學養深厚、才氣橫溢外，書法出色也是制勝的壹個原因。帝王本人的詩文也有可觀之處，乾隆更是有多部詩文集傳世。為了顯示稽古右文的文化方針，滿清幾代帝王在在位之年，不惜人力、物力、財力，編纂大部頭的叢書、類書甚至圖書集成。在康熙、乾隆兩朝，這壹點尤其突出。圖書的收集、整理、編纂、禁毀，這四方面是壹體的，清代統治者有?寓禁於編?的策略，編書、搜書是方式，禁毀書則是目的，每壹起文字獄的發生，每壹部典籍的編纂都伴隨著大量的禁毀書目的出現。於湛孫於孔兼輯錄的《萬歷疏抄》也在乾隆年間被列入軍機處奏準全毀書目［1］。雖然銷毀的書是《四庫全書》的幾倍之多，但集中央財力編纂的典籍也更好的保留了古代文化遺產，清代欽定所編纂的典籍內容涉及政治、典章、方略、儒教、歷史、文學、醫學等等各個領域，這些圖書的為後世留下珍貴的古典文化資料。
而於家在清代的文化貢獻，尤其體現在參與編修這些典籍方面。有多人直接參與編修工作，還有多人被選入相應的書館中效力。大致情況如下：
於朋舉，曾入國史館。
於樹範，號舫齋，敏中生父。與弟於枋應試六郡才俊試，被欽取壹等，召入內廷供奉，充武英殿纂修，參與編修《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子史精華》等書。
於振，雍正年間參與《子史英華》的編修。
於辰，雍正朝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編修，入皇清文穎館參與纂修，參與《八旗誌書》的纂修。
於鼎，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於易簡，字華平，敏中弟，禮器管謄錄。
於世寧，字普望，以庠生在明史館效力。
於世第，字雋夫，四庫館。
於長庚，字郎西，敏中孫，國史館謄錄。
在參與編修典籍方面，做出最大貢獻的當數於敏中。他在乾隆壹朝隆顯多年，作為以狀元身份走上首輔之位的讀書人，對當時的文化政策的風向和執行有壹定影響，他兼任多個書館的正副總裁之職，如方略館、國史館、四庫館、三通館等；並直接參與編修多部典籍，如：乾隆七年（1742）《欽定臨清紀略》，乾隆十二年（1747）《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乾隆十五年（1750）《錢錄》，乾隆二十七年（1762）《欽定皇輿西域圖誌》，乾隆三十四年（1769）《國朝宮史》，乾隆三十九年（1774）與許寶善等增訂康熙時朱彜尊所著《日下舊聞》為《日下舊聞考》，乾隆四十年（1775）《欽定天祿琳瑯書目》，乾隆四十壹年（1776）《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乾隆四十二年（1777）《欽定滿洲淵流考》，乾隆四十三年（1778）《欽定西清硯譜》等等。當然敏中最重要的文化貢獻，是他大力促成並主持《四庫全書》的編纂。
統治者為了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都傾向於編壹部集大成的圖書，康熙時就有《古今圖書集成》，而乾隆務求處處超越乃祖，在?右文之治?方面自然也不想遜色，但直到其在位三十七年仍沒有進行這樣的工作。據不完全統計，在《四庫全書》開館纂修之前，乾隆敕令編纂的書有：《八旗氏族通譜》、《三禮義疏》、《禦制日知薈要》、《四書文》、《歷象考成後編》、《唐宋文醇》、《明史綱目》、《醫宗金鑒》、《協計辨方書》、《大清律例》、《世宗憲皇帝聖訓》、《國朝宮史》、《授時通考》、《秘殿珠林》、《石渠實笈》、《詞林典故》、《律呂正義後編》、《皇清文穎》、《續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大清會典》、《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平定金川方略》、《經史講義》、《西清古鑒》、《同文韻統》、《葉韻匯輯》、《唐宋詩醇》、《錢錄》、《皇清職貢圖》、《周易述義》、《詩義折中》、《大清通禮》、《春秋直解》、《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則例》、《皇清禮器圖式》、《大清壹統誌》、《續通誌》、《續通典》、增纂《續通考》、《皇朝通誌》、《皇朝通典》、《清文鑒》、《平定準葛爾方略》等等，編修的範圍已廣，滿族文化典籍、歷史典要、醫學、天文、國家方略、儒家經典、詩文選集、聖訓、禦制詩文集等等，唯壹欠缺的是壹沒有壹部集大成的叢書。
如果說乾隆盛世修書的夙願是《四庫全書》編纂的壹個主觀原因，那麽還有壹個客觀契機，就是 *** 的搜集征購圖書的行為。乾隆曾多次下令全國範圍內搜集征購圖書，比較重要的兩次分別是乾隆六年（1741）和乾隆三十七年（1772）。前壹次主要是為了充實皇家藏書而搜集元明清儒學著作，諭曰：?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目今內府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作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醇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采訪，不拘刻本抄本，隨時進貢，以廣石渠天祿之儲?［2］。後壹次搜書的範圍要求更細致：?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系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註，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範、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並非剿說卮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3］。雖然如此諭示，但各省督撫並不把此事當成要務來辦理，所以成效並不大。但乾隆三十七年的搜書卻成了以後編修《四庫全書》的重要契機。在搜書令下達以後，對搜書事情很是上心的安徽學政朱筠提出四點建議：其壹，?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其二，?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余也?；其三，?著錄校讎，當並重也?；其四，?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後經軍機大臣的爭論，在朱筠意見的基礎上擬定了搜書的實行辦法，即照原諭旨搜尋抄本；搜集圖譜金石刻碑；整理《永樂大典》；著錄校讎，要?依經史子集四部名目，分類匯列，另編目錄壹書，具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4］。而第四點辦法，其實行的最終成果就是後來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是乾隆下令，將翰林院衙門內西部房屋劃為整理《永樂大典》的專用之所，責成翰林官負責纂輯，整理工作正式展開。
如果說《永樂大典》的整理反映了當時的士子們的呼聲，但《四庫全書》的開館編纂卻離不開於敏中的極力支持。《清史稿?於敏中列傳》如此記載：?時下詔征遺書，安徽學政朱筠請開局搜輯《永樂大典》中古書。大學士劉統勛謂非政要，欲寢其議。敏中善筠奏，與統勛力爭，於是特開《四庫全書》館，命敏中為正總裁，主其事?［5］。三十八年（1773）三月，乾隆正式決定開始編纂《四庫全書》，?以皇子永瑢、大學士於敏中等為總裁，紀昀、陸錫熊等為總纂，與事者三百余人，皆極壹時之選，歷二十年始告成。全書三萬六千余冊，繕寫七部，分藏大內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盛京文溯閣，熱合文津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6］。在《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列出的館職人員的構成頗為壯觀：正總裁十六人，包括皇子永瑢、永璇、永瑆以及劉統勛、劉綸、阿桂、於敏中、和珅、王際華等人；副總裁十人，梁國治、劉墉、王傑、金簡、董誥等人，總閱官十五人；總纂官三人，即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壹人，陸費墀；翰林院提調官二十二人；武英殿提調官九人；總目協勘官七人；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三十九人，於鼎在其中；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六人；黃簽考證纂修官二人；天文算學纂修兼分校官三人；繕書處總校官三人；繕書處分校官壹百七十九人；篆隸分校官二人；繪圖分校官壹人；督催官三人；翰林院收掌官二十人；繕書處收掌官三人；武英殿收掌官十四人；監造官三人。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參與了這壹工作的人員並不見於此題名錄。在三百六十余人中，每個人為《四庫全書》做出的貢獻大小是不同的。實行總裁制是為了重視、督促編纂工作，然這些人位高政繁，很多時候無力親為。乾隆曾說過：?如皇六子質郡王永瑢、舒赫德、福隆安雖派充總裁，並不責其翻閱書籍，乃令統理館上事務者，英廉辦理部旗及內務府各衙門，事件較繁，亦難悉心校閱。金簡另有專司，此事本非其職。至於敏中，雖系應行閱書之人，但伊在軍機處辦理軍務，兼有內廷筆墨之事，暇時實少，不能復令其分心兼顧?［7］。
乾隆特意提到了於敏中，而事實上敏中的確是政務繁忙，又身兼數職，為四庫館正總裁時又兼國史館、?三通?館正總裁，?內則應奉晏間之遊藝，外則裁定英彥之編纂，常以壹人兼數百人之事，夙夜在公，勤勞匪懈?［8］。但是敏中以壹個真正的讀書人的使命感，深知此項工作並不僅僅在為皇帝誇功炫業，也是關系千秋萬代文化傳承的大事。從他力駁眾同僚而極力促成《四庫》的編纂，就可看出他對此事的重視，而即使暇時再少，他對此事的關註熱情始終不減。在他給?耳山先生?（陸錫熊）、?曉嵐先生?（紀昀）的56封信中，?其兢業詳慎之意溢於楮墨之間?［9］。據陳垣統計，?手劄五十六通，計附函五，無月日及有日無月者各七，月日具者三十七?［9］，其推斷當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十壹年（1776）四年間，每年最早在五月十八，最晚到九月初十，當是敏中在隨乾隆木蘭圍獵期間所寫。
具體來看，《手劄》展現給我們的信息有如下幾方面：
其壹，各省收集圖書和《永樂大典》的修整、四庫全書的編纂是同時進行，而敏中事必躬親，關註著每個環節的進展。所進書的期限，取書送書的規範等，敏中都處處留心。而為了防止《永樂大典》的再次散失，對於修編整理所需取之書，?約計壹次應進書若幹本，再分作幾回?，?書目雖分列四庫書，仍匯裝方不至於散漫?，足見敏中作為整理編纂圖書的主持人和參與者的積極負責的態度。《書劄》還談及他同時在主持的增訂《日下舊聞考》、選編《四庫全書薈要》等工作，肩擔數職常有不能分身之慨，卻事事不敢有絲毫分心。
其二，對所入選之書籍，力求科學地載入，對版本、作者進行詳細的考證。如討論某書用何種版本的問題，論及各書該列入經史子集哪壹部的問題，商酌某書應刊、應抄、應存的問題，質疑某書的署名作者?是名、是字，或仕、或隱?的問題，如何確定以及補正文中?有逸、有增、訛字、缺字?的問題等等，涉及纂修書籍所面臨的方方面面難題。在厘定各書該歸何部、應刊應抄的區分等方面，尤其用力。敏中提出有些書籍歸入史部、子部界限不清，主張將《吳中舊事》改入子部小說類，而非史部。而郝懿行的詩話原被附於史部，敏中建議改列入清人別集。?薛史?（《舊五代史》）單獨刊行而不列入正史。?果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亦必其書實為世所罕見及板久矣存者，方可付梓?，盡力厘定壹個客觀標準，來避免因?諸公嗜好不同?而出現的應刊、應抄的意見的分歧。而且為了保護原書籍，不管應刊應抄者，都要先繕副本。
其三，集部的問題是編纂《四庫全書》最大的難題，當時為求速度，有人主張?集部概行不辦者?，敏中作為總裁，無力改變皇帝求快的編纂原則，故壹月閱書不及百本，就有?如此辦法，告成無期?之緊迫感。但是即使如此，敏中也力盡所能得務求每種集子的完美，不是敷衍行事而是絕不放過每個疑問。其中在壹封信中，就林逋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壹詩句原?系何人詩句，何人書內曾誤及?，列入王維名下的?漠漠水田分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究竟?系何人詩?等情況要求細致落實。可見其態度真是?慎之又慎?，是其熱心於此事以及既任總裁的責任心使然，也讓我們看到了久被高位所掩的學術眼光和學術能力。
其四，對提要的規範以及避諱的原則等等提出建設性意見。商酌如何寫各部的提要以及總目提要，以不至於繁瑣。對避諱的問題，敏中提出在書寫人名、地名等可以采用缺筆的方法，?惟隨常行文或作宏字亦可?。雖然今天見到的四庫本的規範與敏中所提建議確有壹些出入，但是還是有很多原則被沿用下來。
從上可見，涉及?體例之訂正，部居之分別，去取之標準，立言之法則［9］?等，方方面面的問題都被敏中言到。從《手劄》中記載的當時編纂過程中的細節問題，我們可以總結當時的辦書要旨和由此造成的失誤為：?第壹，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無違礙，故不能不有所刪改；第三，求進呈本字畫無訛誤，故進呈本以外訛誤遂不可問?［10］。由於皇帝的急功近利，求速是編纂壹部大型叢書所要面對的最大的壹個問題，乾隆下令編纂《四庫全書》時已經在位38年，年屆63歲，為了盡早看到修書成果，在四庫開館不久就下令編纂《四庫全書薈要》，?著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其篇式，壹如全書之例，蓋彼極其傳，以取其精，不妨而適相助?，?著總裁於敏中、王際華專司此事?［10］。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開列的《薈要》任職名單中，總裁官王際華、金簡、董誥三人，敏中並未列入，但他卻為此書盡了壹份不可或缺的力量。倘若當時敏中亦如他人壹樣，認為編纂四庫非要務，對四庫諸事不甚關心，也許《四庫全書》的編纂情況以及最終成果，與今天所呈現給我們的是大不壹樣的。但遺憾的是於敏中卻沒有看到《四庫全書》的最終面貌就已下世。即使《四庫全書薈要》，也是在其去世後的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才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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