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衛三畏到達廣州後，先後學習中文和葡萄牙文，在歐美商人的資助下為美國公理會創辦了海外第壹個印刷所。當時在廣州的傳教士只有馬禮遜、裨治文倆人，衛三畏參與了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報》的編輯工作，撰寫大量文章，向海外介紹中華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地理和文化習俗，還協助裨治文編著《廣州方言撮要》，這些工作為他後來系統研究漢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847年，裨治文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後，《中國叢報》的編輯工作主要由衛三畏負責。費正清曾稱他是“壹個天才的業余歷史學家”，並把這壹時期美國的漢學研究稱為“著名的業余活動”（《外國研究中國》，第1輯）。《中國叢報》在後期人力、財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能夠繼續出版發行同衛三畏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衛三畏長期生活在中國，他的經歷使他對中國問題有比較全面的了解，曾先後出版過十多部關於中國的書籍，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歷史、文學、文字等諸多領域，如《簡易漢語課程》(Easy Lessons in China，1842)、《官方方言中的英漢用詞》(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中國地誌》(A Chinese Topography，1844)、《中國商業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44)、《英華分韻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1856）、《漢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等。這些書籍壹度成為外國來華傳教士和商人的必讀之書。回國後，他在耶魯大學任漢文教授，經常舉辦關於中國問題講座，並著有《我們同中華帝國的關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中國歷史》等，這些活動為他構思完成壹生最具影響的著作《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n，1848）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