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西周時期書法 中國書法是在漢字發展到成熟階段時產生的。商、西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筆、結體和章法等書法藝術所必備的三個方面的要素，書法在這時已初步形成。商、西周時期的書法主要有甲骨文和金文。
甲骨文：商、西周的甲骨文刻在龜甲、獸骨上，其文字是記錄當時占蔔的內容，故又稱蔔辭，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商代甲骨文是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由王懿榮發現的。至今出土已有15萬片以上，其文字屬於商代後期。1977年在陜西岐山縣周原地區，又出土西周早期甲骨17000多片，除少數有文字外，大都無文字。商、西周甲骨文是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的，也有用類似毛筆所寫的墨書和朱書文字。龜甲獸骨都很堅硬，上面契刻的文字，筆畫瘦硬方直，線條無論粗細，都顯得遒勁和富有立體感。有粗不為重，細不為輕的感覺。也有的甲骨文筆畫比較粗壯，出現弧形的線條。甲骨文契刻時的輕重疾徐，在線條上都能細微的反映出來，表現出契刻者運刀如筆的熟練技巧。不同時期的商、周甲骨文，在書法風格上有明顯的差異，或雄偉俊邁，或纖細謹密，或草率粗放。這些風格上的差異，也是甲骨文斷代的重要依據之壹。那些書寫契刻甲骨文的巫史（蔔辭中的所謂貞人），無疑是當時的書法家，像著名的《大骨四版》、《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見彩圖《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商））、《四方風名刻辭》、《宰豐骨匕刻辭》、《鹿頭骨紀事刻辭》等甲骨，都是含有藝術素質的精美的書法作品。
《甲骨文》(商)
金文：商、西周的金文（舊稱鐘鼎文）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字資料，在書法上有著與甲骨文不同的藝術特色。根據《左傳》、《墨子》等書記載，中國在夏代已經開始了青銅的冶練和鑄造，在商、周兩代發展和形成了光輝燦爛的青銅文化。在青銅器上鑄銘文，始於商，盛行於西周。這些青銅器上的銘文，現在稱之為金文。金文壹般是鑄，少數是刻。金文的鑄作是先把文字書寫在軟坯上制成範模，然後用燒熔的銅液澆鑄。在金文刻範和鑄的過程中，對原來書寫的筆畫雖有所損益，但仍能更多地保留和顯示書寫時的筆意，字畫豐腴，體勢凝重，有極高的藝術性。
《大盂鼎》銘文(西周)
商代中期，青銅器上就出現銘文，銘文很簡短，壹般為二三個字，多為族徽。這些族徽文字，圖畫性很強，比甲骨文保留著更為原始的因素。到商代晚期才出現了幾十個字的銘文，但十分罕見。如《戌嗣子鼎》、《宰甫卣》、《小臣缶方鼎》、《帝辛四祀缶》等。商代金文的字體與甲骨文相近。筆畫首尾尖銳出鋒，中畫肥厚，收筆處時有波磔，直線條較多，圓轉的線條較少，行款錯落參差，氣象雄奇瑰麗。
郭沫若認為：有意識地把文字作為藝術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藝術化或裝飾化，是春秋時代末期開始的，這是文字向書法的發展，達到了有意識的階段。春秋中晚期出現了錯金工藝，並用於錯嵌銘文，傳世的《欒書缶》是目前見到的最早的錯金銘文器物。戰國時期錯金工藝進壹步發展，像《鄂君啟節》(見彩圖鄂君啟節(戰國))、《曾侯乙墓編鐘》和壹些兵器上，都有錯金銘文，這些銘文圓潤秀勁、端嚴華麗，在金文中別具壹格。在戰國中晚期，器物崇尚素面，錯金銘文都鑄刻在器物的明顯位置（與商、西周銘文鑄在器物腹內不同），起到了裝飾作用。春秋戰國時，鐵的發明和鐵器的應用，使青銅器上出現了刻的銘文。刻銘筆畫勻稱、勁健，兵器上的刻款字跡草率，也是這壹時期金文書法的又壹特色。春秋戰國時期的金文失去了西周時期金文凝重端嚴、雄奇渾穆的風格，而變得清新秀麗。突出的特征是文字的形體多為縱式，行筆很長，筆法全用玉箸(粗細劃壹的線條)，圓潤柔和，像《功吳王夫差鑒》、《秦公簋》、《齊陳曼□》等，已開秦代小篆的前型。
商代的文字多見於甲骨，西周文字多見於青銅器(吉金)，甲骨文、金文都是以附著之物來命名的。而春秋戰國時期則不同，文字的記事材料更為豐富，字體也更為多樣，已很難再用文字附著的器物來命名。戰國初年的《墨子·非命下》壹書說：“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則是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寫照。
刻石文字：中國古代刻石文字始於何時，尚待考證。雖然夏、商、周三代都有刻石傳世，但都系後代偽造，如《岣嶁碑》、《壇山刻石》等。目前可信者唯有商代《小臣系簋》斷耳銘文、《婦好墓石磬刻文》。著名的石鼓文的年代，仍有很多爭議，現在壹般傾向於是戰國時物。此外在河北平山發現的戰國刻石《河光刻石》有2行19字，是研究戰國刻石書法的珍貴資料。石鼓文是秦國的石刻文字，內容主要是歌頌田原之美和遊獵之盛的四言詩，分別刻在10個鼓形碣石上。石鼓文的字體被認為是屬於籀書系統，是周代金文向秦代小篆過渡的形體。
墨跡：墨跡是研究書法藝術的重要實物。春秋、戰國之際的盟書是目前發現最為豐富和完整的墨跡，如《沁陽玉簡》即是盟書。1966年在山西侯馬，1979年在河南溫縣又發現了大量的盟書。盟誓是春秋時盛行的壹種政治活動，是諸侯或卿大夫通過盟誓儀式，來締結具有壹定制約作用的聯盟。盟書是用朱色或墨色寫在玉片和石片上的，玉石片多呈圭形。盟書上的字，筆畫起筆見方，中肥末銳，筆鋒顯露，用筆粗細有致，率意自然。這些盟書上的字，與《魏正始三體石經》上的古文、宋代郭忠恕《□簡》壹書集錄的字體十分相近。早在原始社會晚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見到了用類似毛筆描繪出的圖案。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從“聿”的字，聿是手執筆的形象。商代甲骨、玉石和陶片上留下的筆寫字跡，都表明中國很早就有了毛筆。然而迄今所見到的最早的毛筆實物是戰國中期在河南信陽、湖南長沙的楚墓中出土的。長沙左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筆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制成。商、周時人們日常書寫應該是用毛筆的。毛筆的彈性能夠表現出線條輕重頓曳的變化，提供了漢字無比豐富的造型，是漢字書寫轉化為藝術的重要因素。
《侯馬盟書》(春秋)
戰國文字：戰國時期，隨著七國割據、各自為政，文字的地方色彩更為濃厚，自春秋晚期就已出現的文字異形的現象。壹個字的寫法，往往齊楚有異，秦燕不同，地域性差別十分明顯。尤其是在竹帛、金石、貨幣、璽印、陶器等上面出現了形式多樣，紛繁復雜的字體。王國維在《史籀篇疏證序》中說：“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指出秦與東方六國文字上的差異。這時東方六國民間通行的文字中卻別有壹種簡略急就的字體，如竹簡、帛書、貨幣、璽印等上的文字，因簡化、訛變而造成的歧異現象空前增加。字形奇詭，寫法草率，嚴謹厚重的書風已不多見了，但東方六國的文字並沒有超越商、西周以來的文字體系，而是壹脈相承。東方六國的文字被稱作六國古文，因容易與商、西周文字混淆，壹般稱為戰國文字。東方六國文字品式多樣，風格不壹，有很高的藝術性。
簡冊：據文獻記載商代就已經有了簡冊。《尚書.多士篇》說周公曾對殷人講過：“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西周和春秋時期也應有竹木簡上記事的方式，因竹木簡易於腐朽，商、西周和春秋時期的簡冊目前尚未發現，而戰國時期的竹簡發現很多。據記載在漢、晉時期就有簡牘的發現。1941年以後在湖北隨縣和江陵、湖南長沙、河南信陽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不少戰國中晚期的竹簡，內容為遣冊、古書和蔔筮記錄。近年來在四川青川縣郝家坪和湖北雲夢縣睡虎地發現了戰國時期的秦木牘和秦簡，使得小篆產生前的秦人書寫的隸書墨跡展現於世。青川木牘和雲夢秦簡上的隸書字形正方、長方、扁方不拘，筆畫肥、瘦、剛、柔，極盡變化。點面有明顯的起伏和波勢，用筆有輕、重、疾、徐的區別，是考證隸書發展的極為珍貴的資料。除了這些秦木牘和秦簡之外，在戰國文字中那些草率急就的字體和秦《高奴禾石權》中也已蘊含著隸書的因素。可見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隸書在流行。篆書從線條轉化為隸書的點畫，不僅豐富了書法的用筆，而且這種新的體勢和風格對以後的漢字和書法的進壹步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帛書：戰國時期還有壹種記事書寫材料是帛書，帛是白色的絲織品，漢代總稱絲織品為帛或繒，或合稱繒帛，所以帛書也名繒書。20世紀30年代在湖南長沙子彈庫壹座楚墓中曾有人盜掘出壹件帛書，年代約為戰國中晚期，是中國目前最早的帛書。帛書上繪有神怪圖和寫有900多字，是壹種數術性質的書（見楚帛書圖像）。春秋時期帛書就已經出現，《國語·越語》有“越王以冊書帛”的話，可見帛書和簡冊在當時是並行使用的。
戰國的竹簡和帛書，都是手寫。這些字的筆畫具有彈性，起止處較尖銳，中間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現了毛筆書寫的特色。這與金文隨形輕重和因接搭凝結的筆畫形態不同，已由遲重變為流美，筆畫和體式也較金文更為簡略。竹簡、帛書是研究戰國楚文字和書法的重要資料。
先秦時代，文字從應用性走向藝術性。這時的書法與文字的變革緊密聯系著，它從稚拙階段漸趨完美，從而奠定了在中國書法史上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