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馬遷：中國古代第壹部紀傳體通史的創始人
司馬遷（前145－前86），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人，西漢史學家，出身累世史官之家，20歲時開始遊歷祖國各地，考察了許多歷史古跡，收集了大量歷史資料，為以後《史記》的創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為西漢太史令，於漢武帝太初元年開始撰寫《史記》。其著史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正當他撰寫《史記》時，天漢二年，因替李陵辯護，被處以腐刑。他忍受屈辱，在獄中發奮著述，終於完成了不朽著作《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包括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130卷。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壹部內容完整、結構周詳的紀傳體通史著作。他所創造的紀傳體史書體裁，成為此後2000年編寫歷代正史的典範。其書內容廣泛，略遠詳近，除了記述政治、軍事、經濟等外，還涉及天文、歷法、禮樂、地理、思想文化、少數民族等情況，真實全面反映了數千年的歷史面貌。並且開創了“論從史出”的治史方法，提倡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撰寫歷史著作。
《史記》貫通文史，實現了史學與文學的高度統壹，奠定了我國古代歷史文學特別是傳記文學的堅實基礎。《史記》不僅被奉為“二十四史”之首，而且被魯迅先生贊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司馬遷秉筆直書的史家精神更是成為歷代史家的典範。
2.許慎：中國古文字學的奠基人
許慎（約58－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東漢著名文字學家、經學家。年輕時師從古文經學大師賈逵，博覽群書，當時經學大師馬融贊他“五經無雙許叔重”，官至太尉南閣祭酒。
自漢字創始至西漢，文字在形體、音韻、字意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此前雖有李斯《倉頡篇》等書記錄文字，但沒有解釋文字含義的著作。當時今文經學盛行，許多儒生以隸書的字形隨意解釋字意，與文字本意不合。許慎認為，只有準確解釋了字形字意，才能正確領會經書的內容，為此，創作了《說文解字》。
《說文》收錄9300余字，異體字1100余字。編撰的體例，是“分別部居”“據形系聯”。收錄的文字以小篆為主，同時把古文附錄其中，然後再把全部文字按照部首加以分類。分出漢字的偏旁部首是許慎的首創，以後的中國字典，絕大多數采用這種方法。
該書運用了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註、假借的六書理論，分析漢字的字形字意，並且在分析形聲、假借以及註明音讀時又涉及字音，從而在文字、音韻、訓詁三方面都有貢獻。至今仍是我們閱讀整理古書尤其是先秦、秦漢典籍時必不可少的工具書，又是研究篆書以前的漢字字體的中介。
3.鄭玄：遍註群經、融合今古文經學
鄭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縣）人，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先師從著名經學博士第五元先，後師從張恭祖。於是，他既熟悉了今文經學，又熟悉了古文經學，後又拜著名的古文經學家馬融為師。
東漢時，今古文經學之間的鬥爭非常激烈，每壹經都有不同的流派，稱為“師法”，又有數家經師，稱為“家法”，令後學者無所適從。鄭玄不專守壹師之說、尊壹家之言，而是打破狹隘的古今門戶之見，博采眾長，兼收並蓄，以古文經說為主，兼采今文經說，以淵博的知識遍註群經。他精通訓詁、校勘，對群書進行考辯，以審定真偽。鄭玄註經，開創性制定出系列的校勘原則，發展了校勘學，把訓詁、考據與闡釋義理很好的結合起來，成為註經的典範。鄭玄的經學使得今古文融為壹體，獨創了新的學派——鄭學。鄭學的出現，使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變化，經學進入了“統壹時代”。
二． 宋元國學大師
1. 鄭樵：又通又專的大師
鄭樵（1104—1162），字漁仲，南宋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著名的文獻學家。他立誌讀遍古今書，到而立之年已經讀遍了東南各地藏書。在經學、禮樂之學、語言學、自然科學、文獻學、史學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他壹生著述宏富，有九大類***八十四種，壹千余卷。流傳下來的只有《爾雅註》、《通誌》等，其中最著名的當屬《通誌》。
《通誌》是壹部“通百家之學”、“集天下之書為壹書”的紀傳體通史，全書二百卷，分本紀十八卷，世家三卷，列傳壹百零八卷，載記八卷，四夷傳七卷，世譜、年譜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約六百萬字，其中最有價值的是《二十略》。鄭樵對《二十略》頗為自負；章學誠也對其推崇備至。
《二十略》是鄭樵用功最深、成就最大、創新性最多的部分，在考據學、目錄學、編撰學、辨偽學、文字學、音韻學上都有獨立見解。如《地理略》深入探討政治地理與自然地理的關系，總結出行政區劃服從於山川形勢的規律，抓住了研究歷史地理的壹條總綱，對後世影響很大，清代考據學家戴震的地理學說即與此有關。
鄭樵是壹個山林儒士，以己之力，畢其壹生，融會天下學術而自成壹家之言，著述千余卷，為古代國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2. 朱熹：發展國學的理性內核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晚號晦翁，別稱紫陽，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歷經南宋四朝，為官時間很短，壹生主要精力集中於學術的研討、傳授和著述。朱熹早年經常涉獵佛道學說，後又專心於儒學的研究。他是程顥、程頤“洛學”的集大成者，後世合稱程朱學派。因他僑居於福建，並長期在此講學，故朱熹之學又稱“閩學”。
朱熹把“天理”視為其思想體系的內核，認為“理”的總體或最高境界是“太極”。他把理和太極看做宇宙的本源、萬物的主宰；同時，把理看做是社會道德規範的源泉，壹切封建秩序和倫理道德，都是理在人間的表現。在人性問題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他把天理、人欲之辯應用於人類社會，形成了“王霸”之辯的歷史觀。
作為學術大師，朱熹對大量的儒家經典進行過整理和義理闡釋，對周敦頤以來的宋學、理學諸家的主要思想資料也進行了研究和整理，為後人探討宋學、理學提供了方便。朱熹的思想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其著作《四書章句集註》在明清時成為讀書人啟蒙的必讀之書，與五經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其他主要著作有《伊洛淵源錄》等。
3. 馬端臨：通釋古代典章制度
馬端臨（1254—1323），字貴輿，號竹洲，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宋元之際著名的歷史學家。馬端臨早年師從朱熹學派的曹涇，深受其影響，宋亡，隱居不仕，歷二十余年專心著述《文獻通考》。後迫於元朝的壓力，出任慈山、柯山書院院長等職。
馬端臨早年就有誌於“綴輯”，準備撰寫歷史巨著，因此，註重學問的積累和材料的收集整理。他認為史學家應當有“會通”的觀點，應當成為融會貫通古今“典章經制”與“理亂興衰”的“通儒”，認為只有通史才能反映朝代更替的歷史規律，因此，他特別推崇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誌》等，而不滿《漢書》。他以《通典》為藍本，積二十余年之功，重修了壹部記述我國歷代典章制度的專著，取名《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包括二十四門，三百八十四卷，其中十九門仿《通典》。其余五門全部由他收集新材料寫成。
《文獻通考》除了記述了上至黃帝下迄宋寧宗的重要政治、經濟改革外，為了抒發亡國之痛，對宋代的典章制度記述最詳細、用功最深，對歷代王朝盛衰的原因論述也較詳。《文獻通考》後，出現了不少續作，如明代的《續文獻通考》等，可見其影響之大。
三． 明清國學大師
1． 顧炎武：讀萬卷書，行萬裏路
顧炎武（1613—1682），原名絳，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江蘇昆山人。因故居有座園林名“亭林”，故後世稱他為亭林先生，是明清之際與黃宗羲、王夫之齊名的傑出學者。
顧炎武早年就確立了經世致用的學術誌向。明亡清興之際，他投入抗清鬥爭之中，抗清失敗，仍與反清力量保持聯系，屢次拒絕朝廷征召，體現了崇高的道德風範與民族氣節。四十五歲後，眼看復明大勢已去，便離開江南，只身北遊，開始了在北方二十五年的輾轉遊歷生涯。足跡遍及山東、河北、山西、陜西各省，考察山川，拜師訪友，搜集圖書，發奮進行學術研究，集中精力撰寫他的代表作《日知錄》。
顧炎武壹生大力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著述十分宏富，流傳下來的近五十種，涉及經學、史學、音韻文字、金石考古學等，取得了卓越成就。《日知錄》為其代表作，薈萃了他平生所學，是開啟壹代學風的巨著。《音學五書》是他的另壹代表作。顧炎武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為數不多的“通儒”之壹，不僅成就了博大的學問，而且具有峻潔的誌趣、崇高的操守，其學問與人格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2.惠棟：考據學的吳派代表
惠棟（1697—1758），字定宇、松崖，江蘇元和（今蘇州市吳縣）人，經學大師，乾嘉考據學“吳派”的代表人物。惠棟繼承家學傳統，博覽群書，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壹生治經以漢儒為宗，以昌明漢學為己任，尤其精通漢代《易》學。
他認為範曄《後漢書》存在不少缺漏遺誤，後世註釋又多錯誤，於是就從《初學記》等各類古籍中，輯錄東漢諸史佚文，將補遺和校註結合起來，撰寫《後漢書補註》，開吳派學者重視史學之先河。又撰寫《松崖筆記》，是壹部集中的綜合考據之作，體現了惠棟長於考證的特點。該書取諸子百家、象緯、六書、訓詁、方言、風俗、姓氏、文字、算數之學，考證經傳及註疏，創獲頗多，為後學者指出了壹條新的治學之路。
惠棟受業弟子中的知名學者有江聲等。王鳴盛、錢大昕、戴震等皆曾從惠棟問學，可見他在當時影響之大。
3.戴震：義理與考據的貫通
戴震（1724—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今安徽休寧縣）人，清代考據學家。自幼勤奮好學，博聞強記。十八歲時就教於著名學者江永，學習經學、聲韻學和天文學。二十二歲時寫成《策算》，二十四歲時寫成《考工記圖》，三十歲到三十三歲之間，寫成著作《屈原賦註》、《詩補傳》、《勾股割圜記》等。三十三歲時入京師，結識王鳴盛等學者。三十四歲時在吏部尚書王安國家做私塾先生，教授其子王念孫。四十壹歲時，段玉裁拜師於他。王念孫、段玉裁是他的兩個最著名弟子，後來都成為大學者。五十壹歲時入四庫全書館任編修。
戴震是清代考據學的集大成者。他在文字、音韻、訓詁、典制、古天文歷算及古地理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上，都成就卓著，創建頗多。他研究整理古籍，以經書為主，從考據入手，註意字意辨析，認為要根據字的“六書”來考察文字在經籍中實際運用的情況。在以字音辨析字義方面的研究上，其精確程度，很少有人能出其右。他主張把義理與考據結合起來，而又以義理為根本。戴震的義理之學，最著名的成果是《原善》與《孟子字意疏證》，通過關鍵字詞的字義疏證，揭示其中的義理。
4.章學誠：經史貫通，獨立思考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號少巖，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清代著名史學家。章學誠博覽群書，拜朱筠為師，並結識了戴震等學界名流，與他們切磋學問，眼界大開。他與世俗不合，不願做官，應朋友之邀，先後在壹些書院講學和編修地方誌。後在湖廣總督畢沅幕中，編修《湖北通誌》等。章學誠數十年奔走大江南北，居無定所，卻孜孜不倦，致力於學術。去世前壹年，仍在修改學術專著《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是章學誠壹生學術思想的結晶，系統論述了古今學術宗旨、源流以及古籍目錄體例。他在書中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發表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如著名的“六經皆史”，打破了儒家經典至高無上的地位。唐代劉知幾提出史家應具備才、學、識，他則強調史家還要具備史德、文德，要求史家端正心術，寫史做到忠於客觀事實，善惡褒貶，務求公正。他認為史家應該戒名利心，學須博而能約。他堅持史學要“經世致用”，反對空談義理的“宋學”和專務考據的“漢學”，反對只知考據的學術。
另外，他撰修過《湖北通誌》等地方誌，撰寫了《方誌略例》等方誌學著作，提出了“誌屬信史”的主張，對地方誌書的性質、源流、作用、體例和編撰方法提出了壹套完整看法，使方誌學成為專門學問。
四． 現代國學大師
1.章太炎：民國時期講論國學的大家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後改名絳，字枚叔，號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師從俞樾研習經學、史學、小學，後又研究佛學和子書。曾被清政府逮捕入獄，獄中三年，鉆研佛學，特別是唯識論和因明學。後在日本和中國各地講論國學，影響很大。
章太炎註重國學的傳授，力主古文經，先後在日本、蘇州講學。著有《國故論衡》、《國學演講錄》，以文言文書寫。在蘇州有國學講習會，從學者七十余人。章太炎治學嚴謹，提倡學有所據，語有確證，廣征材料，以求明辯。
章太炎精通文字、音韻、訓詁學，對於國學的各個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詣。在音韻學上成就尤大。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吸收現代語音學的知識，將其運用到古音韻的研究上，修正了王念孫的古韻分部，定古音為23部，用漢字描寫古韻的音值，確定古聲母為21個，創造《成均圖》，旨在解釋文字的轉註、假借與孳乳現象。
《國故論衡》是其重要著作，胡適認為該書是兩千年來中國可稱得上“著作”的幾部書之壹。《文始》則是我國漢語史上第壹部理論、方法、體例都粗具規模的語源學著作。在經史方面，章太炎對儒家經籍、先秦諸子以及史書都做了大量精深的研究。對清代的考據學，他也進行了詳細的總結，並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主要著述見於《章氏叢書》。
2.劉師培：生命短暫，著述驚人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漢，江蘇儀征人，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出身於壹個有名的經學世家。劉師培少有才名，博覽群書，精通經、史、子、集四部。1917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1919年，與黃侃等成立“國故月刊社”，弘揚國學。
劉師培繼承家學，又兼采揚州諸儒的治學之長，加之西學造詣頗深，使得他的治學視角新穎，視野開闊，學術觀點多有創新。他治學不分漢、宋、古、今，不立門戶，主張治學貴“通”。他對於《左傳》《尚書》《詩經》的研究以及先秦諸子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劉師培生命雖短暫，但著作頗豐，關於經學以及小學22種，論學術及文辭13種，群書校註24種，詩文集4種，學校教本6種，***計74種之多，被稱為“著述之盛，並世所罕見。”
著作主要收錄在《劉申叔先生遺書》。
3.王國維：學貫中西的天才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伯隅，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我國現代著名學者，在史學、文學、美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都成就卓著。
王國維早年學習英文、日文，接觸新學，學習尼采、康德、叔本華等人的西方哲學，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早期主要研究中國戲曲史和詞曲，著有《曲錄》《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等。1913年起，轉治經史之學，專攻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古史地學，對歷代古器物、甲骨金文、漢魏碑刻、漢晉簡牘、敦煌唐寫經、西北地理、殷周秦漢古史和蒙古史等，都有專精的考釋研究，還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工作。1925年任清華研究院教授，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導師”。1927年在北京頤和園投水自盡，給中國知識界留下了深深的遺憾，也留下了難解之謎。
王國維學貫中西，能將西方科學縝密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國學的考據方法有機結合起來，做到了治學嚴謹，考證精湛，並獲得了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見。特別是他首創的以地下史料參訂文獻史料的“二重證據法”，已經成為後人研究古史普遍采用的科學方法。在他的學術成果中，以史學成就最大，郭沫若稱他為近代新史學的開山者。
王國維生前著作六十余種，主要收錄在《靜安文集》《觀堂集林》中。
4.陳寅恪：由西學研究中國古代學術的大師
陳寅恪（1890—1969），江西義寧（今修水）人，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在家庭環境熏陶下，從小廣泛閱讀經、史、子、集各部典籍。曾到日本、德國、瑞士、法國和美國留學，學習西方學術各方面的知識，能閱讀蒙、藏、日、梵、英、法、德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言的文獻。1925年歸國，清華大學改制後，任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後，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等職。1945年應牛津大學之聘，赴英國任教，治療眼疾。1947年返國，任清華大學教授。1948年，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1952年後，任中山大學教授。
陳寅恪國學基礎深厚，又掌握了西方現代的科學研究方法，加之精通多種語言，使他成為學貫中西、學識淵博的學者。其研究領域以史學為主，而又涉及文學、哲學、宗教學、民族學、古文字學等諸多學科。他能充分占有資料，進行深入研究，發前人所未發，貫通古今，融會中西，提出獨到的學術見解。運用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壹些史料進行窮本溯源的確切考證，並在這個基礎上，註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以求得歷史的真相。由於精密而科學的研究方法的運用，他的考證成就超越了乾嘉學者。他對佛經的翻譯、校勘、解釋，對音韻學等課題的研究均卓有建樹。他提出了“敦煌學”的概念，並為此門新學科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部著作，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途徑。他的專著《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是“以詩證史”“詩史互證”的典範。他的博學令人贊嘆。
全部著作收在《陳寅恪集》中。
5.張舜徽：自學成才的博通大師
張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縣（今沅江市）人，著名歷史文獻學家。張舜徽出生在壹個書香世家，在父親的引導下致力於自學，學習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後涉獵經學，奠定了紮實的學術功底。17歲時，出遊巡師訪友，結識了不少通人碩學。
張舜徽在湖南學風的影響下，在國學研究上具備獨特的治學方法和態度。在湖南任教期間，他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讀殿本二十四史，用了整整十年時間，全史校讀完畢，寫了幾十本厚厚的劄記。
憑著深厚的根基，張先生博涉廣營，於經、史、子、集四部之學都有不少創獲。三十歲時，他發表了第壹部專著《廣校讎略》。此後著述不輟，到去世時，專著出版二十多部，***計八百多萬字。
張先生壹生勤於著述，他治學嚴格，遵循國學的路數，以小學、經學為基石，進而博治各部。其中的許多學術成果開壹代學術風氣之先。如《中國古代史籍舉要》是新中國建立後第壹本史籍舉要的著作。全書分門別類對多種史籍做了提要鉤玄的點評，同時指點了讀史門徑和研究方法，多有獨到的真知灼見。
《中國文獻學》是張先生七十歲時的著作。分十二編、六十章，這部書不僅是文獻學史的敘述，也不僅是文獻基本知識的介紹，而重在論證文獻學的範圍和任務，總結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和豐碩成果，闡述歷代校讎學家和清代考證家整理文獻的業績，提出今後整理文獻的重要工作，以及整理文獻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務。這部書開拓了現代廣義歷史文獻學的新路徑，奠定了現代歷史文獻學的理論框架，歷史文獻學這壹學科就是由張先生首倡設立的。
張先生的學術重點在清代，如《清人文集別錄》是壹部敘錄之作；《清人筆記條辨》是《別錄》的姊妹篇；《清儒學記》是壹部有關清代大學者的學術成就的總結之作；《清代揚州學記》對揚州學派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
此外，他對宋代、清代的書籍也是廣泛閱讀，博聞強記。在20世紀，像他這樣博覽群書，特別是對清代文獻下了很深功夫的學者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