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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朝歷代國學大師有哪些人

壹. 漢代國學大師

1.司馬遷:中國古代第壹部紀傳體通史的創始人

司馬遷(前145-前86),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人,西漢史學家,出身累世史官之家,20歲時開始遊歷祖國各地,考察了許多歷史古跡,收集了大量歷史資料,為以後《史記》的創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為西漢太史令,於漢武帝太初元年開始撰寫《史記》。其著史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正當他撰寫《史記》時,天漢二年,因替李陵辯護,被處以腐刑。他忍受屈辱,在獄中發奮著述,終於完成了不朽著作《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包括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130卷。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壹部內容完整、結構周詳的紀傳體通史著作。他所創造的紀傳體史書體裁,成為此後2000年編寫歷代正史的典範。其書內容廣泛,略遠詳近,除了記述政治、軍事、經濟等外,還涉及天文、歷法、禮樂、地理、思想文化、少數民族等情況,真實全面反映了數千年的歷史面貌。並且開創了“論從史出”的治史方法,提倡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撰寫歷史著作。

《史記》貫通文史,實現了史學與文學的高度統壹,奠定了我國古代歷史文學特別是傳記文學的堅實基礎。《史記》不僅被奉為“二十四史”之首,而且被魯迅先生贊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司馬遷秉筆直書的史家精神更是成為歷代史家的典範。

2.許慎:中國古文字學的奠基人

許慎(約58-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東漢著名文字學家、經學家。年輕時師從古文經學大師賈逵,博覽群書,當時經學大師馬融贊他“五經無雙許叔重”,官至太尉南閣祭酒。

自漢字創始至西漢,文字在形體、音韻、字意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此前雖有李斯《倉頡篇》等書記錄文字,但沒有解釋文字含義的著作。當時今文經學盛行,許多儒生以隸書的字形隨意解釋字意,與文字本意不合。許慎認為,只有準確解釋了字形字意,才能正確領會經書的內容,為此,創作了《說文解字》。

《說文》收錄9300余字,異體字1100余字。編撰的體例,是“分別部居”“據形系聯”。收錄的文字以小篆為主,同時把古文附錄其中,然後再把全部文字按照部首加以分類。分出漢字的偏旁部首是許慎的首創,以後的中國字典,絕大多數采用這種方法。

該書運用了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註、假借的六書理論,分析漢字的字形字意,並且在分析形聲、假借以及註明音讀時又涉及字音,從而在文字、音韻、訓詁三方面都有貢獻。至今仍是我們閱讀整理古書尤其是先秦、秦漢典籍時必不可少的工具書,又是研究篆書以前的漢字字體的中介。

3.鄭玄:遍註群經、融合今古文經學

鄭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縣)人,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先師從著名經學博士第五元先,後師從張恭祖。於是,他既熟悉了今文經學,又熟悉了古文經學,後又拜著名的古文經學家馬融為師。

東漢時,今古文經學之間的鬥爭非常激烈,每壹經都有不同的流派,稱為“師法”,又有數家經師,稱為“家法”,令後學者無所適從。鄭玄不專守壹師之說、尊壹家之言,而是打破狹隘的古今門戶之見,博采眾長,兼收並蓄,以古文經說為主,兼采今文經說,以淵博的知識遍註群經。他精通訓詁、校勘,對群書進行考辯,以審定真偽。鄭玄註經,開創性制定出系列的校勘原則,發展了校勘學,把訓詁、考據與闡釋義理很好的結合起來,成為註經的典範。鄭玄的經學使得今古文融為壹體,獨創了新的學派——鄭學。鄭學的出現,使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變化,經學進入了“統壹時代”。

二. 宋元國學大師

1. 鄭樵:又通又專的大師

鄭樵(1104—1162),字漁仲,南宋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著名的文獻學家。他立誌讀遍古今書,到而立之年已經讀遍了東南各地藏書。在經學、禮樂之學、語言學、自然科學、文獻學、史學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他壹生著述宏富,有九大類***八十四種,壹千余卷。流傳下來的只有《爾雅註》、《通誌》等,其中最著名的當屬《通誌》。

《通誌》是壹部“通百家之學”、“集天下之書為壹書”的紀傳體通史,全書二百卷,分本紀十八卷,世家三卷,列傳壹百零八卷,載記八卷,四夷傳七卷,世譜、年譜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約六百萬字,其中最有價值的是《二十略》。鄭樵對《二十略》頗為自負;章學誠也對其推崇備至。

《二十略》是鄭樵用功最深、成就最大、創新性最多的部分,在考據學、目錄學、編撰學、辨偽學、文字學、音韻學上都有獨立見解。如《地理略》深入探討政治地理與自然地理的關系,總結出行政區劃服從於山川形勢的規律,抓住了研究歷史地理的壹條總綱,對後世影響很大,清代考據學家戴震的地理學說即與此有關。

鄭樵是壹個山林儒士,以己之力,畢其壹生,融會天下學術而自成壹家之言,著述千余卷,為古代國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2. 朱熹:發展國學的理性內核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晚號晦翁,別稱紫陽,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歷經南宋四朝,為官時間很短,壹生主要精力集中於學術的研討、傳授和著述。朱熹早年經常涉獵佛道學說,後又專心於儒學的研究。他是程顥、程頤“洛學”的集大成者,後世合稱程朱學派。因他僑居於福建,並長期在此講學,故朱熹之學又稱“閩學”。

朱熹把“天理”視為其思想體系的內核,認為“理”的總體或最高境界是“太極”。他把理和太極看做宇宙的本源、萬物的主宰;同時,把理看做是社會道德規範的源泉,壹切封建秩序和倫理道德,都是理在人間的表現。在人性問題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他把天理、人欲之辯應用於人類社會,形成了“王霸”之辯的歷史觀。

作為學術大師,朱熹對大量的儒家經典進行過整理和義理闡釋,對周敦頤以來的宋學、理學諸家的主要思想資料也進行了研究和整理,為後人探討宋學、理學提供了方便。朱熹的思想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其著作《四書章句集註》在明清時成為讀書人啟蒙的必讀之書,與五經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其他主要著作有《伊洛淵源錄》等。

3. 馬端臨:通釋古代典章制度

馬端臨(1254—1323),字貴輿,號竹洲,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宋元之際著名的歷史學家。馬端臨早年師從朱熹學派的曹涇,深受其影響,宋亡,隱居不仕,歷二十余年專心著述《文獻通考》。後迫於元朝的壓力,出任慈山、柯山書院院長等職。

馬端臨早年就有誌於“綴輯”,準備撰寫歷史巨著,因此,註重學問的積累和材料的收集整理。他認為史學家應當有“會通”的觀點,應當成為融會貫通古今“典章經制”與“理亂興衰”的“通儒”,認為只有通史才能反映朝代更替的歷史規律,因此,他特別推崇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誌》等,而不滿《漢書》。他以《通典》為藍本,積二十余年之功,重修了壹部記述我國歷代典章制度的專著,取名《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包括二十四門,三百八十四卷,其中十九門仿《通典》。其余五門全部由他收集新材料寫成。

《文獻通考》除了記述了上至黃帝下迄宋寧宗的重要政治、經濟改革外,為了抒發亡國之痛,對宋代的典章制度記述最詳細、用功最深,對歷代王朝盛衰的原因論述也較詳。《文獻通考》後,出現了不少續作,如明代的《續文獻通考》等,可見其影響之大。

三. 明清國學大師

1. 顧炎武:讀萬卷書,行萬裏路

顧炎武(1613—1682),原名絳,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江蘇昆山人。因故居有座園林名“亭林”,故後世稱他為亭林先生,是明清之際與黃宗羲、王夫之齊名的傑出學者。

顧炎武早年就確立了經世致用的學術誌向。明亡清興之際,他投入抗清鬥爭之中,抗清失敗,仍與反清力量保持聯系,屢次拒絕朝廷征召,體現了崇高的道德風範與民族氣節。四十五歲後,眼看復明大勢已去,便離開江南,只身北遊,開始了在北方二十五年的輾轉遊歷生涯。足跡遍及山東、河北、山西、陜西各省,考察山川,拜師訪友,搜集圖書,發奮進行學術研究,集中精力撰寫他的代表作《日知錄》。

顧炎武壹生大力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著述十分宏富,流傳下來的近五十種,涉及經學、史學、音韻文字、金石考古學等,取得了卓越成就。《日知錄》為其代表作,薈萃了他平生所學,是開啟壹代學風的巨著。《音學五書》是他的另壹代表作。顧炎武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為數不多的“通儒”之壹,不僅成就了博大的學問,而且具有峻潔的誌趣、崇高的操守,其學問與人格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2.惠棟:考據學的吳派代表

惠棟(1697—1758),字定宇、松崖,江蘇元和(今蘇州市吳縣)人,經學大師,乾嘉考據學“吳派”的代表人物。惠棟繼承家學傳統,博覽群書,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壹生治經以漢儒為宗,以昌明漢學為己任,尤其精通漢代《易》學。

他認為範曄《後漢書》存在不少缺漏遺誤,後世註釋又多錯誤,於是就從《初學記》等各類古籍中,輯錄東漢諸史佚文,將補遺和校註結合起來,撰寫《後漢書補註》,開吳派學者重視史學之先河。又撰寫《松崖筆記》,是壹部集中的綜合考據之作,體現了惠棟長於考證的特點。該書取諸子百家、象緯、六書、訓詁、方言、風俗、姓氏、文字、算數之學,考證經傳及註疏,創獲頗多,為後學者指出了壹條新的治學之路。

惠棟受業弟子中的知名學者有江聲等。王鳴盛、錢大昕、戴震等皆曾從惠棟問學,可見他在當時影響之大。

3.戴震:義理與考據的貫通

戴震(1724—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今安徽休寧縣)人,清代考據學家。自幼勤奮好學,博聞強記。十八歲時就教於著名學者江永,學習經學、聲韻學和天文學。二十二歲時寫成《策算》,二十四歲時寫成《考工記圖》,三十歲到三十三歲之間,寫成著作《屈原賦註》、《詩補傳》、《勾股割圜記》等。三十三歲時入京師,結識王鳴盛等學者。三十四歲時在吏部尚書王安國家做私塾先生,教授其子王念孫。四十壹歲時,段玉裁拜師於他。王念孫、段玉裁是他的兩個最著名弟子,後來都成為大學者。五十壹歲時入四庫全書館任編修。

戴震是清代考據學的集大成者。他在文字、音韻、訓詁、典制、古天文歷算及古地理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上,都成就卓著,創建頗多。他研究整理古籍,以經書為主,從考據入手,註意字意辨析,認為要根據字的“六書”來考察文字在經籍中實際運用的情況。在以字音辨析字義方面的研究上,其精確程度,很少有人能出其右。他主張把義理與考據結合起來,而又以義理為根本。戴震的義理之學,最著名的成果是《原善》與《孟子字意疏證》,通過關鍵字詞的字義疏證,揭示其中的義理。

4.章學誠:經史貫通,獨立思考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號少巖,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清代著名史學家。章學誠博覽群書,拜朱筠為師,並結識了戴震等學界名流,與他們切磋學問,眼界大開。他與世俗不合,不願做官,應朋友之邀,先後在壹些書院講學和編修地方誌。後在湖廣總督畢沅幕中,編修《湖北通誌》等。章學誠數十年奔走大江南北,居無定所,卻孜孜不倦,致力於學術。去世前壹年,仍在修改學術專著《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是章學誠壹生學術思想的結晶,系統論述了古今學術宗旨、源流以及古籍目錄體例。他在書中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發表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如著名的“六經皆史”,打破了儒家經典至高無上的地位。唐代劉知幾提出史家應具備才、學、識,他則強調史家還要具備史德、文德,要求史家端正心術,寫史做到忠於客觀事實,善惡褒貶,務求公正。他認為史家應該戒名利心,學須博而能約。他堅持史學要“經世致用”,反對空談義理的“宋學”和專務考據的“漢學”,反對只知考據的學術。

另外,他撰修過《湖北通誌》等地方誌,撰寫了《方誌略例》等方誌學著作,提出了“誌屬信史”的主張,對地方誌書的性質、源流、作用、體例和編撰方法提出了壹套完整看法,使方誌學成為專門學問。

四. 現代國學大師

1.章太炎:民國時期講論國學的大家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後改名絳,字枚叔,號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師從俞樾研習經學、史學、小學,後又研究佛學和子書。曾被清政府逮捕入獄,獄中三年,鉆研佛學,特別是唯識論和因明學。後在日本和中國各地講論國學,影響很大。

章太炎註重國學的傳授,力主古文經,先後在日本、蘇州講學。著有《國故論衡》、《國學演講錄》,以文言文書寫。在蘇州有國學講習會,從學者七十余人。章太炎治學嚴謹,提倡學有所據,語有確證,廣征材料,以求明辯。

章太炎精通文字、音韻、訓詁學,對於國學的各個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詣。在音韻學上成就尤大。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吸收現代語音學的知識,將其運用到古音韻的研究上,修正了王念孫的古韻分部,定古音為23部,用漢字描寫古韻的音值,確定古聲母為21個,創造《成均圖》,旨在解釋文字的轉註、假借與孳乳現象。

《國故論衡》是其重要著作,胡適認為該書是兩千年來中國可稱得上“著作”的幾部書之壹。《文始》則是我國漢語史上第壹部理論、方法、體例都粗具規模的語源學著作。在經史方面,章太炎對儒家經籍、先秦諸子以及史書都做了大量精深的研究。對清代的考據學,他也進行了詳細的總結,並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主要著述見於《章氏叢書》。

2.劉師培:生命短暫,著述驚人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漢,江蘇儀征人,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出身於壹個有名的經學世家。劉師培少有才名,博覽群書,精通經、史、子、集四部。1917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1919年,與黃侃等成立“國故月刊社”,弘揚國學。

劉師培繼承家學,又兼采揚州諸儒的治學之長,加之西學造詣頗深,使得他的治學視角新穎,視野開闊,學術觀點多有創新。他治學不分漢、宋、古、今,不立門戶,主張治學貴“通”。他對於《左傳》《尚書》《詩經》的研究以及先秦諸子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劉師培生命雖短暫,但著作頗豐,關於經學以及小學22種,論學術及文辭13種,群書校註24種,詩文集4種,學校教本6種,***計74種之多,被稱為“著述之盛,並世所罕見。”

著作主要收錄在《劉申叔先生遺書》。

3.王國維:學貫中西的天才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伯隅,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我國現代著名學者,在史學、文學、美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都成就卓著。

王國維早年學習英文、日文,接觸新學,學習尼采、康德、叔本華等人的西方哲學,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早期主要研究中國戲曲史和詞曲,著有《曲錄》《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等。1913年起,轉治經史之學,專攻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古史地學,對歷代古器物、甲骨金文、漢魏碑刻、漢晉簡牘、敦煌唐寫經、西北地理、殷周秦漢古史和蒙古史等,都有專精的考釋研究,還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工作。1925年任清華研究院教授,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導師”。1927年在北京頤和園投水自盡,給中國知識界留下了深深的遺憾,也留下了難解之謎。

王國維學貫中西,能將西方科學縝密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國學的考據方法有機結合起來,做到了治學嚴謹,考證精湛,並獲得了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見。特別是他首創的以地下史料參訂文獻史料的“二重證據法”,已經成為後人研究古史普遍采用的科學方法。在他的學術成果中,以史學成就最大,郭沫若稱他為近代新史學的開山者。

王國維生前著作六十余種,主要收錄在《靜安文集》《觀堂集林》中。

4.陳寅恪:由西學研究中國古代學術的大師

陳寅恪(1890—1969),江西義寧(今修水)人,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在家庭環境熏陶下,從小廣泛閱讀經、史、子、集各部典籍。曾到日本、德國、瑞士、法國和美國留學,學習西方學術各方面的知識,能閱讀蒙、藏、日、梵、英、法、德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言的文獻。1925年歸國,清華大學改制後,任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後,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等職。1945年應牛津大學之聘,赴英國任教,治療眼疾。1947年返國,任清華大學教授。1948年,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1952年後,任中山大學教授。

陳寅恪國學基礎深厚,又掌握了西方現代的科學研究方法,加之精通多種語言,使他成為學貫中西、學識淵博的學者。其研究領域以史學為主,而又涉及文學、哲學、宗教學、民族學、古文字學等諸多學科。他能充分占有資料,進行深入研究,發前人所未發,貫通古今,融會中西,提出獨到的學術見解。運用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壹些史料進行窮本溯源的確切考證,並在這個基礎上,註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以求得歷史的真相。由於精密而科學的研究方法的運用,他的考證成就超越了乾嘉學者。他對佛經的翻譯、校勘、解釋,對音韻學等課題的研究均卓有建樹。他提出了“敦煌學”的概念,並為此門新學科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部著作,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途徑。他的專著《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是“以詩證史”“詩史互證”的典範。他的博學令人贊嘆。

全部著作收在《陳寅恪集》中。

5.張舜徽:自學成才的博通大師

張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縣(今沅江市)人,著名歷史文獻學家。張舜徽出生在壹個書香世家,在父親的引導下致力於自學,學習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後涉獵經學,奠定了紮實的學術功底。17歲時,出遊巡師訪友,結識了不少通人碩學。

張舜徽在湖南學風的影響下,在國學研究上具備獨特的治學方法和態度。在湖南任教期間,他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讀殿本二十四史,用了整整十年時間,全史校讀完畢,寫了幾十本厚厚的劄記。

憑著深厚的根基,張先生博涉廣營,於經、史、子、集四部之學都有不少創獲。三十歲時,他發表了第壹部專著《廣校讎略》。此後著述不輟,到去世時,專著出版二十多部,***計八百多萬字。

張先生壹生勤於著述,他治學嚴格,遵循國學的路數,以小學、經學為基石,進而博治各部。其中的許多學術成果開壹代學術風氣之先。如《中國古代史籍舉要》是新中國建立後第壹本史籍舉要的著作。全書分門別類對多種史籍做了提要鉤玄的點評,同時指點了讀史門徑和研究方法,多有獨到的真知灼見。

《中國文獻學》是張先生七十歲時的著作。分十二編、六十章,這部書不僅是文獻學史的敘述,也不僅是文獻基本知識的介紹,而重在論證文獻學的範圍和任務,總結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和豐碩成果,闡述歷代校讎學家和清代考證家整理文獻的業績,提出今後整理文獻的重要工作,以及整理文獻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務。這部書開拓了現代廣義歷史文獻學的新路徑,奠定了現代歷史文獻學的理論框架,歷史文獻學這壹學科就是由張先生首倡設立的。

張先生的學術重點在清代,如《清人文集別錄》是壹部敘錄之作;《清人筆記條辨》是《別錄》的姊妹篇;《清儒學記》是壹部有關清代大學者的學術成就的總結之作;《清代揚州學記》對揚州學派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

此外,他對宋代、清代的書籍也是廣泛閱讀,博聞強記。在20世紀,像他這樣博覽群書,特別是對清代文獻下了很深功夫的學者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