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洋人舊事：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外國人》
來到廣州後，馬禮遜馬上就學到了壹個新的中文詞兒——“嘉慶”，這是當朝皇帝的年號，但是對於馬禮遜來說，選擇嘉慶十二年這個沈悶而敏感的年份來中國傳教，並不是壹件值得嘉許和慶幸的事情。因為有清以來，朝廷閉關鎖國，不僅嚴格禁教，而且不準來華的外國人四處走動，雍正皇帝就曾諭令：“各省西人，除應到京效力者外，余俱安置澳門”。“安置”在澳門的，都是從事貿易活動的西洋商人，規定只有在每年9月到來年3月允許外國商船在廣州靠岸易貨，其余時間概不準登陸。到了嘉慶朝，又對英美等國網開壹面，準許他們在珠江碼頭附近開立商號，坐地買賣。
時人繪制的廣州風景畫。馬禮遜是英國人，從倫敦到廣州來，為什麽要繞道紐約搭乘美國商船，並棲身於美國洋行呢？這要從東印度公司說起。該公司成立於1600年，是英國政府開拓印度和遠東貿易的主要殖民機構，從乾隆年起在澳門設立分號與中國進行壟斷貿易，並代行其他事務。東印度公司為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避免招惹中國官府，不願意在商船上搭乘壹個傳教士來華；而美國的船長卻不像英國大班那麽刻板，他們覺得把馬禮遜這樣壹個冒險家式的人物送到中國並藏匿起來，反而是壹件十分刺激的事。
倫敦傳教會早有先見之明，他們並不指望僅派馬禮遜到中國，他獨自壹人就能闖下壹個基督的天下；在臨行前的話別儀式上，教會的壹名董事明確地告訴馬禮遜，到了中國後，傳教不是他的首要任務。“首要任務”是什麽呢？上船前，他得到了由教會的司庫約瑟·哈德凱斯爾和書記約翰·伯德簽署的兩份正式文件，壹份是給海外傳教士的“基督徒告誡書”，內容是例行的激勵和提醒，壹份則是“書面指示”，裏面說：
我們有必要完全授權給妳，在各種情況下憑借自己的智慧和判斷方便行事。願上帝保佑妳，使妳能將在英國學到的知識傳授給中國人……妳也可以教中國人英文，使他們能夠與陸續前往中國居住或訪問的英國人直接交流。
我們相信妳有辦法長期居留在廣州，壹直到妳完全學會中文。妳的目標是做下列對世界廣泛有益的事：壹是編纂壹部中文字典，要超過以前任何這類字典；二是把聖經翻譯成中文，讓世界三分之壹的人口能夠直接閱讀中文聖經。
馬禮遜知道，要完成這個目標，就必須想辦法在廣州住下來，並盡快學會漢語。但是，中國朝廷不僅禁止外國傳教士在沿海上岸並進入內地，也不準在華經商的洋人學習中文，更不許中國人教洋人說漢語，違者是要殺頭的；如是外國人，輕則驅逐出境，重則招來牢獄之災。雍正年間就曾有壹個叫詹姆斯·弗林的英國船長，因為雇使徽商給皇帝寫告狀信而在澳門被監禁了三年，還有壹個懂中國話、敢跟廣州官府叫板的法國神甫羅德果裏也被關押多年。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標記。該公司成立於1600年，專營印度和遠東地區貿易；1760年開始在澳門開展中國貿易，後在廣州設立商行，直到1834年英國政府取消其貿易壟斷權，直接派遣商務監督。眼下，靠著英美朋友們所寫的介紹信，他暫時住進了美國商行裏，與壹個叫米爾納的低級職員同居壹室，不僅要分擔房租，而且只給他三個月租期。“他們不考慮三個月之後我該怎麽辦，我希望以後能找到另外的地方安頓下來，但求上帝能感動某些人願意收留我”。他在日記裏這樣抱怨道。至於學習漢語，則是由英國商行出面請到了壹個叫容阿沛的山西商人，教他北京官話。
看來，在倫敦刻苦用功時打下的基礎對馬禮遜入門漢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當年秋天，他向教會報告說，他已可以用所學到的中文和商行裏的中國仆人進行簡單的交談了，只是“仆人多來自鄉下，發音很粗，很難聽懂”，而且中國的窮人太多，也不識字，官員們也聽不懂本地人所講的方言，“他們必須聽得懂我講的官話和所寫的中文，我才能將基督的福音傳給他們”。為了掌握標準的中文，他托人搞到了***有32冊的新版《康熙字典》，“用這個辦法，我可以學到許多新的中文字”。
雖然學習中文有了進展，但令馬禮遜發愁的是如何獲得合法身份，在廣州長期居住下去。與米爾納同居壹室並不是壹件愉快的事，1808年1月的第壹個禮拜天，馬禮遜給美國商行裏的人發了通知，邀請他們到他的住處壹同舉行壹次宗教禮拜，但是沒有人響應。“我很難過，”他在日記裏寫道，“他們並無意要聽福音，他們以現狀為滿足。”聽眾只有米爾納壹人，“他壹直留在房間裏聽我念經文，壹起禱告之後才離開”。但是沒幾天，以三個月租期已滿，馬禮遜被通知必須搬家了。
顛沛的日子看來是遙遙無期。靠人幫忙，他在法國商行找到了壹個不壞的住處，有壹間臥室和壹間書房，算是又壹次落下了腳。既然生存條件艱苦，馬禮遜為何對住處如此苛求呢？他在給倫敦傳教會壹位董事報告自己在廣州費用情況的信中說：“如果只租壹個房間，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非常不便的。中國人會到我房間裏來問話，他們不敲門就會突然進來，所以我不能把我的書籍等物攤在那裏，當然更不能讓他們知道我來廣州的主要目的是什麽。這是不行的。”
這期間馬禮遜的日記裏，每天寥寥數行，盡記載讀書情形，足見其刻苦勤奮。如1月7日：“我現在覺得自己讀中文已經太過於勤奮了，坐在桌旁，要按照中國人寫字的姿勢練習寫中文字，這是我所沒有經歷過的，弄得我的兩側肩膀非常疼痛”；4月11日：“今天我頭痛得非常厲害，不得不停止讀書，到床上躺下。”
這年春天他給父親的幾封信中，也多談論學習漢語的進展：“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專註於學習中文，只有學會了中文，我才能做聖工”；“我在室內讀書時間太久，造成身體不舒服，於是我放松了壹點，不再過度用功，才逐漸復原”；“我已經開始每天都在致力於編纂壹部《英華字典》的工作中，字典裏的內容是在我學習中文的過程中陸續積累的，這必須要用很長時間和毅力來完成。”
由於在廣州居住房租昂貴，而倫敦傳教會提供的經費不足，馬禮遜的生活很快陷入了拮據中。不僅無法保證壹日三餐，而且食品非常單調，“早上只吃壹點面包和喝壹些茶，晚上只吃壹小塊牛肉加米飯並喝壹些茶”；再加上氣候不適應，又處於半隱居狀態，每天閉門讀書，足不出戶，他的健康每況愈下，最後虛弱得幾乎不能在自己的房間裏走動。
沒有錢，沒有朋友，也沒有合法的身份。他的日記裏開始頻頻出沒“抑郁”、“孤獨”和“沮喪”這樣的字眼。
而禍不單行，10月份，由於中英雙方發生貿易沖突，官府下令所有在廣州的英國人離境，馬禮遜不得不帶著行李和書籍登上壹艘英國船，在那裏暫住了十幾天。在船上，東印度公司的皮爾遜醫生為他檢查了身體，建議他找壹個氣候宜人的地方恢復健康。
由於官府的禁令遲遲未解除，他決定到隔海相望的澳門島去碰碰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