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成立的世界書局，壹開始還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書局，是以出版通俗圖書，供小市民階層閱讀而發展起來的。1924年才開始出版教科書，被同業和社會認可。在當時，似乎只有出版“正宗”的教科書，才夠得上是“正宗”的書局，就像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否則在同業中是排不上號的。從那時起，世界書局才躋身於書業的第三位，僅次於“商務”和“中華”。
世界書局的開創與發展，離不開壹個人，那就是紹興人沈知方。沈除了精明，還有著大氣魄。17歲時，他就在余姚壹家舊書店當學徒，1900年被商務印書館的夏瑞芳看中，職務被聘為“幹事”，實際上只不過是個“跑街”角色。沈知方就是從最底層的“跑街”做起，在積累經驗之後，自己曾創辦了幾家小型的書局。但是，他仍不滿足，壹直在尋找機會，想大顯身手。在辛亥革命前夕，善於洞察時勢的沈知方早就預感到辛亥革命會成功，便暗地與陸費逵等人，秘密編輯為即將建立的中華民國準備新教科書。革命壹成功，就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初，沈知方也便創辦了中華書局，並陸續推出了適應形勢的新教科書，結果暢銷壹時，聲名大振。沈知方十分敏感地意識到，“世界”這壹名稱有著全球的意思，比起“中華”乃壹國的範圍要大得多，更具有包容性。於是，他便放棄其他名稱，從此只用世界書局的名義出版書籍，世界書局的出版標記也便應運而生。其出版標記是壹只非常直觀的圓形地球，喻示“世界”，地球四周環繞雲彩，正中豎寫著“世界”兩字。出版標記設計得很簡潔，卻有著壹種飄浮於天際的豪邁感，這大概也是沈知方所向往並追求的壹種境界。
世界書局出版標記的誕生，是與沈知方理想的實現緊緊相連的，壹開始從底層於微弱之中起步，經過曲折坎坷，居然在出版投機類書籍的過程中，得到了“歪打正著”的結果，這也是沈知方始料未及的。“世界”之名，似乎成了沈知方的“護身符”。再加上他的經營頭腦、懂行、技巧以及人緣，更主要的是他了解當時讀者的閱讀需求，能在讀者還未感悟時，新的出版物已經擺在了讀者的面前。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迎合小市民的5種鴛鴦蝴蝶派的消閑性刊物，如李涵秋、張雲石主編的旬刊《快遊》，嚴獨鶴、施濟群主編的周刊《紅雜誌》，嚴獨鶴、趙苕狂主編的周刊《紅玫瑰》，江紅蕉主編的月刊《家庭雜誌》，施濟群、程小青主編的半月刊《偵探世界》，這些雜誌很受小市民的歡迎。
沈知方雖然有著多方面的才能，但畢竟也有“失足”之時……最後，只好被民國四元老之壹的李石曾所代表的官僚資本侵入世界書局，從而控制了書局。此時，沈知方也知“命數”將盡，只好辭去經理壹職，改任監事，而讓位於陸高誼。之後，沈知方再也無處可施展才華了。只好自己開了家啟明書店，由其次子任經理。另外還自辟“粹芬閣”藏書室，聊以自慰。
從成長到衰落
世界書局自1921年成立股份公司起，到1950年被政府接管止，在近30年的經營歲月裏，走過了壹段自初創幼稚，到發展興盛，到保守艱難，最終混亂衰落的歷程。它的消長成敗，反映了近現代中國民營企業在競爭中銳意求生，又在紛擾時局中歸於黯淡的命運。縱觀世界書局的歷程，按其主持人的不同，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下文將略述之。
自由競爭、成長興盛階段(1921～1933年)
世界書局的創始人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紹興人，1897年16歲時在紹興奎照樓書坊當學徒，1898年在余姚玉海樓書坊，1899年到上海進廣益書局，1900年由夏粹芳招入商務印書館，1901年改入樂群書局，因出教科書侵害商務版權，樂群被訴失敗，1902年復入商務，擔任營業職務。十幾年學徒生涯的經驗積累，使年輕的沈知方具有精明的商業頭腦和敏銳的洞察力。當時正值晚清大廈將傾、革命風雨呼之欲來之際，沈知方和陸費逵等人審時度勢，與戴克敦、陳協恭等人私下組織編寫新教材，並著手籌備中華書局。1912年元旦隨著中華民國的成立，中華書局應運而生，發行新編的《中華教科書》，成為壹時之盛。沈氏在中華出任副經理，主管營業和進貨，後因用公款大量購紙投機失敗，使中華書局陷入困境，加之當時建設廠房、添置設備耗資過大，以致資金周轉不靈，至1917年瀕於倒閉。沈知方因債務糾葛不得不離開中華，另謀生路。1917年，沈氏在上海重操舊業，以3000元資本在上海閘北義品裏及福州路青蓮閣茶館對面弄內其昌旅館租壹房間，作為營業基地。所出版的圖書，比較正規的，用廣文書局名稱；屬於投機的，用世界書局或中國第壹書局名稱，因自己無門面，委托大東書局代為發行。後因用“世界”名稱的書銷路最好，故只用“世界”壹名，不用另兩個名稱了。沈知方個人辦的世界書局(包括用廣文書局、中國第壹書局之名出的書)在1917至1920年之間，營業逐年增加，資金不夠運用，沈氏乃於1921年夏季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福州路山東路西首懷遠裏內，並在懷遠裏口租得店面，漆成紅色，號稱紅屋，頗受世人註目。其時該書局已出版書籍二百數十種(包括用廣文書局、中國第壹書局名稱的)，並經售其他書籍，用廉價贈品方法，大事宣傳，壹時營業鼎盛。1921年至1923年間，全局***有職工壹百余人，並設編輯所、印刷廠於閘北香山路及虬江路，又設分局於廣州、北京、漢口、奉天等處。改組公司時資本為銀幣25000元，選出董事沈知方等五人，監察兩人，其中壹人是廣益書局老板，其他均為紙號老板，可見沈氏在聚資方面是有其手腕的。業務負責人為總經理沈知方，下設營業部、信托部、會計部、分局事務部、門市部、批發部、函購部及編輯所、印刷廠，各部門有專人負責，可謂規模初具。
世界書局創業之初，勢單力薄，賺錢立足是其第壹要旨，故最早壹二年的出版物，多是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的社會新聞報道、禮拜六派的哀情小說、武俠黑幕小說和迷信命運等書。隨後又出版了壹批文白對照的《古文觀止》、《論語》、《孟子》、學生作文、尺牘範本、社會人士所用的公文程式等書，以適應五四運動後提倡白話文的需要，極為學生界所歡迎。此外還出版了壹些當時名人的傳記，如《孫中山全傳》、《模範軍人馮玉祥》、《當代名人軼事》等，銷路均佳，因借此起家。當時世界書局設的編輯所，從1921年開始到1937年結束，以編輯教科書和工具書為主，並輯註壹些古書，而其他書都在局外組稿，其中以通俗小說的影響最為廣泛。這些通俗小說主要指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及武俠、偵探小說，其中壹部分是將舊說部加以整理，用新式標點排印，硬面洋裝，廉價發售；另壹部分是特約撰寫章回體的作家，如嚴獨鶴、不肖生、施濟群、江紅蕉、王西神、程小青、李涵秋等，出版長篇小說，這其中如張恨水的社會言情小說(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落霞孤鶩》、《滿江紅》、《美人恩》)、不肖生的武俠小說(如《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程小青的偵探小說(如《福爾摩斯探案全集》、《霍桑探案》)等，經竭力宣傳，風行國內外，暢銷多年。在出書的同時，世界書局也出版了大批定期刊物，以配合宣傳，擴大影響。早期發行的，分別有嚴獨鶴、張濟群主編的《紅雜誌》(周刊)，李涵秋主編的《快活》(旬刊)，嚴獨鶴、趙苕狂主編的《紅玫瑰》(周刊)，江紅蕉主編的《家庭雜誌》(月刊)，張濟群、程小青主編的《偵探世界》(半月刊)等五種。這五種刊物，都是深受小市民階層喜愛的鴛鴦蝴蝶派刊物，除刊登短篇小說外，必有長篇小說二三種，每期連載，猶如連臺本戲。長篇小說先在刊物上分期發表，刊完後又出單行本，這樣互促互銷，影響較遠。就拿張恨水的長篇小說來說吧，不僅為當年城鎮青年男女所愛讀，即如魯迅先生，也每種購來寄給其母親閱讀[1]。
民國初年，教科書市場幾為中華、商務所獨占。沈知方自然不會放過這壹巨大的潛在市場，1924年，世界書局開始出版小學教科書。其時除廣東已有孫中山的革命政權外，其他省區尚處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出版教科書須送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審定，這在發行推銷上才有號召力和合法性。世界書局為了易達審定的目的起見，請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仁源為教科書審訂人，在教科書上刊用他的姓名，並獲得當時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如馬鄰翼、黎錦熙等的贊助，所以向北洋政府教育部送審時，得到了許多方便。這是最早出版新學制教科書的事。由於世界書局出版教科書，改變了商務、中華兩家壟斷局面，成為三家競爭之勢，從而使教科書內容不斷有所革新，售價也比較低廉，這是當時教育界和社會公認的。
1924年第壹次國***合作後，孫中山在廣東領導革命軍醞釀發動北伐戰爭，世界書局鑒於大革命形勢為全國人心所向，由廣州分局搜集宣傳性小冊子，分批寄到上海編輯加工後，用廣州世界書局名義大量出版，如《全民政治問答》、《農民協會問答》、《不平等條約問答》、《三民主義淺說》等書，隨著北伐軍的進展，首先發行於南方各省。世界書局之所以在北伐軍尚未到達長江流域和上海之前，即膽敢出版配合大革命的宣傳書籍，壹是沈知方的商人本性，覺得出這類書可名利雙收；二是總機構在租界，可依賴租界作護符。北伐勝利後，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世界書局除改編小學教科書、增出初高中教科書外，並註重壹般新書的出版。其中由徐蔚南主編的《ABC叢書》壹百余種，有沈雁冰、楊賢江、陳望道、夏丏尊、洪深等進步作家撰稿，曾風行壹時。其時沈雁冰、楊賢江因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而流亡日本，生活不能自持，世界書局由徐蔚南經手接受了兩人書稿14種，解除了進步文化界人士壹時之憂，被傳為書壇佳話。這正是世界書局成長興盛、蒸蒸日上的時期。
***赴國難、勉力維持階段(1934～1945年)
1931年東北淪陷於日本侵略軍的鐵蹄之下，1932年日軍侵犯上海，世界書局的虹口大連灣路總廠因在日軍控制區域內，總管理處、編輯所暫遷福州路發行所內辦公，印刷廠停工。國難當頭，進步文化界人士為抗日禦侮奮力疾呼，世界書局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1931年，世界書局出版的《世界雜誌》第2卷第5期上，登出馬伯相所寫《為日禍敬告國人》壹文，號召***赴國難，抵抗暴日，並刊印了日寇侵略的照片，隨後又出版了《日軍侵略滿蒙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各國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等書，吹響了抗日禦侮的號角。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8月上海地區抗戰開始，世界書局總廠被日軍占領作為軍營，廠內財物損失巨大。大批教科書被沒收，送回造紙廠回爐作原料；經史子集國學名著、小說名著等被劫往日本；書籍的金屬品底版被熔作軍火，其中如影印的《十三經註疏》、《銅版康熙字典》、《資治通鑒》、《史記》、《漢書》、《三國誌》等鋅銅版被毀。淪陷期內，日偽找到已退居幕後的沈知方，要求沈知方合作，遭其斷然拒絕，致為日偽所恨，1938年11月日軍把定時炸彈攜入當時公***租界福州路世界書局發行所內，炸彈爆炸，職員壹死壹傷。當時沈知方還在病中，遂預立遺囑，有“近遭國難，不為利誘，不為威脅”等句，體現了其民族氣節，次年9月沈氏病逝。
這壹時期世界書局的主持人是陸高誼。陸高誼生於1898年，浙江紹興人，1924年畢業於之江大學中文系，曾任河南第壹女子師範校長、之江大學附中校長。1933年入世界書局，先任總管理處秘書，後任經理，迨1934年沈知方辭去總經理職務後，陸高誼乃總攬全局。陸氏與沈知方原無淵源，之所以能進世界書局，是得了林漢達的介紹。林漢達與陸高誼是杭州之江大學同學，抗日戰爭前，林漢達任世界書局英文編輯部主任和出版部主任等職。1933年間，沈知方原有秘書病故，要林漢達擔任秘書職務。林漢達乃壹介書生，長於編輯寫稿和教書，不願搞行政工作，便將同學陸高誼推薦給沈。陸進世界書局後，先任總管理處秘書，很快體現了其行政管理和交際應酬之才，不久升任經理。
世界書局中期所出之書，以林漢達主編的英文文學讀本最多，影響也最大。如《華文詳註英文文學讀本》、《世界近代英文名著集》兩套，其中有金仲華註釋的《安徒生童話選》、《漫瑯蘭斯科》等。另有林漢達等主編的《英漢漢英兩用辭典》、《世界標準英漢辭典》等工具書較為暢銷，這些都為西方文學的傳入起了中介作用。抗戰以前，世界書局出版了大量經史子集古書，影印的《十三經註疏》、《經籍纂詁》、《說文解字段註》、《資治通鑒》、《諸子集成》等，選用善本加圈點，或加校勘記，或加評述，變線裝為平裝普及本，大受歡迎。陸高誼還積極靠近壹些進步文化人及民主人士，出版了《中學活用課本》壹套、《新五四運動叢刊》數冊，以及胡山源撰《明季忠義叢刊》五冊，裴小楚主編《青年自學叢書》壹套，鄭振鐸、王任叔、孔另境主編《大時代文藝叢書》壹套，孔另境主編《劇本叢刊》五集、蘇信譯《俄國名劇叢刊》壹套、賀之才譯《羅曼羅蘭戲劇叢書》壹套、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等。這些圖書，或趨向進步，或灌輸民族抗戰意識，或雖是古典文藝而質量較好，這在抗戰期間孤島時期的上海，是有壹定積極性的。在抗戰期間，還有陳鶴琴主編的《拉丁化新文字圖畫課本》二十余冊，林叠肯(林漢達的筆名)主編的《拉丁化新文字叢書》十余種，如《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國語拼音課本》及《連寫字型註調分部國語拼音詞匯》等，這些書是進步的，為中國文字改革提供了研究資料。
然而，世界書局畢竟是個民營企業，不論由誰主持，趨時附勢、出書賺錢是其主旨，因而在其中期也出了壹些不好的書，如墨索裏尼、希特勒的傳記等。當時國民黨的壹些政客為迎合蔣介石的心理，對其所崇拜的清代曾國藩的著作匯編成《曾文正公全集》，幾乎人手壹編，世界書局印行此書，銷路頗佳。此外，還出版過所謂《青年成功叢書》，灌輸個人主義的人生哲學。又接受三青團所編的《蔣主席青年問題言論集》，為蔣介石反動思想張目，影響極壞。
官僚資本入侵、日趨衰落階段(1946～1949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正式投降，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勝利。歷經戰爭磨難的中國人民希望爭取和平、休養生息，然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背信棄義，撕毀與中國***產黨的合同，發動了反***反人民的內戰。從1946年到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終於取得了勝利。以此為轉折，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也開始有了根本變化。
1945年7月，世界書局總經理陸高誼辭職離滬，由陸仲良代理。不久抗戰期間退入內地形同虛設的舊董事會復員回滬，抗戰期間在上海選出的董事會取消。舊董事會復選名單為董事張靜江、杜月笙、錢新之、陸高誼、崔竹溪、李書華、陸仲良、陳和銑、胡天石、魏炳榮，監察人吳稚暉、李麟玉、齊雲青。1946年1月起，李石曾為總經理，李鴻球為經理，幾乎都是李石曾集團的人。李氏集團帶來大量資本，股份約占全部股份的壹半。李石曾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之職，抗戰期間從事外事活動，1948年被聘為總統府資政。官僚資本的入侵，使世界書局最終走進壹條死胡同，最後被人民接管。
世界書局後期***出書計292種，其中1946年72種，1947年57種，1948年109種，1949年54種，另外還有大量再版重印書。其中較為暢銷的，有《英漢四用辭典》。該書在香港印刷，運到內地裝訂銷售。之所以在香港印制，是因當時海關稅則規定，進口紙張須征稅，進口書籍和印刷圖文而尚未訂成書籍的書頁則可免稅。世界書局為減輕印制成本，於1947年冬，派員前往香港委托嘉華印刷公司印制《英漢四用辭典》壹書，在1948年內印成數萬部書頁，運滬裝訂成書。此書當時極為暢銷，大學生幾乎人手壹冊，壹些同行則儲存此書作為避免偽幣貶值損失的手段，世界書局賴此獲利不少。1947年楊家駱主編的《四庫全書學典》出版，該書乃《四庫大辭典》的改編本，書前有李石曾所作英文序。該書第壹次從整個世界整個知識體系來觀察《四庫全書》，將《四庫全書》與18世紀法國狄德羅編撰的《百科全書》相提並論，在世界文化的寬宏背景上，對《四庫全書》及其《總目》進行整理爬梳，為傳播中華學術、加強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該書在外國各大圖書館都有贈品收藏。1947年世界書局還出版了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3輯***27種，這是中國第壹次較全面地譯介莎翁的作品，在全世界引起轟動，而朱生豪本人就是世界書局的職員，由於抗戰，回老家從事翻譯工作，靠世界書局按時支付的稿酬維持生活。當時敵偽統治區物價暴漲，區區稿酬難以維持生活，條件極其艱苦，朱生豪不顧貧病的煎熬，直到病逝之前，始終專心壹誌，堅持譯作，為世人留下莎劇譯本31種，僅余歷史劇6種未譯。朱譯莎劇，到1950年收集在《莎士比亞全集》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們今天依然可以從那明白曉暢的文字中領略到翻譯家朱生豪的風采。
世界書局後期還出版了壹些質量較好的書，如畢修勺譯的《左拉小說選集》，中華兒童教育社馬客談、李清悚主編的《少年科學文庫》，李熙謀主編的《少年應用科學叢書》等。當時由世界出版協社[2]編輯的《世界月刊》、《世界農村月刊》、《世界交通月刊》等，也交世界書局印刷發行，其中為《世界月刊》寫稿的，有巴金、曹未風、沈尹默、趙景深、朱洗、傅抱石、謝冰心等在當時文化界有壹定影響的人。
由於官僚資本的入侵，世界書局後期所出各書，不少是為國民黨反動派張目的。
三足鼎立
世界書局先由沈知方個人經營，到1921年才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初期為賺錢計，以出版壹些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的社會新聞報道、言情小說、武俠小說為主，在世人心目中沒有什麽地位。1924年出版教科書以後，社會影響和經濟實力急劇增長，逐漸成為繼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之後第三大中國民營出版業。這裏不妨從人力、財力、組織機構、生產設備、出版品種等方面略加比較。
以人力財力言 世界書局創辦人沈知方原是商務印書館早期高級職員，辛亥革命時又與陸費逵合作創辦中華書局，直到1917年脫離中華另立世界書局。沈知方由晚清舊式書店學徒的出身，轉入新式書業，成為資本主義的出版家，離不開商務、中華對他的栽培和鍛煉。就在1921年世界書局改組時，沈氏還先後挖用了不少商務、中華的職員以壯大自己的實力。這些人員大都在業務上有些長處，為草創伊始的世界書局立下了汗馬之功。可以說，世界書局創立之初，上到總經理，下到各部門職員，都與商務、中華有著密切的關系，這樣，世界書局的經營管理自然脫不了商務、中華兩模式的影子。商務編譯所職工工作時間為六小時，夏季高溫時只工作上午四小時，中華、世界亦然；商務曾辦補習班數期，造就書業人員不少，世界書局早期也曾招考練習生數次，約七八十人，亦大都成為書業骨幹人員；世界書局上海壹處三所(總務處、編輯所、印刷所、發行所)，內部編制所分部、科、股，大致與商務、中華相同。世界書局上海職工最多時有壹千數百人，故被認為次於商務、中華兩家居第三位。而以財力言，世界書局成立時，資本僅銀幣25萬元，後來陸續增資，到抗戰前為銀幣73萬元，到抗戰時期上海成為孤島，畸形發展，遊資充斥，世界書局乘機吸收社會遊資，所發股票，可在交易所證券市場買賣，成為當時證券交易所文化業的熱門股票，至1948年增資至偽幣60億元(有李石曾官僚資本加入)。這賬面資本因股票價格下跌而不值錢，實際財產不如商務、中華兩家之殷實雄厚。商務、中華亦曾增資數次，股票亦可買賣，但不如世界書局股票因有投機商操縱而容易買進賣出。
以組織機構言 商務、中華、世界這三家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由股東會選舉董事、監察人，再由董事會互選常務董事推定董事長，派定總經理，領導公司業務。設總管理處(前期稱總務處)及編輯所、印刷廠、上海發行所，下設各部科並附設其他機構，如函授學社等。世界書局有兩個部門為同業所無，即讀書儲蓄部(後稱同人存款部)和房地產部。在各省市設分支機構，世界書局先後開設分局有三十余處，蘇州、杭州設過編輯分所，但其分支機構不及商務、中華之多。
以生產設備言 三家均自辦印刷廠，商務、中華兩廠，鉛印、膠印凹凸版等設備齊全，中華廠經常承印國民黨政府的鈔票、債券等。世界書局的印刷廠則僅鉛印部分比較齊全，抗日戰爭時期又損失嚴重，故生產實力不如前兩家。
以出版品種言 這三家是綜合性書局，凡中小學教科書、專科、大學教本、參考書、工具書、課外讀物、兒童讀物、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中外古今文藝名著、應用科學學術名著等，均有出版，並都出版若幹種定期出版物。
世界書局早期多出版低級通俗圖書，不為世人所重。後來力爭上遊，以商務、中華為競爭對象，如商務出版《四部叢刊》、中華出版《四部備要》、世界書局則出版《國學名著叢刊》，其中如影印《十三經註疏》、《經籍纂詁》、《說文解字段註》、《說文通訓定聲》、《四史》、《資治通鑒》、《昭明文選》以及《諸子集成》、《元曲選》，歷代古人詩詞專集等，精選善本，加上圈句，或加校勘記，或加評述，使卷帙浩繁的線裝書，變成洋裝普及本，便於翻檢閱讀和攜帶，並廉價發售，故頗受讀者歡迎。該書局中期總經理陸高誼曾好有壹比，商務、中華好比“全桌筵席”，世界書局好比是“點吃名菜”。鄭振鐸稱贊世界書局這些中國古典圖書，“價廉方便有用處”。
又如商務出版“萬有文庫”，世界則出“ABC叢書”，亦能風行壹時。商務的《辭源》、中華的《辭海》，為讀書界所必備，世界書局在蘇州設立編輯分所，聘請編輯多人，編《辭林》壹書，因抗戰爆發致編輯所分散而未編成。英文工具書，商務的《英漢模範辭典》為大中學生必備，世界書局出版《英漢四用辭典》亦受大中學生歡迎，並被販賣同行作為保存幣值而囤積。
以經營副業言 早期的商務、中華，除售書外，凡學校用的東西，都有發售，例如筆墨簿冊、體育用品、音樂用品、美術用品，以至生物標本、化學物理器皿等，設立專櫃發售。世界書局上海發行所1932年也設有世界教育用品商店，曾獨家經銷德國雅士牌金筆、國產光華牌口琴等文具，並曾獨家經銷新加坡陳嘉庚公司橡膠制品的球類跑鞋等。
以利用副牌言 民國時期各民營書業，除自己正式店名外，還用各種副牌出書，以適應潮流，應付環境。如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時，上海尚處在帝國主義、北洋軍閥統治之下，世界書局出版反對帝國主義，宣傳國民革命的小冊子，雖在上海印刷，而用廣州***和書局、廣州世界書局等名義出版，以防出事被查究時有所推托。當時商務曾用“新時代教育社”名義，中華曾用“新國民圖書社”名義。世界書局前期還用廣文書局、普益書局等名稱印制通俗書籍，而用世界書局名義居於經銷地位，以示自己是出版教科書的正派書商。
以利用外商印刷技術及對付日偽言 商務印書館早年受盤日商修文印刷局，並雇傭日、美、德籍技師，世界書局早年受盤俄商西伯利亞印書館的印刷設備，並留用俄人技師。在積極利用外商印刷技術、提高自身生產能力這壹點上，中華書局比之商務印書館，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