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眼中的“義”
義和仁
我們先把義和仁來進行比較。義相當於形式，仁相當於內容，那麽仁是內容，義是形式，它們是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仁在孔子裏頭是最高的道德理念。仁，愛人，仁是壹種愛的情感，最高的道德。但是這種最高的道德，要通過某種形式表現出來，妳想實現妳美好的理想，那麽妳必須通過某種具體的形式。妳要不通過做事情，不通過某種具體的形式，某種途徑來實現這個道德，那妳是不義的。所以義，它是壹種實現仁的形式，實現美好道德理念的形式。
《禮記》裏還說：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義者”這個“義”就是我剛才講的道德、仁義、禮義這個“義”，“藝之分”這個“藝”是藝術的“藝”，文藝的“藝”，這個“藝”是不同的標準的意思。“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是要求我們在具體實行的時候，根據不同的標準、不同的情況、不同的程度來實現仁。義就要看具體的情況，也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義表現為這個，也可能在那種情況下，義表現為那個。情況不同，標準不同，它的表現也就不同，那麽義到底在實際生活中有哪些特殊的表現呢？它是來表現仁，它要根據不同的情況來表現仁，那麽它大概根據哪些情況，有哪些不同的表現呢？我這裏介紹兩種情況：第壹，根據人的身份不同，義的表現不同；第二，根據遇到的事情不同，義的表現也不同。我們先講根據人的身份不同，人是有不同身份的，那麽有的人是這個身份，有的人是那個身份，當然也有不同的職業，我們現在有不同的職業，那麽妳是教師，他是工人，那麽不同身份，不同職業的人，妳來體現仁這種道德，體現仁愛的精神，那妳的表現是不同的，而且必須是不同，不能混。比如說我是個醫生，我仁愛精神的體現是要對病人溫暖如春，要治病救人，我不這麽做，我就是不義。我是醫生，結果我不做好我醫生的工作，不去治病救人，我非得說我到大街上去維持交通秩序，我去指揮交通，那就是不義。因為妳的身份決定了妳的仁愛精神就得治病救人，這就是義。妳去做別的，做妳不該做的，那就是不義了。
《左傳》裏頭講了這麽壹個故事：“鄭伯克段於鄢”，鄭伯就是鄭莊公，段就是他弟弟***叔段。因為***叔段對哥哥不服，他又受到母親的支持，老想篡奪君位，由於想篡奪君位，所以弟弟他就做出了和自己身份不相稱的事情。那麽妳既是弟弟，同時妳又是臣，從親緣關系上講，妳是鄭伯的弟弟，從政治上講，妳的哥哥是君，妳是臣，那麽臣的身份應該做出和臣的身份相適應的事情。但是這個弟弟做出了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稱的事情。他做了壹系列的事情，比如說按照禮的規定，那麽底下的臣，底下的大夫，卿大夫，妳可以給自己在自己的地盤內建城市，但是妳建城市建得不能過大，妳建的大城市按規定頂多也就是國都的三分之壹，中等城市不能超過國都的五分之壹，妳建的小城市，不能超過國都九分之壹，這都是禮。這是制度給妳定的規模，妳如果遵循這個制度，遵循這個臣道，那妳就是義。但是***叔段不遵守，這就是不義。所以當時有些大臣就對鄭莊公講到了***叔段這個問題，覺得是不是應該早點防範這件事，鄭伯應該出來制止，那麽鄭伯，也就是鄭莊公說了這麽壹句話：多行不義必自斃。後來***叔段又進壹步地不義，進壹步做壹些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稱的事情。壹些大臣又來勸鄭伯，說不能再讓***叔段這樣幹下去了。那麽鄭莊公當時說了什麽呢？不義，不昵，厚將崩。不義，他不符合義，不昵，就是說他不會得到人們的親近，為什麽？他做了和自己身份不相稱的事情，他不義，人們不會親近他，他即使實力雄厚了，他崩潰得更快。後來***叔段野心日益膨脹，發動叛亂，最後鄭莊公把他給鎮壓了，把叛亂給平定了。
這個故事裏頭兩次提到了義，壹個是“多行不義，必自斃”，壹個是“不義，不昵”，那麽這個義，就是我們前頭說的要跟妳的身份相稱，妳不能夠履行妳身份範圍之內的職責，那是不行的。超越妳的身份，那麽妳做的事情，妳就是不義。那麽這就是我們說的，仁這個美德，在具體實行的時候，要根據妳的身份，根據妳的地位，具體地去做。
孔子認為，義是體現仁愛精神的，不仁不義的事情，我們不應該幹，在壹般情況下，說假話就是不義，但在特珠情況下，如果說假話為了救人，是義還是不義呢？也就是說，如果面臨不同的事情，義的表現，還是壹成不變的嗎？
我說了不能說謊，不說謊這是壹種仁愛，誠實，那麽平常，不是在緊急的情況下，那麽壹般來說不能說謊，要誠實，誠實這是仁愛的壹種體現，做到了誠實這就是義。但有時候在緊急的情況下，情況特殊，有時候需要說謊，說謊就符合仁愛精神，說謊就是義，所以仁愛精神在這種緊急的情況下，就要妳說謊，妳說謊妳就是義，妳不說謊妳就是不義。比如有些病人，他得了絕癥，精神上自我把握的能力可能又比較弱，這時候，妳如果突然還不到跟他說實話的時候，妳壹下跟他說了實話，那麽這個時候就不符合義。那麽這時候，為了他的心靈的這種安寧，為了他更好地治病，為了他有比較好的精神狀態，有時候不需要跟他說實話。比如說壹位老母親，身體非常不好，她的兒子因公殉職了，那麽這個時候，妳就不壹定立刻跟她說實話，那麽（不然）這位老母親她就可能精神上支持不住了，她可能壹下子就要出現問題了，所以在這個時候，不跟她說實話，這個時候說謊可能是合適的，說謊符合義。所以說，義要根據情況，不光像我們前頭說的，根據身份，同時也要根據具體的情況。
所以，義是壹種形式，它是根據人的不同身份，根據不同的事情來實現仁。孔子所講到的仁和義的這種關系聽起來比較抽象，但實際上並不復雜，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通俗地說，仁就是要愛別人，怎麽愛呢，就是要通過義來表現，就是根據人的不同身份，不同的情況，來推行仁愛。
義和禮
義和禮是什麽關系呢？義是內容，禮是形式。所以孔子說過這種話：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那麽義是內容，義是內涵，禮是來推行義的，是來實現義的。
有這麽壹個例子，有壹次齊國攻打魯國，齊國是大國，是強國，它有時候欺負壹些弱國，欺負小國。其中魯國比較弱，它欺負魯國，攻打魯國。魯國向衛國求援，衛國就派軍隊去打齊國，衛國也比較弱，但是它還願意支援魯國，它這裏有唇亡齒寒的意思。那麽衛國派軍隊，統率是誰呢？孫桓子，去打齊國，可是衛國也不強大，所以衛國的軍隊壹下子被齊國給打敗了，打敗以後，衛國的軍隊就撤，齊國的軍隊就追擊，衛國的軍隊孫桓子這個統帥恐怕覺得自己難以逃脫了，因為齊國進軍速度很快，衛國撤退的速度比較慢，他的軍隊不行，孫桓子眼看就要逃脫不了了，這個時候，衛國地方有壹個貴族叫仲叔虞奚，這個仲叔虞奚率領自己的人襲擊了齊國的追兵，壹下把齊國給打敗了，挽救了衛國的統帥，挽救了衛國的軍隊。那麽這件事以後，衛國的國君就問這個仲叔虞奚，妳立了這麽大的功，妳看妳想要什麽樣的賞賜？我可以給妳土地，給妳封邑。這個仲叔虞奚說，我不要妳的土地，我不要封邑。那麽他想要什麽啊？他說我想要諸侯專門用的那個懸掛的三個樂器，這三個樂器是諸侯這個級別的人專門用的。仲叔虞奚也是個貴族，但是他的貴族身份比較低，他也就是卿大夫，那麽衛國的國君，他是諸侯，等於這個仲叔虞奚他想要什麽？他想要衛國國君這個級別的貴族才能夠使用的這個樂器，他還想要什麽？他還想要諸侯朝見天子的時候，他所騎的馬的裝飾，這些東西都屬於“器”，這些東西都體現了“禮”，體現了等級。妳那個樂器，按等級來說諸侯才能使，妳這個馬的這些裝飾，按等級來說也是諸侯才能使，那麽這個仲叔虞奚想要這些東西。實際上，仲叔虞奚的這種做法，就是說想越禮，土地我可以不要，封邑這些東西我都可以不要，我現在想超越禮節，我現在想從禮節上有所超越，我想享受諸侯王才能享受的待遇，比如樂器，比如馬的這種裝飾，那麽當時衛國的國君竟然答應他了，因為他立功立得比較大。
對這件事情，孔子進行了非議。孔子認為：“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分和器物，這些都是體現禮的，都是體現等級的，這些東西不能隨便給人家，不能隨便答應人家。孔子的意思是說，土地可以多給他，別的東西賞賜可以多給，比如多給土地，但是等級、制度、規範這些東西不能違反，違反這個東西不符合義，不能違反。所以違反了禮，妳等於破壞了禮，破壞了禮，妳就破壞了禮背後的內容——義，義就被妳破壞了。
義和利
孔子認為：守禮才能體現義，才能體現仁愛思想，可是如果講義的時候涉及到利益沖突，壹方面有金錢可以賺卻違背良知，壹方面講了仁愛卻失去了實惠，在這種情況下，利益和道義發生了沖突，這該怎麽辦呢？
義與利的關系。孔子說得很清楚：“見利思義，見得思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個孔子是非常明確的，我們不能為了壹些利而放棄義，放棄道德，這是不可以的。
《左傳》裏有這麽壹個故事，宋穆公義不傳子。宋國，宋穆公病重了，宋穆公當時是君主，應該說在指定繼承人這壹方面，在確定繼承人這壹方面，他是有權力的，而且他有壹定的威信，底下的大臣也擁護他，那麽當時他有兩個選擇：壹個選擇，他讓自己的兒子來繼承；另壹個選擇呢，他不讓自己的兒子來繼承，也是應該的。為什麽呢？因為宋穆公並不是從他父親那兒繼承了宋國的君位，從誰那兒呢？從他的哥哥那兒繼承的君位，他哥哥是宋宣公，當初宋宣公臨死前，當時宋宣公的兒子年幼，還不能夠當君主，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他也可以立自己的兒子，他也可以立別人。當時宋宣公沒有立自己的兒子，他立了誰呢？他立了自己的弟弟，立了宋穆公，所以宋穆公認為從道義上講，現在他要死了，他不應該把這個君位給他的兒子，他應該給他哥哥的兒子，也就是說給他的侄子，這才符合道義。可是當時，他如果立自己的兒子也是可以的，沒有什麽不可以，底下的很多大臣也同意，也贊成，而且他本人當時也有這個權力，因為他就是君，現官現管，他哥哥已經不在人世了，他完全可以立自己的兒子。那麽這裏有壹個利和義的問題，這個時候宋穆公他想到的是道義，所以他跟那些大臣提出了什麽呢？還是立我哥哥的兒子，立宋宣公的兒子，他認為這個符合義。如果我不這麽做的話，我就不符合義了，我不符合義，我怎麽見我死去的哥哥。所以這裏有壹個利義之爭，那麽在這個問題上，應該說宋穆公他選擇了義，並沒有選擇利。他也完全可以選擇自己的利益，但他沒有選擇利，他選擇了義，那麽這就是義和利益的關系。兩得相互沖突的時候，當然盡量統壹，儒家是講究盡量統壹。孔子說過：“富貴如可得，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就是我要能夠富貴的話，能夠得到好處，能夠發財致富的話，我就是給人家趕車，我也幹啊。我當然想富貴，君子愛財嘛，但是孔子又說：“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就是富貴如可求，我去幹，讓我當執鞭之士，我也幹，如不可求，不可求是什麽意思，不符合義，不符合道德，那麽不符合道德去讓我求富貴，那我不幹，我不取，“君子愛財，取之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