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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的班固是許慎嗎

能是同壹人嗎? 許慎(約58年—約147年),字叔重,東漢汝南召陵(現河南郾城縣)人,有“五經無雙許叔重”之贊賞。他是漢代有名的經學家、文字學家、語言學家,是中國文字學的開拓者。他於公元100年(東漢和帝永元十壹年)著《說文解字》,是中國首部字典。

許慎曾擔任太尉府祭酒,師從經學大師賈逵。他歷經21年著成的《說文解字》,歸納出了漢字540個部首。

許慎另著有《五經異義》、《淮南鴻烈解詁》等書,已失傳。

許錦晶曰: 叔重者,名慎,汝南召陵人也。性純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攻曺,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議》。

永元十有二年(100),始作《說文解字》,序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為萌生。黃帝之使倉頡,見鳥獸蹄遠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公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夫”,“夫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朙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天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諸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卋,改易諸體。封於泰山者七有二代,靡有同焉。

建元元年(121),書成。收單字九千三百五十有三;重文壹千壹百六十有三,分於五百四十部。病中之時,遣子沖獻書於帝。

卒,葬郾城縣姬石鄉許莊村東。墓髙十有五尺,徑四十有八尺。鄉人曰:“日動壹厘,夜長三尺。”謬也,豈有自拔之冢。

《後漢書》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疏殊會,通閡相征。千載不作,淵源誰澄。”

至清,歲以仲月後丁之日,縣令、學官到許夫子墓前致祭,行壹跪三叩禮。

康熙四十有六年(1707),郾城縣知縣溫德裕立“孝廉許公之墓”碑。

光緒年間(1875-1908),郾城知縣王風森立“許夫子從祀文廟碑”。

新中國成立後三十七年(1985),許慎研究會第壹次會議時,立“重修許慎墓碑記”。植柏百八十有二株,今存百五十有三株,三九之數也。

目前,許慎祠堂位於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許慎路,漯河四高(原郾城壹高,省立郾中)旁。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鹹陽)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於和帝永元四年(92)。漢代著名歷史學家,文學家。

班固出身仕宦之家。曾祖父班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祖父班稚,哀帝時,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平帝時,王莽擅權,班稚懼,歸相印,補為延陵園郎。父班彪及堂伯父班嗣都是西漢末年著名學者,揚雄、王充等都曾登其門受學。班彪是壹位正統的儒家學者,漢武帝召見,拜為徐令,以病免。後位望都長。

班固九歲時,即“能屬文誦《詩》、賦”,十六歲入洛陽太學,“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後漢書班固傳》),因此深為當時儒家學者的稱贊。二十三歲時,父班彪卒,班固還歸鄉裏,因其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漢明帝永平元年(58),入東平王蒼幕府,同時在家中開始在班彪《後傳》的基礎上撰寫《漢書》。永平五年,有人上書明帝,控告班固私自該作國史,捕入京兆獄。他的弟弟班超親至長安,向明帝陳述班固的著述意圖,同時郡守也把班固的書獻上。明帝很贊賞班固的才能,召至校書郎,並任命為蘭臺令史。後轉遷為郎,典校秘書,明帝讓他繼續完成《漢書》的寫作。從此班固奉詔在蘭臺撰寫《漢書》,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後***經歷二十余年。尚未完成的部分表、誌,是在班固死後,由其妹妹班昭和馬續補寫成的。

班固為郎後,創作《兩都賦》。

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章帝建初三年,班固升為玄武司馬。建初四年十壹月,討論五經異同的白馬觀會議召開,由章帝親自主持會議,許多著名儒者參加了辯論,班固以史官兼記錄之職,參與其事,並撰成《白虎通德論》。

章帝末年,班固以母喪去官。

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班固為中護軍隨軍前往。漢軍大破匈奴,登燕然山(今蒙古***和國杭愛山),刻石勒功,由班固作《封燕然山銘》,鐫於石上,以紀其事。永元四年(92),竇憲因陰謀弒逆迫令自殺。班固也因此免官,後被仇家洛陽令種兢逮捕入獄,遂死獄中,年六十壹歲。

《漢書》主要的作者班固(公元32—公元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鹹陽市東北》人。他出身於漢代顯貴和儒學之家,受家學影響很大。

班固的祖先於秦漢之際在北方從事畜牧業致富。後來世代從政,並受儒學熏陶。曾祖父況,舉孝廉為郎,成帝時為越騎校尉,況女被成帝選入宮中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學,以“沈湎於酒”諫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學,官至右曹中郎將,曾與劉向校理秘書。祖父稚,官至廣平相,被王莽排擠而為延陵園郎。

其父班彪(公元3—公元54),幼年從兄班嗣壹同遊學,結交很廣。二十多歲時,農民起義失敗,群雄割據,隗囂擁眾割據於天水,因避難而從之。隗囂問以世務,班彪對答:周秦以來。統壹代替分裂,勢之必然。並說:“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延,能竊位號,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余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鹹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今民皆謳吟思漢,向仰劉氏,已可知矣。”意思是說,劉氏政權,深入人心,外戚竊權,眾所反對,百姓思念劉氏復漢。這個說法,雖然含有正統思想,但還是反映了當時實際情況的。隗囂不同意這個看法,認為群雄逐鹿,強者稱雄,不信“漢家復興”之說。為了充分表達己見,班彪乃著《王命論》,他認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動搖,“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敗,王莽竊權誅滅。“窮達有命,吉兇由人”,陳嬰之母知項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劉氏必興,可謂懂得禍福之機。同時還論說劉邦興漢,有“帝堯之苗裔”,“體貌多奇異”,“神武有徵應”,“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點,天命加以人事,才能造成帝業。所以識世務者,應當“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圖富貴而貽笑天下。

因隗囂固執己見,頑固地割據稱雄,班彪只能離去,投奔河西竇融,頗受竇融器重,任為從事。他為竇融劃策,歸順劉秀政權,總西河以拒隗囂。這對東漢統壹是有功的。光武帝(劉秀)聞知其才,召見了他,舉茂材,任為縣的長官,又為司徒掾。班彪時有奏言,對時政多所建議,如《復護羌校尉疏》、《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奏議答北匈奴》等。

班彪專心於史學,尤好漢代史。漢武帝時,司馬遷撰寫了壹部史書(後來稱《史記》),從傳說中的黃帝寫到當代漢武帝,後事缺而無錄。後來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位學者都曾綴集時事,或補或續之。班彪認為續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司馬遷之書。於是繼續采集西漢遺事,又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此書是續《史記》之作,但“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

《後傳》原書已佚,其內容想已多為《漢書》汲取,只是無法辨認清楚了。今《漢書》的元帝、成帝二紀及韋賢、翟方進、元後三傳的《贊》,還保留有班彪的史論文字。《元帝紀贊》“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成帝紀贊》“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其中的“臣”,為班彪自稱,“外祖”是金敞,“婕妤”即況女班婕妤。《元帝紀贊》稱元帝“多材藝”,“少而好儒”,即位後任用儒生,“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叠為宰相”,而元帝“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焉”。這是譏元帝懦而不才,掌權無能,從此漢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紀贊》先稱成帝“善修容儀”,“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揚;但筆鋒陡然轉變,“然湛(耽)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這是指責成帝荒淫,大權旁落於外戚,終於有王莽篡權的悲劇。此論與其答隗囂問以及《王命論》的含意是壹致的。《翟方進傳贊》肯定翟義起義反對王莽是“懷忠憤發”;但又哀嘆他“義不量力”而失敗,弦外之音是只有劉秀得天人之助,才能誅滅王莽。《元後傳贊》總結歷來“女寵”的危害,同時指出王莽依恃元後(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漸竊取大權。所謂“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後卷卷猶握壹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實乃諷刺元後是壹個被王莽斯誑玩弄的非常可憐的愚弱老婦。

《元後傳》記述,平帝死後,孺子嬰尚未立之時,漢朝傳國璽藏於長樂宮元後之處。“及莽即位,請璽,太後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後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後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投,受人弧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余,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櫃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後因涕泣而言,旁側長禦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後:‘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後寧能終不與邪!’太後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為太後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眾樂。”此段寫元後握璽授璽的言行情態,生動傳神。如果可以說《元後傳》是班彪所作;那麽,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傳文字是很出色的。

班彪曾作《前史略論》,詳論以往的史學得失,實為撰寫《後傳》有所借鑒和改進。他簡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漢之際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司馬遷所著《史記》的內容、體裁、體例和思想。他說:“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馬遷的史才。但又評道:“其論述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這對司馬遷的異端思想極盡諷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觀點,自然也是他寫《後傳》的指導思想。《前史略論》是中國古代較早的壹篇史學論文,可謂儒家正統史學觀點的代表,在中國史學理論史上占有壹定的地位。

班彪的歷史思想和史學思想,對班固和《漢書》有直接而深刻的影響。檢閱班固《漢書》述論西漢盛衰興亡及撰寫儒林、遊俠、貨殖等的旨趣,就可了然。

(二)

班固壹生的主要精力和成就,都表現於著述《漢書》。

班固自幼在其父班彪教育下,受儒學熏陶,九歲能寫文章、誦詩斌。十六歲至二十三歲在洛陽太學讀書,博覽儒學經籍及諸子百家之言,並廣泛探究。治學不拘於章句,著重領略大義。這為著述《漢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病死,留下了遺作《後傳》。班固離開太學,返鄉為父守喪,並閱讀其父《後傳》的手稿。從此以後,他感到其父“所續前史未詳”,於是反復思考,欲繼承和發展前人的史學事業,自永平(公元58—75)初年起,著手編撰《漢書》,專寫西漢壹代二百三十年的歷史。這是適應大壹統的時代需要而編撰的。自司馬遷撰《史記》之後,統壹的西漢皇朝由盛而衰,經綠林、赤眉起義和王莽篡權,西漢滅亡,東漢又隨之興起。在復雜的階級鬥爭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中,封建統治階級,壹方面總結歷史經驗,在政治上作出對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強思想統治。史學為適應歷史需要,只是補續《史記》,接連著寫明史事,這是遠遠不夠的,就是班彪的《王命論》和《後傳》也只是適應壹時之需,臨時性的應付,未能完全承擔起時代需求的使命。班固寫西漢全史,給統壹的西漢皇朝以突出的歷史地位;總結它的興亡盛衰及政治上的成敗得失,才完全適應了歷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著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進了京兆監獄,家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心他受屈而難以自明,便趕往京都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了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臺令史。蘭臺是漢朝收藏圖書的地方,專設官員管理和校定圖書。蘭臺的令史***有六名,秩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這個工作,對讀書和治學極為有利,對著書立說提供了寶貴的物質條件;對於班固著述《漢書》當然也是有利的。

班固做了蘭臺令史,便和陳宗、尹敏、孟冀等人***同撰成《世祖本紀》,這是寫漢光武創立帝業的歷史。班固因此升遷為郎,“典校秘書”。他又撰寫開創東漢的功臣列傳以及平林、新市、公孫述載記***二十八篇,送呈朝廷。這些著述,都被後來官修的《東觀漢紀》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後,他又在漢明帝指使下繼續撰寫《漢書》。他在散文賦《答賓戲》中表示決心,“專篤誌於儒學,以著述為業”。先後歷時“二十余年”,到“建初(公元76—公元83)中,完成了大部分的著述任務,受到社會重視,“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班固自為郎之後,與皇帝接觸的機會多了,“遂見親近”。當時東漢建都洛陽,而關中耆老猶望遷都長安。班固乃作《兩都賦》,呈給漢明帝,“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西都賦》和《東都賦》兩者都是宏篇巨制。及漢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宮與皇帝論學。據說“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班固升任玄武司馬,秩比千石,掌管守衛玄武門。次年,章帝於洛陽北宮 白虎觀召集諸儒,講論《五經》異同。班固擔任紀錄,會後奉命根據紀錄編纂成《白虎通義》(又名《白虎通德論》或《白虎通》)。這書的思想,是董仲舒以來今文學派的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哲學的延伸和擴大,是今文經學政治學說的提要,可謂當時封建統治思想的綱領性文件。這對班固著述《漢書》也是有嚴重的思想影響的。

元和元年(公元84),北匈奴願與漢人“合市”(《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並要求“和親”,章帝詔問群臣。議者意見不壹,或以為匈奴“變詐”,不予理睬。班固發議:根據歷史經驗,應當通使修好,“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章帝允許北匈奴前來“與漢賈客交易”,地方官府“賞賜待遇之”(同上)。這大概與班固的建議有關。

永元元年(公元89),南匈奴單於向漢請兵征伐天災人禍頻仍的北匈奴。竇憲因罪懼誅,自求討伐北匈奴以贖罪,竇太後乃任命竇憲為車騎將軍出征北匈奴。班固為中護軍,參與謀議。漢軍與南匈奴兵大勝,出塞三千余裏,追至燕山(今蒙古境內的杭愛山)。班固應竇憲之命,刻石勒功,記漢威德。次年,北匈奴單於遣使向漢請求和親,竇憲奏請派遣班固行中郎將事,帶領數百騎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單於。適值北匈奴單於被南匈奴擊敗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愛山南)聞知對方情況,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竇憲因外戚專權而被和帝奪了兵柄,被迫自殺。班固也由於和竇憲關系密切而受牽累罷了官。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勢侮辱洛陽令種兢。種兢起初因畏懼竇憲而含怒未發,待至竇憲垮臺及班固失勢,便落井下石,將班固逮捕,關進了監獄。不久,班固死於獄中。他死時六十壹歲(以上所述及引文,主要依據於《漢書·敘傳》及《後漢書·班彪附固傳》)。

班固幾十年中斷斷續續著述《漢書》,臨終竟然功虧壹簣,八表及《天文誌》尚未完成。漢和帝命令其妹班昭就東觀藏書閣續成之。班昭續成八表,《天文誌》由馬續奉詔完成。

可以說,傳世至今的《漢書》,是經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馬續四人撰寫,歷時數十年才完成的;當然,最主要還是班固幾十年心力的結晶。

班固除編撰《漢書》外,還寫了很多詩賦和文章,明代張溥曾輯了《班蘭臺集》,近人丁福保輯有《班孟堅集》。

為了了解其書,當先認識其人,故這裏稍詳細地介紹了《漢書》作者班固的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