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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興邦

禮樂興邦

中國歷來就有“禮儀之邦”的美譽。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際,西周時期的周公以道德為原則建立了禮樂制度,使其成為德治、仁政的重要途徑。繼周公之後,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儒家繼承和發揚禮樂文化,提出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以導其誌,樂以和其聲”,要求以仁義為貴,修善其身,明德與人,整齊儀容,樂天順道。

《禮記·樂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是天之經,地之義,是天地間最重要的秩序和儀則;樂是天地間的美妙聲音,是道德的彰顯,禮序乾坤,樂和天地!所以,“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養性,體悟天道自然,謙和有禮,威儀有序,這是我國古典“禮樂文化”的內涵和意義所在。

西漢以後,《周禮》《禮記》等成為古人治國修身必讀的經典,禮樂文明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

樂和天地

談到“樂”,壹般人就會想到現代社會的流行歌曲、西方的搖滾樂、管弦樂等,多把樂曲作為消遣娛樂之用。但是中國古代的“樂”卻起著善化百姓的教育功能。

古之聖賢非常註重音樂對人心的影響,以樂輔禮,宣揚仁德,教化民眾。如黃帝之樂《鹹池》,通乎神明之德;顓頊之樂《雲門》,繼承美德;堯之樂《大章》,廣施德惠;舜之樂《韶》,將德行發揚光大。其節奏曲調平和而莊重,寓意深刻,導人向善。

君子聆聽樂曲,可以說出其中的義理,以德敬天,思索修身、齊家報國。孔子向師襄子學琴,練習《文王操》壹曲時,竟然感受到了曲調所蘊含的浩然正氣以及作曲者所要表達的寬仁崇高的精神境界。

古樂《南風》以其平靜祥和的曲調,體現了中國傳統音樂思想,記述了舜帝推德懷遠、憂國憂民的事跡。舜帝施善行、布仁德、愛民勤政、明哲賢能,集諸多美德於壹身,大禹曾用武力征三苗,三苗雖然戰敗並不心服,不久又起兵反抗。於是,舜帝制止了大禹再次討伐三苗的請求,而喻教行德三年,三苗欣然誠服,而且移風易俗。舜帝南巡南國,感諒南方赤日似火,酷暑易旱,百姓疾苦。而當南風乍起,熏風時雨,頓解萬民之焦渴和燥熱。舜帝看到南國民眾在溫暖和煦的南風中那樣歡欣愉悅,感慨萬千,手揮五弦琴,放聲吟唱:“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他為自己的臣民祈禱上蒼,切切思慮著拯救萬民於水火,加強禮樂文化和神明祭祀活動,歌《南風》而天下大治。

學習禮樂之道可以使君子仁愛他人,使小人改惡從善,節制個人私欲,平易、正直、慈善、誠信油然而生,寧靜而安定,安定而長久,長久就合於天道自然。因此,古人禮樂壹刻不離自身,即所謂“士無故不撤琴瑟”。

古人認為,樂是用來調和人的情感的,禮儀是用來誘導人心的。政令是用來統壹人的行為的,刑罰是用來防止邪惡行為的。禮儀、音樂、刑罰和政令,它們的最終目的相同,都是用來統壹民心,實現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禮體現於外表,而樂由內心產生,所以能夠潛移默化。最好的樂必定平和自然,因而通達內心使民眾沒有怨恨,則暴民不起來作亂,諸侯都來歸順,而不必使用武力,不動用多種刑罰,百姓沒有憂患,這就表明樂普遍實行了。再通過禮儀教化民眾,從而達到禮樂通達,天下大治。

如果說禮所表現的是天地間的秩序。因為秩序,萬物能顯現出差別。中正無邪,是禮的本質;莊重恭順,是禮的職能。禮用來規定人的高低貴賤的差別,使人們相互敬重。那麽,樂所表現的就是天地間的和諧;和諧而不混亂,是樂內在的精神;因為和諧,萬物能化育生長;讓人欣喜歡愛,是樂有的功能。樂用不同形式來影響人心,使人們相互親近。禮和樂的本質相同,因此歷代的開明君王都以禮樂相沿襲。他們制禮作樂都依據時代的變化,為禮樂命名都要與建功立業相吻合。

禮樂片刻都不能離開身心。詳細審視樂的作用以加強內心修養,那麽平易、正直、慈愛、誠信之心就會油然而生。具有平易、正直、慈愛和誠信之心,就會感到快樂,快樂就會安寧,安寧就能持久,持久則能成自然,自然就可達到通達的境界。天雖然不言不語,卻可使人相信。詳細審視樂的作用是為了加強內心修養。詳細審視禮的作用是為了端正儀表舉止,使人莊重恭敬,莊重恭敬就會有威嚴。如果心中有片刻不平和與不快樂,那麽卑鄙奸詐的念頭就會進入;如果外表有片刻不莊重與不恭敬,那麽輕佻怠慢的念頭就會進入。

所以,樂是影響人的內心的,禮是端正人的外表的。樂使人極其平和,禮使人極其恭順。內心平和而外表恭順,那麽人們看到這樣的氣色表情就不會同他爭鬥,看到這樣的儀表舉止就不會產生輕佻怠慢的念頭。因此,德性的光輝萌動於內心,人們就不會不順從;行為的準則表現在外,人們也不會不順從。所以說,詳審禮和樂的道理,再把它們付諸行動,天下就沒有難事了。

傳統禮樂涵養人的行為,使人內心受到道德光輝的感動,純正的理性表現在外,順應天地自然的規律,並關愛他人。其教化功能使民眾明辨善惡,歸於天理正道。禮樂文明體現出人們對天道真理的追求渴望和對道德正義的推崇。

禮序乾坤

中華民族有懂禮、習禮、守禮、重禮的傳統,所以被稱之為“禮儀之邦”。禮儀在古代社會規範著人的道德和行為,也是文明的象征,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之壹。

中國的傳統六藝中,“禮”字第壹,充分說明了中國人重視禮儀的傳統。禮儀在歷史上被不斷地修正、完善、繼承和發揚。西漢以後,《儀禮》《周禮》《禮記》三部專門闡述禮的經典著作被先後列入學官,成為古代文人必讀之書,在中華文化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過去很多文化人家的廳堂裏都掛著“詩禮傳家”的匾額,註重“禮”的教育。《論語》上記載著孔子教子學禮的故事。

有壹天,孔子獨自站在庭院中,他的孩子孔鯉邁著小步恭敬地走過,被孔子叫住,問孔鯉學習禮儀了沒有,孔鯉回答還沒有。孔子又教育說:“不學禮,無以立。”不學習禮是很難立身做人的。於是,孔鯉退回去,去學習禮儀。這壹則故事,歷來傳為美談,被稱作“庭訓”“詩禮垂訓”等。

古人認為,“禮”是人人須遵守的行為規範、道德禮儀等。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壹個不學禮、不懂禮的人怎麽能夠在社會上立身處世呢?這就是“不學禮,無以立”的道理所在。

那麽,什麽是禮呢?《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中說:“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禮是天地法則在人類社會的體現,所謂“禮以順天,天之道也”等。禮還成為文明與野蠻的界標,古人以禮分夷夏(即野蠻與文明),而不以血族分內外。

禮是秩序,禮對社會秩序、上下尊卑關系有嚴格的規範。《左傳·隱公十壹年》中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父子相互親睦,長幼之間次序明確,四海之內的人都相互尊敬,這就表明禮普遍實行了。禮深含人類對德行的追尋,對和諧的追求,對人本身的期望和寬容,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對審美情趣的重視和培養,以及對社會秩序的協調。

禮還是日常生活的準則,其根據仁義文行忠信的要求制定的儀軌包羅萬象。禮也是人與人交往的方式,以大類劃分,它包括吉、兇、軍、兵、嘉五禮;以小類劃分,則有數十種,以至於《禮記·中庸》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說。

家喻戶曉的《三字經》中有大量的關於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禮儀規範。比如人與人交往,如何稱呼對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禮的規定。即使是吃飯,也應該在舉手投足之際顯示出自己的修養,稱之為食禮。行為合於禮,是有修養的表現,反之則不能登大雅之堂。

為何要學禮重禮呢?《禮記》中提到,上古時代人心純樸,凡事沒什麽準則,只照著內心的誠意來行為;到了文明時代,就講究施與受間的互相往來,受到別人的恩惠,也要回報別人的恩惠。如果受到恩惠卻不報答,就不合乎禮;如果受人報答卻沒有給人恩惠,也於禮不合。人與人的關系,因為禮的作用而能保持和諧,如果沒有禮,就會發生危機,所以禮是壹定要學習的。“禮尚往來”比喻別人以禮相待,也要以禮回報。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理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意思是壹味要求恭敬,而不懂得以禮節制,就會勞倦;壹味要求謹慎,而不懂得以禮節制,就會變成畏怯多懼;壹味憑恃武勇,而不懂以禮節制,就會作亂闖禍;壹味要求爽直待人,而不懂以禮節制,就會尖刻傷人。居上位的人,能夠厚待親長,百姓自然會興起仁厚的風氣。居上位的人,能夠不遺忘、背棄故交舊友,百姓自然不至於冷漠待人。

子曰:“禮是什麽呢?禮就是做事的方法。君子做事都要懂的方法。禮就是理,君子無理就不能行動。如果道德淺薄,禮就只剩下空洞的形式。壹切制度都是禮所規定的。儀式的行為方式,也是禮所規定的。治理國家沒有禮,就像盲人沒有人引導,茫茫然不知走向何方。沒有禮,連揖讓都沒有了規矩。這樣壹來,就不能領導民眾協調壹致的行動了。”

“禮”作為壹種社會行為規範,在孔子看來,“禮”是從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在《禮記·哀公問》中,他明確指出:“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也。”孔子說:“其實,只要人與人之間諾言能夠實現,就是禮;做事讓人愉快,就是樂。君子努力做到這兩項,又處於統治者的地位,天下也就太平了。禮樂興起,天下大治;禮樂敗壞,天下就會大亂。”

可見,古人對於“禮”的重視達到了關乎國家興亡的高度,已經遠遠超出了社會人際關系的範疇。相比之下,現在的很多人忽視了對做人應懂得的基本禮儀規範的學習。人們把那些在禮儀上不拘小節的人,認為“瀟灑”;把身穿奇裝異服,口講粗話的人,認為“有個性”。坐沒有坐相,站沒有站相,吃沒有吃相,穿著邋遢,見了尊長連個招呼都不打,麻煩了別人連句感謝話也不說,在公***場所目無他人、任意所為,這都是沒有修養的表現。

其實,禮貌、儀表、風度是反映壹個人文化素質和修養高低的重要方面。《禮記》中認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不是語言的有無,而是禮,禮是文明與野蠻的區別。

作為中國的近鄰,歷史上在中國傳統文化禮儀的熏陶下發展起來的,現在的韓國和日本也繼承了些禮儀規範,人們還比較重視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語和舉止。

人們常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通過耳濡目染,會在潛移默化中改變壹個人的思想觀念和道德習慣,思想觀念深植於心,習慣成自然,最後自然就會體現在行為上。

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求人們通過加強修養,自覺地約束自己,達到人際關系的協調。

在《資治通鑒》中有這樣壹段記載,梁國當時的太傅賈誼針對如何對太子進行道德禮儀的教育壹事,曾經向漢文帝上疏,他在疏文中說:“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誕生時,就按照禮儀對待他,有關官員衣冠整齊莊重肅穆,到南郊舉行禮儀,沿途經過宮門就下車,經過宗廟就恭敬地小步快走,所以,太子從嬰兒時起,就已經接受了道德禮儀的教育。到太子兒童時期,略通人事,三公、三少等官員用孝、仁、禮、義去教育他,驅逐奸邪小人,不讓太子見到罪惡的行為,這時,天子從天下臣民中審慎地選擇為人正直、孝順父母、愛護兄弟、博學多識而又通曉治國之術的人拱衛、輔佐太子,使他們與太子相處,壹起活動。所以,太子從誕生之時開始,所見到的都是正事,所聽到的都是正言,所實行的都是正道,前後左右都是正人。壹直與正人相處,他的思想言行不可能不正,就好像生長在齊國的人不能不說齊國方言壹樣;經常與不正的人相處,就會變成不正的人,就像生長在楚地的人不能不說楚地方言壹樣。”

子曰:“從小養成就如同天性,習慣就如同自然。”學習禮儀與開發智力同步進行,壹起增長,所以無論如何切磋都無愧於心;接受教化與思想見解壹起形成,所以道德禮儀觀念就如同天生本性壹樣。

夏、商、周三代所以能長期維持統治,其原因就在於有教育、輔佐太子的這套制度。到秦朝局面全變了,秦始皇派趙高做胡亥的老師,教他學習斷案判刑,胡亥所學到的,不是斬首、割人鼻子,就是滅人家的三族。胡亥頭天當了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出於忠心進諫的人說成誹謗朝政,把為國家深謀遠慮的人說成妖言惑眾,把殺人看作割草壹樣隨便。難道這僅僅是因為胡亥天性兇惡嗎?是由於趙高的品學對胡亥的影響不符合正道。

可以說,環境的善惡對壹個人道德禮儀的好壞影響很大,親善則善,近惡則惡。如果我們接觸的都是正人賢士,耳聞目睹的都是健康美好的影視作品、書籍音樂,自然會受到良好的熏陶,向美好的方面發展。如果接觸的都是奸邪小人,灌輸的都是色情暴力的東西,人的心性就會向這些方面發展,甚至走向自私、貪婪和殘暴。同樣的道理,如果壹個人的道德禮儀修養非常高深,他的言行壹樣可以影響改變周圍的環境。

北魏的時候有個長孫慶明,皇帝賜給他壹個名字叫作儉。儉從小為人端正,有著高尚的操守,即使在自己家中,每天也都非常莊重,因此文帝非常敬重他。

當時,荊襄剛收服歸降,文帝命長孫儉前去統領。長孫儉擔任統領十二州的都督後,因為荊襄是當時的蠻荒地方,晚輩從不侍奉長輩,長孫儉覺得應改掉此陋習,於是教導他們孝悌的道理,使當地民風得以轉為善良。

後來長孫儉當上尚書官。有壹次,皇帝與大臣閑談時,皇帝對大臣們說:“這位長孫尚書,為人端莊而肅穆,守禮莊重,各位賢卿應效仿他的品德,守禮才得以固民之本。”

這故事告訴我們守禮端重的人,對身邊的人會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當我們見到他必然會肅然起敬。所以我們想得到別人的敬重,首先要先端莊自己的行為,所謂自重而人重便是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