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林宗巾”典故的源出及流行
郭泰，字林宗，範曄《後漢書》卷九十八《郭太傳》（註：範曄為避父範泰諱，於《後漢書》中改作“郭太”）記載了郭泰的壹則軼事，乃“林宗巾”典故的最早源出：
（郭太）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壹角墊，時人乃故折巾壹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從這段文字看，“林宗巾”典故至少包含三個基本要素：郭泰、頭巾、因“遇雨”而“巾折壹角”。需要說明的是，郭泰這裏戴的應該是角巾的壹種，故才會有“遇雨折角”之事發生。那麽，漢代的角巾是什麽樣子的呢？“早期的巾稱幘，原本只是壹塊軟方巾，用時隨意包裹，後來為了方便包紮，特意裁出四腳，並將四腳接長，形成寬帶，裹頭時將巾覆蓋在頭頂，後面兩腳向前包抄，自下而上，於額前系結，前面兩腳則包裹前額，繞至腦後，縛結下垂，形似兩條飄帶，再往後更演變成預先折疊好如帽狀的角巾，角巾塗了漆再發展成帽狀的襆頭。”
郭林宗像（陳仲輝《中國潮男》）這裏告訴了我們角巾的大概樣子，形狀略如右圖：
這種角巾壹般由紗布或葛布制成，遇雨被淋壞，壹角塌下，乃情理之中事。由“林宗巾”衍生出與之相類的壹些表述，或與郭泰本人相關，如“郭泰巾”“林宗巾”；或與折角動作相聯，如“折角巾”“角巾折”“折巾角”“巾角墊”“墊巾”等；或與遇雨之事相系，如“雨墊巾”“墊雨巾”等，雖關註焦點和表述字眼略有差異，但涵義相同，典故又同出壹源，故此類說法可等而視之。而“林宗巾”典故的流傳，與這三要素均有直接關系。
郭泰本人的“名人效應”，是“林宗巾”在當時得以流行的主觀因素和重要條件。郭泰家世顯赫，祖有懿德，綿延可上溯至周王室，又博通墳典，才名遠播：“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考覽六籍，探綜群緯，周流華夏，遊集帝學。”
（《郭泰碑》）閱覽之廣，學問之博，在當世無出其右。棄官歸隱後，以其才學教授弟子數千，自成壹家之名。同時，他又具有獎掖士人的寬廣胸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
（《郭太傳》）家世之顯赫，有才而無私，耿介而正直，這些都使其聲望日隆。
除了個人名望高以外，郭泰本人秉芝蘭玉樹之姿，具閑雅飄逸之態，極具人格魅力：“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
（《郭太傳》）漢代1尺約合23厘米，則郭泰身高約184厘米，稱其“魁偉”，亦無誇飾，身材挺拔，寬衣博帶，立於船頭，可以想見其豐神俊朗之態。
其性情高潔傲岸，當時有人問範滂對郭泰的評價，範滂答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
（《郭太傳》）雖僅寥寥數語，卻已勾勒出郭泰身處末世而有傲骨的磊落風神。郭泰以其個人名望和人格魅力，最大限度地投合了後世文人運用“林宗巾”這壹典故表達“贊揚”主題時的心理契機。
郭泰能成為漢末士人的榜樣，更源於其進退合宜的人生智慧。能在國與家、仕與隱、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匡救時弊與全身遠禍之間，找到壹個較為平衡的“契合點”，在動蕩的末世實現自身價值，完成壹種較為理想的人生模式，成為當時及後世士人的人生典範。後世表達“隱逸”主題的文人對“林宗巾”典故的壹再使用，也正是由此而展開的。郭泰生前即在士林享有極大聲望：“於時纓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郭泰碑》）但他卻能做到不為名聲所累，對未來所面臨的隱憂禍患有著本能的預見，並提前進行有意識的規避，在感受到漢末社會動蕩，深知王朝衰敗之結局無可挽回的時候急流勇退。朝廷屢次征召，郭泰均不就詔：“或勸泰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
（《郭太傳》）後“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泰及汝南袁閎得免焉”
（《郭太傳》）。退隱之後，他又教授弟子數千，逝後萬人來送，據百衲本《後漢書·郭太傳》載：“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裏，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因而蔡邕為其作碑文時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頭巾”之自身特點及隱士身份的隱喻，成為林宗巾在當時得以流行的客觀因素和必要條件。先秦時期，士人戴冠，庶民裹巾，作為男子成人後區分身份的標誌，《釋名·飾首飾》有言：“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於四教也。”“巾”在這裏是沒有官職的普通百姓的身份標識，又具有慎獨修身之意，提醒人們謹修“四教”
（孔子以文、行、忠、信為教人的四要目，《論語·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見《論語註疏》卷七）至東漢，“巾”以其輕便實用的效果，廉價易得的材質，開始被大量使用，“頭巾”成為當時士人日常必需品之壹，愈來愈多類似郭泰這樣名望雖高，卻又歸隱不仕的民間隱逸高人產生，普通百姓的身份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選擇戴“巾”，而他們大多又博學多才，性情傲岸，引得達官顯貴出於附庸風雅的心理去追隨他們，改冠為巾，以示自矜品格，禮賢下士，後逐漸演變成壹種隱士身份的暗喻：“楚詞雲：‘荷衣兮蕙帶。’後漢郭林宗遇雨，巾壹角墊，時人延故折壹角為林宗巾，皆隱服也。”
（《李長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卷四，清初丘象隨七軒刻本）“折角巾”之影響亦長盛不衰，《周書·武帝紀下》：“初服常冠。以皂紗為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記載的是壹種仿照“折角巾”的樣式用黑紗制成的“常冠”。到了明代，《水滸傳》中依然有“折角巾”的影子：“忽見壹秀士，頭戴折角巾，引壹個綠袍年少將軍來，教瓊英飛石子打擊。”
“遇雨”而“巾折壹角”，事件本身的偶發性和奇異性反使其得以流行，迎合了士人“追新逐異”的心理，是“林宗巾”在當時盛行的心理機制和充分條件。人們往往會對新奇的事物有壹種群體性的趨之若鶩的好奇，並嘗試仿效；而當“新奇”之事發生在頗有“名望”之人身上，且具有時尚特性又易於仿效時，這種心理就會在短時間內被成倍地放大，產生類似狂熱“追星”的效果。有研究者已經註意到了這點：“相傳東漢名士郭林宗外出遇雨，頭巾淋濕，壹角折下半高半低，人感到更添風雅、新奇，故又稱其為‘林宗巾’及‘折角巾’，士人紛紛效仿成為常用首服壹直沿用至南朝齊梁之時。”（李晰《漢服論》）
二、 “林宗巾”典故之文化演變
漢代以後，“林宗巾”典故在文化層面上朝著兩個相反的方向發展。壹方面延續了其源出時所具有的“見慕名士”之風，表達對類似郭泰其人的高潔品格、風流氣度的贊美；另壹方面則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諷刺時人附庸風雅，頭腦發熱地壹味摹擬外物而不具備其神理氣韻的跟風行為，有“易名同藺”“東施效顰”之譏。
1 “墊巾效郭”與“見慕名士”
延續漢末“見慕名士”之風，文人在創作過程中開始批量使用此典，表達對瀟灑出塵之士的贊美之情，使之具有了言簡意微的意象功能。這類作品，往往出現在“題贈”“酬答”“奉和”及“傷悼”類詩文中，或寫人物品行的凈潔雅致：“水玉簪頭戴角巾，瑤琴寂歷拂輕塵。”
（《題李處士幽居》，溫庭筠《溫飛卿詩集箋註》卷四）或寫對功名的淡泊之意：“浮雲輕功名，依然林宗巾。”
（《題陶晴臯詩集五平體》，戚學標《景文堂詩集》卷二）或贊人物的外在風姿：“雲孤鶴獨且相親，仿效從他折角巾。不用吳江嘆留滯，風姿俱是玉清人。”
（《奉和次韻》，張賁《松陵集》卷九）或稱賞亡者以寄托哀思：“雨後巾何妨墊，風前衣自然飄。”
（《哭沈芳文》，章藻功《思綺堂文集》卷九）更有在墓誌銘中用以稱揚墓主人之性情高潔：“君好修潔，戴折角巾，衣鶴氅衣，望山臨水，步趨翛然。”
（《孫元寶墓誌銘》，貢師泰《玩齋集》卷十）他如陳起《郭評事》、陳與義《贈傅子文》、吳偉業《贈錢臣扆》等作品，皆可歸為此類。
以“林宗巾”來表達“見慕名士”的感情，褒揚寄贈對象的高潔品性，是承接其源出本意而來的，所稱揚對象的美好品質和郭泰本人的傲岸性情，在某壹點上具有類似之處，能互相契合，“林宗巾”意象在這裏的運用，不僅是對描寫對象的含蓄贊美，同時也強化了這壹意象本身的正向文化意蘊。
2 “墊巾效郭”與“易名同藺”
與上述相反，在其傳播接受過程中，逐漸新生成了壹種相反的效應，即“易名同藺”，成為更值得我們關註的壹個方向。
分析前引《郭太傳》與“林宗巾”相關的描述，“其見慕皆如此”壹語固然表達的是對郭泰的褒揚，但細加體味，其中似也多少含有對仿效者行為的譏諷之意。早在《莊子·天運》中，便有對“東施效顰”行為的譏刺。《晉書·戴逵傳》首次把“折巾角”和“東施效顰”兩個事件聯系到了壹起：“若元康之人，可謂好循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
（房玄齡等撰《晉書·戴逵傳》卷九十四）批評其“徒貴貌似”的舍本逐末行為。
到了唐代，就出現了較為直接的批評：“與夫墊巾效郭，易名同藺者，豈不遠哉？是亦見謬也。”
（韓愈《三器論》）從“東施效顰”到“易名同藺”，實質上是從“仿效”的層面延伸到了“易”的層面，“仿效”只是單純的行為上的摹擬，本我還在，而“易”卻是徹底拋棄本我的特質，試圖偽裝成另外的壹個人。相較之下，後者的改變程度更大，批評意味也更加深刻。
明人吳之甲有感於明代詩文創作中摹擬剽竊之風盛行，更是以激烈的口吻對壹味盲目仿效“林宗巾”的行為及類似性質的事件進行批評：“世俗摹仿態，甚堪嗤鄙。郭林宗遇雨，巾壹角墊，時人乃故折巾角以為林宗巾。謝安偶執蒲葵扇，士庶競慕，扇價數倍。此時有達者介其中，肯折角耶？肯執扇耶？夫古賢喆亦有寸瑕尺璺，如林宗之巾，謝安之扇，多矣！學者須反而求諸理，質諸心，勿漫為仿效，類黎宗孟之稱模畫手，王無咎之號轉般倉也。”
（吳之甲《靜悱集》卷四，清乾隆四年吳重康刻本）吳氏對這種不得其神而壹味摹仿的態度是嘲笑鄙夷的，認為真正好學有識之士應該返本逐源，求其神理，明其本心，而不能流於表面的虛浮仿效，這類人就好像人們把黎宗孟稱為模仿繪畫的能手，王無咎被稱為轉般倉（註：宋代實行轉般法，在泗、楚、真、揚四州所設的倉庫，用以卸納東南六路漕糧，再換船運至京師。《續資治通鑒》卷九十壹“宋徽宗政和元年”條：“於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壹樣，只是壹個摹仿的工具和轉運的器具，毫無益處。
三、 “林宗巾”意象之文學演變
“林宗巾”在文化層面雖然朝著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但除了類似吳之甲這樣針對壹味跟風式的摹擬行為進行批判外，大多數文人在進行文學創作中運用“林宗巾”典故時，都是源出本意，表達贊美褒揚之情。
壹方面，文學創作中作者喜用其本事、本意，尤其是寫到和“遇雨”“蕩槳”“清泉”等與“水”相關的場景時，往往會提到“林宗巾”，且通過與之相類的優美意象進行組合，來襯托環境之清幽，反映遊弋其中的人物之清雅，極力營造壹種具有畫面感的“畫境”。有描寫郊遊，以“蕩槳”寫環境清幽，以“墊巾”寫悠遊自樂的：“蕩槳遠從芳草渡，墊巾還傍綠楊堤。”
（《城南》，胡宿《文恭集》卷四）“槳打甫裏船，角墊林宗巾。”
（《曹雲西山水》，王遠《梧溪集》卷五）有反其意而用之，寫晴光日好，無冒雨折巾之煩惱：“晴光微逗，既無折巾冒雨之嫌；雲氣成陰，不作赤腳踏冰之想。”
（《楊以哉先生招同泛舟觀白蓮花序（甲戌閏五月十四日）》，章藻功《思綺堂文集》卷三）更有以清泉滌巾、細雨墊巾來暗喻寄贈對象人品高潔雅凈的：“西林獨鶴引閑步，南澗飛泉清角巾。”
（《送劉十》，楊炯《唐音》卷三）“細雨墊巾過柳市，輕風側帽上銅堤。”
（《公子》，楊億《西昆酬唱集》卷上）等等。“林宗巾”典故在此類文學作品中的運用，只是較為表面化地滿足文學創作的需要，其具象化的形象與源出典故之間的聯系較為密切，實指性較強。
另壹方面，隨著離本事出現的年代越來越遠，其文學意涵在壹代又壹代的文人手中得以豐富，源出時自身所帶有的物質性、實指性內容逐漸削弱，即“頭巾”這壹實物性的特征及功用開始模糊，而典故自身所承載的人物品性特質卻逐漸加強，使“林宗巾”慢慢演化為壹個以郭泰為範本而更為典型化了的概念性、象征性文學符號。文人往往出於作詩、屬文的需求，用壹些具有類似***性特征及“名人效應”的事物與之對舉，營造壹種具有整飭感的“詩境”。茲舉數例如下：
莫春已辦曾點服，急雨又墊林宗巾。（《春晴》，曾幾《茶山集》卷八）
甘此陋巷瓢，墊乃林宗巾。（《雅峰以歲暮詩屬和次韻》，王相《友聲集》清籟館存稿）
雨墊林宗巾，風落孟嘉帽。（《幽居記今昔事十首以詩書從宿好林園無俗情為韻》，陸遊《劍南詩稿》卷七十六）
唯安萊蕪甑，兼慕林宗巾。（《贈周散騎行嗣三首》其二，吳均《吳均集》）
仙人葛陂杖，居士林宗巾。（《再以事於役邵州作》，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壹百四十四）
會看神授如椽筆，莫改家傳折角巾。（《示元用》，陸遊《劍南詩稿》卷三十四）
當天氣始肅，寒英盛開，被鶴氅衣，戴折角巾，攜九節杖，巡行圃中，見幽姿勁質……
（《愛菊說》，戴良《九靈山房集》卷十八）“林宗巾”和與之對舉的此類相似典故，在這裏已基本脫離了故事源出時的實指性內容，成為了某種象喻符號：精神方面，將其與“陋巷瓢”“萊蕪甑”“如椽筆”對舉，象征寒士安貧樂道的氣節；形象方面，與“曾點服”“孟嘉帽”“叔子裘帶”“鶴氅衣”對舉，稱揚才子雍容灑脫的風姿；性情方面，與“陶潛巾”“葛陂杖”對舉，暗喻隱者孤高清潔的品行等。至於借以對舉之事典，也往往具有“名人效應”，且在某壹點上和郭泰有契合之處。作者們在此舍實用虛，舍形取意，由淺入深，由表及裏，逐漸完成了“林宗巾”從典故到文學意象的演變。
最後，需要補充的壹點是，“林宗巾”不載於蔡邕《郭有道林宗碑》，卻首次出現於範曄《後漢書》，當與漢末“碑誌”與南朝“史傳”兩種文體自身特點不同有關。
相較於“史傳”而言，“碑誌”往往以議論詠頌為主，是對墓主人壹生蓋棺定論式的評價，篇幅壹般較短，行文結構上重議論而少敘事，語言風格上多莊重典雅而少輕快俚俗。蔡邕所作《郭有道林宗碑》，即“在寫法上多敘事詠頌相間而以詠頌為重”（《漢碑文學研究》）；而“史傳”的寫作則不然，往往寫實性、故事性更強。因此之故，故事性和日常性較強的“林宗巾”典故出現在範曄的《後漢書》中也就不足為奇了。
同時，範曄著錄此事，也和南朝時士人盛行戴頭巾之風有關。作為“名士”之風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他們生活的壹個重要方面就在於對日常服飾及穿著打扮的過度講究，出於身體因長期服食五石散需要“行散”發熱的原因，魏晉名士往往會選擇比較寬大的舒適衣物，相較之下，“頭巾”是比“冠”更加日常化且舒適度更高的壹個選擇：“從東漢開始，巾開始大量被士人服用，有的貴臣還戴巾禮見朝會，直至魏晉南北朝，引發了漢服歷史中第壹次頭巾流行。”
（《漢服論》）準此，也就不難理解範曄在撰寫《郭太傳》時，何以會專門提及“林宗巾”之事了。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