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許多的錯過和失之交臂，有許多的遺憾和失去，當然也有許多的感動、悲傷以及各種獨特的體驗及經歷。每個人的記憶都是壹只篩子，歲月篩下的是那些沈甸甸的東西、彌足珍貴的東西。那是我們刻骨銘心的壹段記憶，那是我們的壹段生命歷程與心路歷程。正是有了這壹段又壹段美好或憂傷、惆悵或滿足、心酸或歡樂的記憶，我們的人生才因此而充盈而飽滿而豐沛，生活才如此美好和可貴。記憶是歷史，記憶提醒我們熱愛生活，珍惜並擁抱我們的身邊人、我們所擁有的壹切。趁壹切都還來得及，對我們的親人、我們喜歡的朋友及時說出我們的愛，表達我們的情。
胡君的《八十年代初的那些夜晚》講述的是壹個錯過的故事，這是壹個與文學、事業和理想、夢想錯過的故事。八十年代初那是壹個屬於文學熱的年代。壹群年輕人正處在對文學狂熱的愛與癡迷之中，即便是當時文字基礎並不太好的杜光輝，也要依靠查《新華字典》頑強地堅持寫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大浪淘沙，留下的只有堅守文學夢想的光輝。其他的人或被商業大潮裹挾下海，或為生活所驅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工作崗位。曾經的文學夢失落了，如同被浪濤沖上岸邊的貝殼，晶瑩剔透，但是已失去了生命。人生是壹條路，路在前方，路在腳下，路沒有盡頭。那麽，我們究竟是在哪壹個路口錯過了？我們究竟是在哪壹個路口彼此分道揚鑣的呢？生活中有太多的遺憾和失落，太多的惆悵與憂傷，只有那些執著理想、不懈追求夢想的人最終才會等到美夢成真的那壹刻。文學是壹道險途，甘苦辛酸，唯有自知。而在這段艱難的攀援過程中，當事人如海南著名作家杜光輝，他經歷了什麽，遭遇了什麽，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徐少林的《野營拉練》講述的也是壹個錯過的故事。1974年在甘肅、四川交界地區，作者參加了部隊的野營拉練。那是他第壹次下連隊，第壹次參加這樣的魔鬼式訓練。而在這個布滿荊棘的過程中，他卻邂逅了壹位鮮花壹樣的知青、赤腳醫生許海潔。這是壹個多情的女子，由幫助作者挑水泡、燒熱炕到相互暗生情愫，許海潔壹路追隨著作者，甘願為之付出，為之犧牲。然而，最終兩人還是失之交臂：女方被推薦上了大學，從此失去了聯系。四十年的時光露水壹般揮發了，但是那些美好的記憶，那些美妙的瞬間及感覺，卻壹直伴隨著作者。錯過，未必不是壹種擁有，未必不是壹筆財富。人生，正是因為有欠缺和不圓滿才成其為人生。而為了愛護自己的兵、自己的部下，連長適時地隱瞞了壹些實情，讓“我”如願地入黨、復員。而在“我”復員之際，又真心地祝願“我”能有緣與愛情重逢、與自己喜愛的人再度相遇。這是壹個富於人情味的連長、壹個可親可敬的人。
《年戲》講述的是父愛。在戲裏，父親扮演的王老五被周扒皮打得死去活來，身為女兒的“我”在臺下哭得天昏地暗。父親壹演完戲妝都不卸就壹把抱起“我”來親吻撫慰。這樣壹次肌膚相親的經歷令作者終生難忘。那是愛的暖流、愛的傳導。人世間，唯有愛意不絕，愛能永恒。
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默默地懷念1980年代的那些個夜晚。
不去歌廳，不去打牌，也很少看電視，伴我們度過那些夜晚的是文學。
那時的文學很神聖。
江濤、華北、光輝，再加上我。四個文學青年當中，我在安康鐵路分局機關工作，是幹部，條件算是好的。他們三個在巴山深處壹個叫萬源的火車站當工人，那是分局最偏遠最艱苦的地方。
最初認識他們是在報刊上。那時我剛開始發表壹些小文章，時常和這幾個名字相撞，在作者介紹裏看到是同壹個分局的人，便留了心。終於，在壹次筆會上，四個初學寫作的年輕人走到了壹起，從此有了滄海桑田的文學故事。
通常，星期天我們才能聚在壹起。周六下午，我坐上慢車，晃蕩三四個小時到達萬源，下車時，天已黑了。他們仨都在站臺上接我，徑直去鎮上吃碗面，之後回到車站附近江濤的宿舍裏。江濤當時已年過三十，依然是光棍壹條，他說了，不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不談婚姻。他有壹間7平方米的小屋，是壹間報廢的女廁所改建的，在這裏，在慷慨激昂的文學漫談中，我們度過了許多難忘的夜晚。有時夜深了，有人喊餓，江濤便翻箱倒櫃地找出半瓶豆瓣醬什麽的，還會有半瓶酒。大家每人壹支筷子，蘸壹下豆瓣醬，喝壹小口酒。食物是慘淡的，但所談的文學是壹流的。直到次日清晨，才找個地方胡亂睡壹會兒。
江濤不僅年長幾歲，在創作的成就上也是老大。平素他用壹口四川話胡侃亂說，言語幽默，不拘小節；寫作時卻判若兩人，鋪好稿紙，正襟危坐，唰唰啦啦，從天黑寫到天明。
華北有所不同，每寫壹部作品總要搞出好大的響動。寫稿之前，先要攢好幾天調休假，然後準備十多個饅頭，若幹鹹菜，三個暖壺全裝滿開水。最後還要有壹個大號臉盆，不是為洗臉，是做馬桶。紙筆香煙壹切備好後，讓老婆從外面把門壹鎖。幾天之後，伴著熏天臭氣出來壹個鬼樣的家夥，不過，神情卻得意非凡：壹篇小說完成了！
光輝寫作沒有這麽猙獰，他總是悄無聲息地不停地寫，短篇、中篇啥都敢整。寫完了讓人看，還讓身邊的工友看，因而常常受到華北的恥笑。有壹次，他又拿壹篇作品請華北看，華北壹目十行地瞅了瞅，發現幾個錯字，鄙夷地扔還他：先去買本小學生字典，五毛八壹本。少給咱丟人！
光輝下午就去買了字典。
次年，光輝終於發表了壹篇小說，在北方壹家叫做《滿族文學》的雜誌上。當他得意非凡地把作品給華北看時，華北瞇縫著眼睛：“發了？”
“發了。”厚道的光輝激動得臉膛發紅，沒看出華北語含惡意，急切地介紹小說梗概。華北把雜誌扔在床上：“這算個什麽刊物？妳這就‘滿足’了？”
光輝臉上青了又白了。他的長處是即便被吐壹臉，也照舊壹副笑臉，對華北這位文學諍友，這只狠毒蜇人的“牛虻”從不生氣。
華北還是不依不饒：“上了這破雜誌就‘滿足’！拿去，看看啥叫發表作品！”說著抓起壹本《紅巖》扔給他，“大型文學刊物，有本人的中篇，頭條！”又順手甩給他另壹本《長安》雜誌：“西安的，有從師的小說，拿去好好讀，免得妳‘滿足’！”
光輝雙手哆嗦，虔誠地接過雜誌。
壹日相聚，多了兩位建築工區的工人，說起他們連日加班，在沿線各站粉刷站區房屋，勞累不堪。江濤便問為何要突擊刷房。回答說，有個日本代表團的專列要經過襄渝線，為了不讓他們看到破舊的房屋，所以沿線的房屋要全部粉刷壹新。江濤頓時怒火沖天，拍案而起：“咱們小站工人住了多年沒人管，幾個日本鬼子路過壹下就要為他們粉刷，豈有此理！”
酒喝到壹半江濤先走了，說要回去寫小說，題目都想好了，就叫《粉刷，十萬火急》。結果兩個星期就完成了這部中篇。臨寄稿子前我們都去了江濤的女廁創作室，我還特意拿起沈甸甸的稿子掂了掂。稿件字跡工整，紙面整潔，裝訂整齊。江濤還用膠帶紙在裝訂處貼了壹圈，說這樣做壹是防止稿件散落，二是不要紮了編輯的手。
兩個月後，《紅巖》編輯部寄來了樣刊，小說赫然發表在頭條，並附了編者的話。小站人驚喜不已，爭相傳閱。當我們在江濤的小屋裏為他慶賀時，江濤卻臉板得很平，口氣也淡淡的，說：“這個嘛，小事壹樁。妳們再看這個！”
他拿出壹張字條，我們頓時驚駭：天吶，是《當代》雜誌的采用通知！《當代》呀，那幾乎等同於我們心目中最高的文字殿堂！而他——他竟然如此淡定，如此輕描淡寫！真叫是舉重若輕！有大將風範。
這之後，江濤獲得了首屆“百花”小說獎，而且排名前幾位，僅跟在張賢亮之後。
這之後，我們聚會得更勤。幾乎每個周六，我都坐慢車去柏樹坡，胡亂吃點啥就到江濤或是華北的宿舍，四個人談文學談人生，那種向往、期冀、美妙的感覺真好啊！江濤機智鋒利，華北刻薄辛辣，光輝忠厚木訥，我則比較中庸謙和——如此不同的個性，竟能完美地融在壹起。有時通宵達旦，有時夜半散夥，但不是去睡覺，而是去寫稿。床鋪掀起來就是兩個人的書案，小餐桌可以坐壹個，簡易沙發上再坐壹個。屋裏頃刻間變得安靜。等聽到華北喊“收工啰，收工啰”的時候，已是黎明時分，四個人輪番在水管前沖壹把臉，晃晃悠悠地往車站前的早市走去。
這時候，華北的鬼點子又來了：“光輝，上次妳在《滿族文學》上發的小說得了多少稿費？”
光輝嘟嘟囔囔說：“妳都問過幾回了，不就是想讓我請早飯嘛！”
江濤在《當代》上發表的中篇曾寄給當地縣辦的小雜誌，是他們主動來約的稿，但當江濤把小說寄給他們後，竟被退了回來，還煞有介事地附了壹封信，上面寫了壹堆小說的不足。江濤壹怒之下將小說寄給了《當代》，居然就發表了，還加了編者按。時來運轉的江濤馬上買了幾本《當代》，徑直去了縣城，幾位我輯接過雜誌誠惶誠恐：“江老師，我們壹定好好拜讀。”從小江壹下子升為江老師的江濤腰桿都直了幾分，但臉還是板得很平，口氣卻開始像大作家：“妳們呀，眼光要放遠壹點，不能老是井底之蛙……”
那壹回，幾位編輯請江濤吃了飯，喝了酒，讓他過足了作家癮。
幾年過去，我們四個都在全國各地發表了若幹文學作品。不僅如此，鐵道部和鐵路局的各類文學獎，幾乎連年被我們囊括。壹時聲名大振。壹個小小的、深山裏的鐵路分局湧現出壹個作家群，示範的作用何等強烈。短短壹段時間，壹批文學青年相繼出現。
1987年，新合並起來的鄭州鐵路局舉辦了首次文學評獎，並制作了金牌銀牌若幹，我們四個囊括了幾乎全部金銀牌。當時分局有壹位部長帶隊，在領獎會上獲得贊譽，心裏高興，返回時特意在餐車上擺了壹桌招待大家。部長興奮地說了壹席鼓勵的話，諸如大家為分局贏得了榮譽、大家是企業的精英之類。光輝異常振奮，隨口說了壹篇小說的名字《今夜星光燦爛》，華北那惡毒勁兒又來了，鄙夷地瞅瞅他：“就妳？”也說了壹篇小說名字《憔悴難對滿面羞》。我覺得華北過於刻薄，便說了壹篇意喻勉勸的小說名字《不該將兄吊起來》。只有江濤壹直悶著頭吃飯，大家都看著他，等著他張口。恰好他被米飯中的壹粒砂子咯著，擡起頭：“呸！《 *** 糧食》！”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就在人們爭相傳閱我們的小說時，華北第壹個離開了。他上了西北大學作家班，並以自己的實踐印證了壹個悖反的定律：上作家班是為了從此不再寫作。他下海了，開了間公司，當起了老板，從此徹底離開了文學。稍後，我也調入了西安鐵路局機關，而且榮幸地當上了專業編輯。有時，滿懷興致地到華北處，談及文學的老話題，卻被他壹次次冷冷地打回。後來我知道了，在華北面前，別再提文學，他總是壹副鄙夷的樣子：都什麽時代了，還文學呢？
有年春節，我把新出的書給華北送去壹本。他接過書，似看非看地掃了壹眼：“能掙幾個錢？”順手扔在壹邊。我們對臉相望，卻無言。壹瓶五糧液喝完了，他高舉著酒杯，喃喃地說：“我原本是想先掙點錢，為寫作創造條件，真正的大作家莫不是富翁和貴族，可是，進了商海再也出不去了。”我說：“妳現在撒手還來得及，在咱們幾個當中，妳是天分最高的！”他移目窗外，沈默不語，片刻，咕嚕了壹句：“回不去了。”
江濤有了名氣之後，調進了大都市西安，奇怪的是，從此再無聲息，好像被都市的泡沫淹沒了似的。或許真像他說的，離開了那個女廁所改造的破屋子，他就再寫不出來！
光輝去了海南，壹別十年。謀面的機會很少，但卻看到他的小說不斷發表，時不時在《中篇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上露臉，還從新聞媒體上看到他不斷地獲得各種文學獎項.
我在鐵路局做編輯也十多年了，日復壹日地看稿編稿，看似做著文學的事，實際離文學越來越遠。是忙嗎？自己清楚，根本不是，比起八十年代的那些時光，現在的條件好了多少倍！然而， *** 呢？ *** 去了哪兒？
那年8月，光輝來到西安。
他大我幾歲，已近六十，無限滄桑寫滿臉膛。他和從前壹樣，憨厚誠實，不善言談。我是從他夫人斷斷續續的插敘中，連起了他這十多年的軌跡的。
我調到西安之後，光輝於九十年代初去了海南，寄居在朋友家，四處打工為生。他洗過盤子，擦過皮鞋，買處理方便面，吃地攤上的盒飯。在那樣的時光，他竟然壹直堅持寫作，壹天也沒有停止。後來，到《新世紀》周刊社做編輯，連上路程每天需要工作十多個小時，晚上依然要堅持寫作五個小時。從壹個打工者做到總編，還擠出了壹部部中篇、長篇小說。後來，海南省委宣傳部發現壹個奇怪的現象：若幹年來，海南***有七八部中篇小說被《中篇小說選刊》選載，其中絕大多數都出自壹個叫光輝的作家之手。於是，海南有關方面舉辦了光輝作品研討會，人們開始註視這位默默無聞的作家。若幹年後，他被評為壹級作家，調到壹所大學任教，於是，從未上過大學、只有中專學歷的光輝壹躍成為全國著名作家、大學教授。壹年後，他給我郵發了他編寫的《西方文論》、《文藝心理學》講義，我不得不敬佩他知識的豐富。
我問光輝：“還那麽拼命？”
光輝笑了下，啥話都沒說，還是壹臉憨相。
光輝夫人說：“每天早上4點就起床寫作，不是拼命是什麽？”
光輝趕忙糾正：“我睡得早，九點就上床，睡眠時間夠了。”
我苦笑，當代人誰九點就上床睡覺，沒有交往，沒有電話？光輝竟能不管不顧地睡覺，為第二天的寫作儲備體能！
我又問光輝：“那本字典還在嗎？”
光輝說：“在。現在還用呢，那些《辭海》、《辭源》什麽的，翻起來太麻煩。”
2011年，我在《海南日報》看到壹篇對光輝的報道，說他在2010年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8部中篇小說，其中7部被轉載，大約100萬字。2017年底，我修改這篇隨筆，問他今年的創作情況，他說出版了兩部長篇，發表了5部中篇，還完成了壹部文獻片的腳本，大約90多萬字。這麽大的創作量，轉載率這麽高，就是放到全國文學創作的格局中都為罕見！
光輝到我家來串門，那天談到很晚。送他走時，他拒絕了我替他攔的出租車，跑著擠上壹輛剛開過來的公***汽車。望著遠去的公交車，我內心多少有些翻騰：自作聰明的我們是在哪個路口分岔了呢？為什麽只有貌似愚訥的光輝跑完了這場馬拉松賽程，進入文學的殿堂呢？
文學，究竟是什麽人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