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的姓名和現代壹樣，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用來代表個人的符號。姓，就是某壹群人（氏族、家族）***用的名；名，就是個人獨用的姓。
中國古史傳說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雲氏等，今天看來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稱。上古時代氏族以自然物為氏族標誌，因而這些名稱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現象有關。這些氏族名稱以後就可能演化為姓（如熊、牛、雲等）。古代稱呼人還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說，“傅”是地名）、職業名（如巫鹹，“巫”是從事占蔔的人）、祖先的名號（如仲虺，是奚仲的後人）等，這類稱呼固定下來也就是“姓”。如魯、韓、宋等，是以地名為姓；東郭、西門、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為姓；師、祝、史等，是以職業為姓；上官、司馬、司徒等是以官職為姓；公孫、王孫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莊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謚號。從春秋戰國時壹些人的稱呼中我們還能看到姓氏形成的壹些痕跡，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稱“柳下惠”，公輸班因是魯人又叫“魯班”，公孫鞅又因是衛國人稱“衛鞅”、因封為商君稱“商鞅”等。此外，在中華各民族交通往來過程中也出現了壹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遲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歷史過程，同樣的姓未必就是壹個起源。如“賀”，有的是原姓“賀蘭”或“賀敦”簡化為“賀”，有的是原姓“慶”，因避皇帝諱而改姓“賀”。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變化。如五代時吳越的“劉”姓因避諱（“劉”與吳越王“錢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難”②之後，黃子澄的後人因避禍改姓“田”，而“靖難”有功的太監馬三保卻被賜姓為“鄭”（就是以“三保太監下西洋”著稱的鄭和）；北魏孝文帝為推行“漢化”而改“拓跋”姓為“元”姓。又如“漢代諸縣（今山東省境內）的“葛”姓遷到陽都（今河南省境內），為了和當地的葛姓區別就稱為“諸葛”，而齊地的“田”姓外遷，以外遷的次第改姓“第壹”、“第二”……（如東漢名臣“第五倫”）。可見，姓就是壹種符號，並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維護者所宣傳的那樣神秘和神聖。
名，是在社會上使用的個人的符號。夏商兩代留下來的壹些人名如孔甲、盤庚、武丁等和幹支相聯系，可能和生辰有關。春秋時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應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鄭莊公名“寤（牾）生”，則是他母親難產的紀實。可見那時有些名字還是很樸素的。但那時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這含意並因同時出現的“字”而更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釋和補充，是和“名”相表裏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離騷》裏自述：“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正則”就是“平”，“靈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義上的聯系。古人“名”和“字”的關系有意義相同的，如：東漢創制地動儀的張衡字平子、“擊鼓罵曹”的文學家禰衡字正平，他們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詩人秦觀字少遊、陸遊字務觀，他們名、字中的“觀”和“遊”也是同義。又如唐代書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學家曾鞏字子固，他們名、字中的“良”與“善”、“鞏”與“固”也都是同義。“名”和“字”有意義相輔的，如：東漢“舉案齊眉”的文學家梁鴻字伯鸞，“鴻”、“鸞”都是為人稱道的兩種飛禽；西晉文學家陸機字士衡，“機”、“衡”都是北鬥中的兩顆星。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咎”是過錯），因能“補”過才能“無咎”。“漁”（打魚）、“樵”（砍柴）常為侶，宋代史學家、《通誌》的編者鄭樵字漁仲；“漁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學家李漁字笠翁。“名”和“字”有意義相反的，如：宋代理學家朱熹字元晦、元代書畫家趙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異之，他們“名”、“字”中的“熹”與“晦”、“頫（俯）”與“昂”、“同”與“異”都是反義。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書古典，如：漢末“建安七子”之壹徐幹字偉長，《孔叢子》有“非不偉其體幹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謂德操”句。三國趙雲字子龍，取自《周易》“雲從龍，風從虎”；唐代文學家陸羽（著有《茶經》，後世尊為“茶神”）字鴻漸，也是取自《周易》“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元末戲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記》）字則誠，取自《禮記》“誠則明矣”；明代軍事家於謙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則都是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還常用來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輩。先秦時，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長幼，如伯夷、叔齊，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長女。漢代以後逐漸在“名”或“字”中用同樣的字或偏旁表同輩關系，如唐代抵抗安祿山的名將顏果卿和他的弟弟顏曜卿、顏春卿***用“卿”字，和他們同輩的堂兄弟顏真卿（以書法傳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學家蘇軾、蘇轍兄弟***用偏旁“車”表同輩。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用“常”，第三字***用“氵”旁；吊在景山上的明崇禎帝朱由檢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歷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用“由”，第三字***用“木”旁。在這種情況下，姓名中的第壹字是和父、祖***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壹半是和弟兄等***用的輩名，具體到個人身上就只有半個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還有號。“號”是壹種固定的別名，又稱別號。封建社會的中上層人物（特別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誌趣等為自己取號（包括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蓮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蘇軾的東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鄭燮的板橋、朱用純的柏廬等，都是後人熟知的；有些別號的使用率（如蘇東坡、鄭板橋、朱柏廬等）甚至超過本名。別號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輩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發或標榜使用者的某種情操。別號中常見的“居士”、“山人”之類就是為了表示使用者鄙視利祿的誌趣。宋代歐陽修晚年號“六壹居士”，就是以壹萬卷書、壹千卷古金石文、壹張琴、壹局棋、壹壺酒加上他本人壹老翁，***六個“壹”取號。南宋愛國詩人陸遊憂世憤俗，被權貴們譏為不守禮法，他就自號“放翁”，表示對他們的蔑視。明末畫家朱耷在明亡後取號“八大山人”（“八大”連寫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來抒發自己懷念故國的悲憤之情。當然，更多的官僚縉紳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種動聽的別號只不過是附庸風雅、沽名釣譽的幌子。
另外還有“綽號”，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認的別號，是對人的刻畫和形容。春秋百裏奚淪落楚國，被秦穆公用五張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贖回相秦，人稱“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綽號。唐代奸相李義府外柔內奸，被人稱為“笑中刀”（成語“笑裏藏刀”的起源），又號為“人貓”；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幹別的事，當時號為“三旨相公”，這幾個貶義的綽號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臉。《水滸》裏梁山上壹百○八人個個都有綽號，大都準確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這些綽號作為姓名的代稱，更是人們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號之外，歷史上常常用來代替個人姓名的還有：
壹、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職所在地等）。如東漢孔融稱為孔北海、唐代韓愈稱為韓昌黎、柳宗元稱為柳河東或柳柳州、宋代蘇轍稱為蘇欒城等。以地名稱人在封建時代是表尊敬，叫做稱“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壹幅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上聯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鴻章（合肥人）、下聯指任戶部尚書（司農）的翁同龢（常熟人），卻利用“地望”的雙關語義諷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職銜、封號等）。如東漢發出“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豪言的馬援稱馬伏波（曾任伏波將軍），投筆從戎的班超稱班定遠（曾封定遠侯），蔡邕稱蔡中郎（曾任中郎將），三國嵇康稱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稱杜工部、杜拾遺（曾任工部員外郎、左拾遺）等。
三、弟子或後人所上的尊稱。如宋周敦頤稱濂川先生，北宋呂本中和南宋呂祖謙先後稱東萊先生，明歸有光稱震川先生，王夫之稱船山先生等。還有在後由門人、後人上的尊號（“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晉代陶潛的靖節等。
四、謚號，即後由皇帝頒賜的榮稱。如宋包拯稱包孝肅、嶽飛稱嶽武穆、明徐光啟稱徐文定、清紀昀稱紀文達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詞指稱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漢代學者戴德、戴聖叔侄（他們編纂的《禮記》也分別稱為《大戴禮》、《小戴禮》），晉代作家阮籍、阮鹹叔侄也分別稱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義詞），南朝謝靈運和堂弟謝惠連都是詩人，也被稱為大、小謝。唐代詩人中老杜（亦作大杜）專指杜甫，小杜專指杜牧。老蘇、大蘇、小蘇則指宋代蘇洵、蘇軾、蘇轍父子。
六、以幾個姓並稱特定的幾個人。如“伊呂”指商伊尹、周呂尚；“馬班”（或“班馬”）指司馬遷（《史記》作者）、班固（《漢書》作者）；唐詩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韓柳”是韓愈、柳宗元。還有前面提到的大謝小謝合稱“二謝”，加上南朝另壹詩人謝眺又合稱“三謝”；“二程”專指宋代學者程顥、程頤兄弟；蘇洵、蘇軾、蘇轍又合稱“三蘇”。
七、在唐代還常以行第連同姓名官職等稱人。王維有詩題《送元二使西安》（“勸君更進壹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詩中屢見《答王十二》、《問劉十九》、《同李十壹醉憶元九》、《送裴十八圖南》、《寄丘二十二員外》之類的題目，都是以行第稱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韓愈是韓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還可連同名和官職並稱，如裴圖南稱裴十八圖南、杜甫稱杜二拾遺、白居易稱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還有此風習，如秦觀稱秦七、歐陽修稱歐九、黃庭堅稱黃九等。
以上所說的封建社會的姓名字號之類，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倫理道德等觀念形態的組成部分。我們今天直接以姓名作為古人的代號就行了，已不再需要這些東西。但是，由於它們在歷史上長期存在並被廣泛使用過，又是我們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氣歌》的作者文天詳、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義），歷代還常稱他“文文山”（自號）、“文丞相”（官職）、“文信國”（封號）等，他的著作也分別題名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國公集》、《文信公題杜詩》等。又如《四庫全書》中以“王”為首字題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種，其中絕大多數是以字號或其他代稱題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遊集》（明王達的號）、《王陽明集》（明王守仁的尊號）、《王文成公全書》（明王守仁的謚號）、《王荊公詩註》（宋王安石的封號）、《王右丞集》（唐王維的官職）等。還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題目上根本無姓名，如《臨川集》（宋王安石原籍臨川）、《鳳洲筆記》、《弇州山人題跋》（明王世貞，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漁陽文錄》（清王世禎，號漁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稱船山先生）等。如果我們對古人姓名字號的知識毫無所知，根本無從識別。所以，為了閱讀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風格，還是需要我們對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學者稱這種氏族標誌（也是氏族崇拜對象）為“圖騰”。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討伐黃子澄等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當了皇帝（即明成祖），當時號“靖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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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字號摭談
文/闕維杭
古代人在本名之外，大多另有字，這風氣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很普遍了。《禮記·曲禮上》稱：“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貴族男子二十歲時(成年)行加冠之儀而取表字，女子出嫁(成年)之時可以盤發插笄(簪子)了，也要取字；故後來亦稱女子許嫁為“字”，如：待字，字人，等等。看起來，這取字的規矩最初是囿於上層社會的圈子，但後來漸漸打破了界限，壹般平民也多取字，相沿成習。
那麽，字與名是什麽關系呢《顏氏家訓·風操》說：“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廣義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義的詮釋，也可以是名的內涵的發揮。例如諸葛亮字孔明，關羽字雲長，鮑照字明遠，陶潛字淵明，白居易字樂天等等，都是詞義互見，相輔相成的。蘇軾，字子瞻，假如我們知道“軾”字的古義是指車子前面供人憑倚的橫木，“子”則系夫子自稱，那麽憑欄而望稱之為“瞻”也就是順理成詞了。他的另壹個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蘇軾排行第二，加“和”字則含有吉祥意，了解這些字的本義再看表字，含義就明確了。金代文學家元好問，字裕之，人“好問”而學識“裕之”，這字取得實在妙；清代戲曲家李漁的字為“笠翁”，則又可謂以俗字見雅趣了。也有的幹脆拆名為字，簡便好記，如清代詩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歡取許多字，壹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文人中多字的冠軍，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齡(壹名甡)，他壹字兩生，又字大可、齊於、於、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遲、春莊、僧彌、僧開等等，真是隨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至於文人學士在名、字之外再取別號，也是不可少的雅事，而這號又往往比字取得更玄乎乃至無跡可尋，但大多數還是有規律可循的。不少人喜歡以曾經居住或逗留過的地名風物為號，如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雲：“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李白五歲隨父遷居綿州彰明縣(今四川江油縣)之青蓮鄉，後因自號“青蓮居士”；蘇軾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縣)後，“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蘇軾取“東坡”為號還有仰慕白居易的意思，因白居易在忠州(今四川忠縣)曾於東坡屋地栽花自娛，詩嘗數言及“東坡”，蘇慕而效之，遂以為號。蘇軾的這個號在文壇與民間最為普及，他其他的別號多達三十余個，有以排行、籍貫稱的，如：大蘇(以別於其弟蘇轍)、峨眉先生、眉山公；有以職官學名行世的，如：蘇使君、蘇賢良、西湖長；也有因人格、詩風自稱或被人稱，以及旨在揄揚胸臆的，如：坡仙、謫仙人、狂副使，不壹而足。從他的這許多名號也可見出古人取號的廣泛與無限制，多號也就習以為常了。不少的文人還因傳聞軼事或佳句而得號，如晚唐溫庭筠年輕時參加科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叉”，這很近於是壹種綽號或謔稱了。宋代詞人張先因有三句寫“影”的佳句，被譽稱為“張三影”；元末袁凱因詠白燕詩出名，人呼“袁白燕”；清初王士禛作《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壹時稱善，遂號為“王桐花”。這些都是以詩名人的例子。以署邸、書齋名為號也是文人的壹種慣例，清代詩人袁枚在江寧(今南京市)小倉山築隨園定居，因號“隨園老人”；清代藏書家錢曾的藏書樓名叫“也是園”，他的號就稱為“也是翁”。
近代文人多號達數十個的有蘇曼殊、姚民哀兩位，有人作打油詩戲稱他倆：“壹人數十百名字，從此閻王捉不來。”提倡白話文以後，也有人開玩笑在報上把名號譯成語體，如稱丹翁為“通紅老頭子”，君博為“皇帝賭錢”，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