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典和詞典有什麽區別
第壹，通行的理論定義把它們作為同壹概念。(現代漢語詞典>(1996修訂本)：“[詞典]收集詞匯加以解釋供人檢查參考的工具書。也作辭典”，“[辭典]同‘詞典”’。(漢語大詞典>“詞典”條釋義與<現代漢語詞典>相同，“辭典”條釋為“匯集詞語，按某種次序排列，加以解釋，供人查閱的工具書”，釋語微別，而實質相同。國家標準<辭書編纂基本術語>(征求意見稿)：“辭典dictionary也稱‘詞典’。以詞條為單元，給出語詞性或專業性註釋的辭書”，“詞典dictionary即‘辭典”’。朱炳昌《異形詞匯編>明確地把它們列
於其中。總之，理論上或官方的規定，均將“詞典”和“辭典”作為毫無別義作用的異形詞。
第二，“詞典”和“辭典”既為壹對異形詞，官方又未規定何為規範形體，於是就放任自流了。我們隨意抽取了424部辭書，其書名用“詞典”者201部，用“辭典”者223部，可謂平分秋色。<中國語文>1996年第5期的簡訊(中國辭書學會首屆語文辭書學術研討會召開>和<語言文字應用>1997年第1期的論文(論語文詞典的推陳出新>，可謂專業性文章，而其中“語文詞典”、“語文辭典”自由交替使用。
第三，遍觀辭書編纂界，形形色色的“詞典”、“辭典”泛濫成災。成語、典故、諺語、俗語、歇後語、名言、警句、楹聯、詩文欣賞?五花八門，皆披上了“詞典”或“辭典”的外衣。至於具體斟酌用“詞典”還是“辭典”時，又罔知所措。二者無別，而此外亦無更好的名目，能不令人頭疼麽?
種種混亂，原因何在?如何治理與消除混亂?
田我國古代無“詞典”或“辭典”之名，收單字者統謂之“字書”。然“字”、“辭”、“詞”及其所代表的概念卻早已產生，並隨著時代與語言的發展而內涵不斷發生變化。“字”偏重於書面形體而言，所謂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後則統謂之“字”或“文字”。而就其記錄的古代語言單位而言，它們又皆為今天語言學意義上的詞。“辭”本指爭訟。(說文>：“辭，訟也?猶理辜也。”朱駿聲通訓：“分爭辯訟謂之辭。”以後引申指所有的言語文辭，成段的甲骨文叫“蔔辭”，(易>有卦爻辭。可見“辭”是壹個較大的概念，凡詞、語、句、段乃至篇章，皆可謂之“辭”。“詞”，<說文>謂“意內而言外也”。後人對此語的理解頗有分歧且不去說，然“詞”在漢語早期應用中確有兩種所指。其壹是指虛詞。
許慎在<說文>中就是這樣運用的，如“者，別事詞也”，“乃，詞之難也”等等。後世的虛詞專著如<經傳釋詞>、<詞詮>等，即是取“詞”的此種意義。其二是指言語、文辭。在這種意義上，它與“辭”完全合流了。“言詞”與“言辭”、“詞令”與“辭令”等壹大批詞語，意義混然無別，以今觀之，皆為壹組組異形詞。
繼唐詩之後，我國又興起了壹種叫作詞的韻文形式(又稱“長短句”)。而“詞”這個字眼兒也就新增了壹個義項，專指這種韻文形式時，如宋張炎<詞源>，明楊慎<詞品>，就不能再寫作“辭”。近現代以降，西方語法學的傳入，實為漢語史上壹件大事。其中壹個極為重要的概念word(法語叫mot，德語叫Wort)的傳入，引起了漢語中“字”、“詞”之辯的壹場革命。而究其實，其內因又在於漢語自身的發展變化。倘使我們壹直口說筆寫先秦式文言，這場革命就不致發生了。因為古漢語及文言文中單音節詞占優勢，字、詞基本對等，<說文解字>直至<康熙字典>中的“字”，皆可作如是觀。1898年面世的我國第壹部古漢語語法專著<馬氏文通>，即是以“字”來對應西方的word概念，分“名字”、“動字”、“介字”等九類。然而古代漢語發展到近代白話並進而成為現代漢語，文言文發展為白話文，“字”與word概念的矛盾，就日益突出了。是誰率先用“詞”來對應word概念?據查考，早在1907年出版的章士釗的<中等國文典>，就完全用“詞”來表示word的概念了，並講了字、詞之別。1924年出版的我國第壹部白話文語法著作——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就完全用“詞”來指稱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了。1949年後，我國語言學界又從詞匯學的角度對“詞”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於是人們對“詞”的意義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它既是語法上的壹級語言單位，又是詞匯上的壹級語言建築材料單位。從此，“詞”的概念就深入人心了。漢語、中文發展到今天，“字”、“詞”、“辭”已經成為三個獨立的概念。(1)“字”在古漢語中為詞，在現代漢語中為語素，即詞的組成部分。(2)“詞”在現代人的眼裏，首先是指語言中那種最小的可以獨立用來造句的單位。這種後起的意義反而後來居上占了上風。過去的虛詞義，亦並入此義中來了，因為實詞為word，虛詞亦為word。而“詞”指長短句那種韻文形式的意義，雖亦偶或壹用，但早已退出了現代人的生活。(3)“辭”現在多用於廣義的言語文辭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它過去是跟“詞”相通的，且現在的word義照理也是蘊含其中的。而今word義從廣義的言辭中分化出來，由“詞”單獨承當了，在word意義上，“詞”與“辭”就形成了對立，或者說“詞”對“辭”是排斥的。詞、詞匯以及詞匯學，絕不可寫作“辭”、“辭匯”和“辭匯學”。廣義的言辭義，尤其在容易發生混淆時，人們已逐漸傾向於只用“辭”來承擔。在專業性較強的場合，甚至還非常嚴格。例如修辭和修辭學，是修飾言詞、語句乃至篇章的學問，不可寫作“修詞”和“修詞學”。這樣，“辭”與“詞”也形成了對立，“辭”對“詞”也是排斥的。
我們歷數“字”、“詞”、“辭”三個概念的發展變化，意在說明，漢語文在完成“字詞之辯”的同時，也完成了實際上的“詞辭之辯”。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所以應正視這種變化；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所以又應正視這種差別。要說特色的話，這種“字”、“詞”、“辭”之別，正是漢語文不同於世界上其他語文的中國特色，也應作為建立科學的有中國特色的辭書學體系的客觀依據。照理說，我們的語文中既有了“字”、“詞”、“辭”之別，工具書亦應有相應的“字典”、“詞典”、“辭典”之別。可“字典”早已獨立門戶了，而“詞典”、“辭典”卻混於壹伍。這是歷史的原因造成的。
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之初，還正是中文以“字”為詞的時代。人們最初以“字”對譯英文的word，相應地也以“字典”對譯英文的dictionary，如190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有<英華新字典>。“辭典”原是日本為對譯英文的dictionary而借用漢字造出的，說是仿“字典”壹名造出來的也未嘗不可。我們在清末就從日本將“辭典”借用過來了，如宣統三年(1911)上海扶輪社就編印出版了<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當時叫“辭典”還算是名符其實的，因為古漢語中單音節單位叫“字”，而word概念的“詞”尚未產生，雙音節以上的單位則習慣歸入“辭”，“辭典”正可以泛指收錄“超字單位”的工具書。如前所述，“詞”又與“辭”在言語文辭意義上通用，因而我們又很容易地造出了“詞典”的寫法，如20年代初就有了<國語詞典>和<白話詞典)。於是就有了“辭典”等同於“詞典”的既成事實。可見“辭典”和“詞典”的混用是建立在“辭”與“詞”混用而沒有形成對立的背景之下的。隨著時代的發展，矛盾就逐漸暴露出來了。
如前所述，隨著我國語法學、詞匯學和修辭學的建立與研究的深入，“詞”與“辭”形成了對立。另壹方面，詞匯學研究表明，現代漢語“詞匯”這個大倉庫中的材料，又是分層次的。第壹個層次是詞(word)，第二個層次是各種各樣的“語”，即成語、諺語、慣用語、俗語、歇後語等，壹般統稱為“熟語”。這些“語”，現在都承認在結構上不是詞，而是比詞大的語言單位，只是其作用相當於詞而已。這就出現了兩方面的問題：壹方面，“詞”已不等於“辭”了，還繼續讓“詞典”等於“辭典”，這本身就是壹個矛盾；另壹方面，詞匯已經劃分為“詞”和“語”兩級層次了，而“詞(辭)典”則仍混為壹個層次(匯集“詞匯”或“詞語”加以解釋)，這又是壹個矛盾。這種矛盾在80年代以前還不算突出，但其後忽然出現了辭書熱，各種專以“語”為收錄對象的詞(辭)典爆發性湧現。人們對詞(辭)典的起碼要求，首先得是解“詞”的。而專解“語”不解“詞”的工具書也叫詞(辭)典，人們頗感別扭。更有甚者，許多連詞匯中的“語”也不沾邊的東西，什麽名言、名句、名段、對聯、文學描寫、名篇鑒賞等等，亦得以冒在詞(辭)典的名下。可話又說回來，這些東西不許它們叫詞(辭)典，又該叫什麽呢?看來混亂的根源就在於沒有適合它們的壹個名目，原來“詞(辭)典”的定義，只適合“詞”、“語”混收的情形，不適合“詞”、“語”分收的情形。“詞匯”庫中那些比“詞”大的固定結構，稱“語”也罷，統稱“熟語”也罷，總算有了個名目。可專收這類“語”的工具書卻沒有自己的名目，那種種連“語”都不是的東西就更不用說了。我們著實應該為它們單立壹個“戶頭”了。聖人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欲治理辭書編纂的“濫”與“亂”，亦應由正名始。
電子辭典和電子詞典的區別
照以往“詞典”、“辭典”相等的成規，根據整理異形詞的原則，就該取消壹個。然而若取消“辭典”，“詞典”字面示義太窄，不利於容納那麽多的超詞單位；若取消“詞典”，“辭典”包容性是增強了，但卻真正成了壹個雜貨倉，以濫名治濫實，只能愈治愈濫。看來此路不通。我們認為：應該利用“辭”與“詞”意義上已經形成的天然差別，果斷地將“辭典”與“詞典”區分開來!“詞”的word義既已深入人心，只收詞的工具書寫作“詞典”自屬天經地義。所有比詞大的語言材料則壹律推給“辭”負責，這類工具書作“辭典”也名正言順了。這樣，“詞典”與“辭典”各有其收錄對象，各司其職，劃然分別。若“詞”、“語”兼收，則視二者所占比重而定，以“詞”為主用“詞典”，反之用“辭典”。例如(現代漢語詞典>和(漢語大詞典>，其宗旨都是收“詞”的，不能因為兼收了部分的“語”而叫“辭典”，也不能因為以單字打頭而叫“字典”。這樣的“詞典”也算名符其實的。典故、掌故之類，反映的是文化的積澱，有的可能以詞的形式出現，但更多的是以短語乃至句子的形式出現，以用“辭典”為宜，用“詞典”就有名不符實之嫌。至於本就著重於句子的名言、警句、對聯等，著重於段、篇的作文描寫、名篇鑒賞之類，古代就歸入“辭”，今天仍可繼續由“辭”負責，這類工具書歸入“辭典”亦屬順理成章，叫“詞典”反有風馬牛不相及之嫌。
總之，我們認為，既然有了“字”與“詞”的對立，也就應有“字典”與“詞典”的對立；既然有了“詞”與“辭”的對立，也就應有“詞典”與“辭典”的對立。時代不同了，我們不必墨守以往的成規。早期不是只有壹個“字典”之名嗎?時代發展了，語言變化了，我們又及時地分化出了“詞(辭)典”之名。如今再把“詞典”和“辭典”分化開來，也是時代和學術發展的需要，是現代漢語和當代辭書編纂客觀現實的需要。我們根據實際情況將“字典”、“詞典”、“辭典”三分，使各循其名，各責其實，這正是當代辭書編纂的中國特色。“詞典”、“辭典”之分，都是確指的概念，均指具體辭書而言。
然而當壹般敘述、不確指時，畢竟還需要壹個“ci典”概念。比如我們常概括地說“語文ci典”、“知識ci典”、“ci典編纂”等，是用“詞典”呢，還是用“辭典”呢?我們覺得這時又用著了“辭”字包容性強的特點，應壹律用“辭典”。這就是說，還應有壹個兼容二者的上位“辭典”，以單獨與“字典”相對照。這並非我們自亂其例，只是考慮到不同情形而讓“辭典”義有廣狹而已，而惟此方更加嚴謹。另有壹種特殊類型的百科全書，既有“全書”之名，自可獨立壹類。至於涵蓋“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的更大概念，學界早有定論，叫“辭書”，且無其他寫法(不作“詞書”)。“辭書”上面的概念叫“工具書”，更勿庸贅言。我們闡述了劃分“詞典”與“辭典”的客觀依據，而這在理論上也非忽發奇想或向壁虛構。主張為專收詞匯中那部分超詞單位的工具書另定名稱的，國外辭書分類理論已有了先例。1978年，蘇聯辭書學家A．M．蔡文發表了(關於俄語詞典的分類問題>壹文(見(詞典學論文選譯>，商務印書館，1981)。他把俄語的詞典細別為兩類：JIeKCHKOH和0ppa3apn~，翻譯者分別譯為“詞詞典”和“語典”。所謂“詞詞典”即只收詞或以詞為主的辭書，所謂“語典”則專收類似於我們稱為“熟語”的各種單位。我們認為這種主張還是很仃見地的，可惜介紹到我國後沒引起什麽反響就銷聲匿跡了。
本文關於“詞典”與“辭典”的劃分，可說已吸收A．M．蔡文這種理論，我們定的“詞典”，就是他的“詞詞典”，而其“語典”概念，則已吸收進我們定的“辭典”中來了。我們的“辭典”不僅容納詞匯中的“語”，而且可以容納超“語”單位。如有人覺得有必要為後者另定名目，也不是不可以討論。
在我國，對於以往將“辭典”與“詞典”相等同的現象，亦非毫無異議，且不無相當好的意見。楊祖希、徐慶凱主編的(辭書學辭典>(學林出版社，1992)中，“辭典”條這樣說：
“辭典”和“詞典”，壹般可以通用，但有不同之處。“辭典”可以包括“詞典”而“詞典”不能包括“辭典”。
“詞典”條又說：
中國對“辭典”的另壹種寫法。壹般用作“辭典”的同義詞。但是以諺語、格言、書名等為收錄對象的辭書，稱為“詞典”有名不符實之嫌，稱為“辭典”較為適宜。
其“辭典”條的說法，分明是要建立壹個廣義的上位“辭典”概念；其“詞典”條的說法，又分明是對將專收“超詞單位”的辭書叫作“詞典”的做法提出非議，主張應稱“辭典”。這都是很好的意見。可惜這都是在詞條釋義中附帶提及的，讀者無法進壹步了解其理論與客觀上的“所以然”。而除此外也再無其他的系統闡述。還有壹種把“詞典”與“辭典”區分開來的主張，即讓語文辭典用“詞典”，百科及專科辭典用“辭典”。這種劃分並無什麽理論上的所以然，只不過是想當然而已，因為它經不住人們問壹句：語文的word是“詞”，百科或專科的word為什麽就不是“詞”呢？所以仍應由所收詞目的結構是“詞”還是“超詞單位”而定。依照我們的劃分，百科及專科辭典大多也要用“辭典”，不過我們的根據是這類詞語結構更多地是短語(phrase)。如“化學變化”、“哺乳動物”、“多年生草本植物”之類，在外語中也是典型的phrase。日本倒是為百科及專科辭典另定了專名，即“事典”。不過我們卻不能引進此名，因為它不適合漢語。“醫學事典”、“植物大事典”之類，人們會不知所雲。另外有人主張按規模大小來分，大型的用“辭典”，小型的用“詞典”。這更是毫無道理。12卷本的<漢語大詞典>不可謂不“大”，能僅僅因為其“大”就不叫“詞典”嗎？大型、小型的有了規定，而像<現代漢語詞典>這樣公認為中型的呢?可見這種劃分更是壹團糟。
總之，將“詞典”、“辭典”作為兩個概念劃分開來，利用其形體差別在辭書編纂實踐中發揮區別作用，這種指導思想是好的。但關鍵看如何劃分。如果理論上不能服人，實踐上不能理亂，該劃分也就失去了意義。
世界上的辭書編纂已有悠久的歷史，但辭書學卻是門十分年輕的學科。它於20世紀中期才誕生，僅有數十年歷史；中國辭書學70年代末才興起，僅20余年。所以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辭書學，任重而道遠。它不僅要借鑒外國理論，而更要適合中國的國情，漢語的“語情”，中文的“文情”，以及當代辭書編纂的實情。有鑒於此，我們不揣固陋，將在辭書編纂實踐中劃分“詞典”與“辭典”的構想奉獻於方家讀者面前。大家完全可以就此展開討論，以求得***識。我們的辭書編纂及其名稱已經亂了，我們不能任其再亂下去。總之我們的目的只有壹個，那就是促進有中國特色的辭書學體系的完善，並由此帶動我們泱泱大國的辭書編纂事業走上規範化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