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初，辜鴻銘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華府會議。某次酒會上，壹個淺薄的美國女士坐在辜鴻銘旁邊。望著這個形容古怪的中國老頭，她壹時找不到話題。在上湯時，終於忍不住，學著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語，壹字壹字地問道：“likke soupee？”（喜歡這湯嗎？）辜鴻銘禮貌地點頭微笑。女士認為這個Chinaman連最淺的英語都聽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過三巡，辜鴻銘起立致詞，操壹口流利典雅的英語，全座為之贊嘆不已。辜鴻銘坐下來，也學那女士的腔調，低聲問那已經羞得滿臉通紅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歡我的演講嗎？）
辜鴻銘的趣事(壹)
十歲那年，辜鴻銘跟義父母布朗夫婦到了倫敦．他按照父親的交代，在倫敦也始終穿著長衫馬褂，留著長長的辮子，永遠記住自己是個中國人（當時是清末）．有壹天，他坐在電車上看倫敦泰晤時報，幾個同車的英國人覺得好玩，侮辱辜鴻銘．起初辜鴻銘不理他們，幹脆把報紙調頭來看．那幾個英國人更來勁，說："看，那個中國小子連字都不認得，還看什麽報紙？"．這下把辜鴻銘給惹火啦，他用純正嫻熟的英語把整段文章念出來，然後說："妳們英文才26個字母，太簡單，我要是不倒著看，那就壹點意思都沒有！"那幫英國孫子壹聽都傻啦，趕緊灰溜溜地跑掉．
辜鴻銘的趣事(二)
辜鴻銘他生在南洋（馬來西亞的檳城），學在西洋（留學英法），娶妻東洋（有壹個日本老婆，在日本有崇高的威望），仕在北洋（早年為兩江總督張之洞幕僚，晚年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職），壹生精通13種語言，是壹個怪傑，號稱清朝最後壹根辮子（至壹九二八年死的時候還留著）
辜鴻銘的趣事(三)
辜鴻銘很主張男人要娶小老婆，認為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他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壹個茶壺肯定要配幾個茶杯，總不能壹個茶杯配幾個茶壺．
美國的婦運份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鴻銘爭論這個問題，最後辜鴻銘問她："親愛的女士，請問妳們家的馬車有幾個輪子？""有四個．""用壹個打氣筒灌氣，還是用四個打氣筒灌氣？""當然是用壹個．""娶小老婆就是這個道理！"
辜鴻銘的趣事(四)
辜鴻銘很重視維護儒家學說的傳統價值，1893年他在協助湖廣總督張之洞籌備鑄幣廠時，有壹天鑄幣廠的外國專家聯合請辜鴻銘吃飯，大家對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會上，有壹個外國人問辜鴻銘：“妳能否給我們講講貴國孔子之道有何好處？”，辜鴻銘立即說道：“剛才大家推我坐首席，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妳們西方所提倡的競爭，大家搶坐首席，以優勝劣敗為主，我看這頓飯大家都吃不成了，這就是孔學的好處！”
辜鴻銘的趣事(五)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生日，嘉興才子沈曾植（進士出身，滿腹經綸）前來祝壽，辜鴻銘高談闊論中西學術制度，沈曾植卻壹言不答，辜鴻銘甚感奇怪，問他為何不發壹言？沈曾植說：“妳講的話我都懂；妳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兩年後，辜鴻銘聽說沈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沈曾植問辜鴻銘：“搬書作什麽？”辜鴻銘說：“請教沈公，哪壹部書妳能背，我不能背？哪壹部書妳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說：“今後，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妳的肩上啦！”
辜鴻銘的“春秋大義”
據說孔子當年修訂《春秋》壹書，竭力維護周代禮制，字裏行間褒善貶惡，撥亂反正，體現出明確的政治意圖和鮮明的政治色彩，這就是後儒所稱道的“微言大義”，或曰“春秋大義”。《孟子》有雲：“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兩千五百年後，20世紀初葉的中國和世界，也正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的年代。有壹位諳熟歐洲文明而服膺儒家傳統文化的中國 人，再次舉起“春秋大義”的旗幟，在國內外發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極力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尊嚴，鼓吹儒家文明的普世價值，在東、西方文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人就是辜鴻銘。
辜鴻銘（1857－1928）出身於華僑世家，十三歲即赴歐洲求學，十余年中遊學於英法德意諸國，歸國後長期擔任張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務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壹。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壹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壹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十幾年的“辜鴻銘熱”。
《中國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系由作者1914年發表於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論文結集而成。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淩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恒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壹種文明，必須看它 “能夠生產什麽樣子的人，什麽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沈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沈、博大和純樸（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辜鴻銘從這壹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沈；英國人深沈、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沈，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沈，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 “溫良”（gentle，溫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
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種心靈的生活”，因此，“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不如說它是壹個永不衰老的民族”，壹個“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這個“像孩童壹樣過著心靈生活”的民族，對於抽象的、刻板的科學技術當然是沒有興趣的。辜鴻銘以此回應和解釋西方人關於中國人的壹種根深蒂固的套話：“中國人缺乏精確性”。他形象地說：“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壹旦掌握了它，妳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在辜鴻銘看來，不屑於精確的中國人，其“赤子之心” 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機地融為壹體，達到了“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這就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國味道的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長詩《丁登寺》，展現出中國人心靈與理智完美結合而產生的那種“安祥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這種心靈狀態和精神境界，賦予了中國人那種“難以言狀的溫良”。
“真正的中國人”的溫良，在“真正的中國婦女”或“理想婦女”身上得到了尤為充分、完滿的體現。中國男人的“溫文爾雅”，在中國婦女那兒變成了“神聖的、奇特的溫柔”。辜鴻銘承認，在其它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婦女身上也存在著這種溫柔，比如基督教的聖母馬利亞，但是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相比，中國的理想女性要在“輕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禮”方面更勝壹籌。他認為《詩經》中的《關雎》壹詩描繪出了中國理想女性的三個本質特征，即“悠閑恬靜之愛，羞澀或靦腆以及 ‘debonair'壹詞所表達的那種無法言狀的優雅和嫵媚，最後是純潔或貞潔”。談及中國女性，中國人納妾的問題自然是壹個不可回避的話題。辜鴻銘將這種現象的“合理存在”歸因於中國婦女的“無我教”，或曰“淑女或賢妻之道”：“正是中國婦女的那種無私無我，使得納妾在中國不僅成為可能，而且並非不道德。”這顯然是壹種狡辯，不過這種狡辯也從另壹個角度強化了中國婦女幽美而賢淑的理想形象。
中國男人和女人為什麽會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鴻銘認為，這是中國的“良民宗教”長期教化的結果。所謂“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華”是義與禮，“特別是禮，更為中國文明的精髓”。辜鴻銘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宗教教義之不同：“歐洲宗教要人們‘做壹個好人'，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做壹個識禮的好人 '；基督教叫人‘愛人'，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他自然而然地聯系到當時歐洲陷於“壹戰”炮火的殘酷現實，指出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正在於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因此，他要把中國人禮義並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給歐洲，以制止這場世界大戰，“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並為戰後文明的重建提供壹把“鑰匙”。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這正是《中國人的精神》壹書所標舉的“春秋大義”之所在。
歷史的發展證明，辜鴻銘的“春秋大義”並沒有產生“亂臣賊子懼”的實際效果，他對中國“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顯然是過於自信了。不過，在“壹戰”前後的歐洲，特別是德國，由於人們身受戰爭苦難，對於自身文明的價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絕望，而對和平安寧的東方產生了某種朦朧的欣羨，辜鴻銘其人其書就成了他們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僅大學裏有人組織“辜鴻銘研究會”，成立“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還廣泛流傳於普通民眾之口。在這股“辜鴻銘熱”的推動下，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鴻銘筆下遵
奉良民宗教、社會有條不紊的中國與溫文爾雅的中國男人、幽美賢淑的中國女人的形象也廣為人們所熟知，乃至成為身陷戰亂之中的歐洲人心向往之的壹個烏托邦。真實與否姑且不論，辜鴻銘所闡發的“中國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義”，在中國人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歷程中，無疑寫下了獨特而醒目的壹筆。
葉公超
5歲時，家人為他延聘教習，習畫寫字，修讀經史，間學英文。13歲時以同等學力資格考入天津南開中學。“五四運動”時，天津南開中學率先響應。16歲的葉公超參加著名的“南開救國十人團”，遊行、演講，十分活躍。時家人慮及學殖將荒薄，未等其畢業即安排他赴美留學。到美後先入中學，後輾轉美、英、法幾間大學，1925年獲愛默思特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在此他成了著名詩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高足，並出了本英文詩集poems。後入英國劍橋大學研讀文藝心理學，壹年後獲碩士學位。又在巴黎大學研究院作短期研究。十分幸運的是他認識了當時英國詩壇領袖、著名的詩人、批評家艾略特(T．S．Eliot)，過從甚密，受益良多。葉公超成名後，他的母校愛大授予他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葉公超在北大、清華當教授時，年輕氣盛，壹副紳士派頭。大概是年代不同，對他的描述也大相徑庭：壹說“風度翩翩，不拘小節，春秋著西裝，背部微駝，頭式右分，壹塵不染”(秦賢次)；壹說“公超先生很少著西裝，總是綢子長衫，冬天則是綢緞長袍或皮袍，下面是綢子棉褲，褲腿用線帶系緊……先生的頭發，有時梳得光可鑒人，有的時候又蓬松似秋後枯草。他顧盼自嬉，怡然自得。”(季羨林)學生中的崇拜者稱他是“中國的約翰生博士”。他英文名叫George。他壹直教西洋文學，吳晗、錢鐘書、王辛笛、季羨林、常風、趙蘿蕤等，他都教過。眾多的學生在晚年回憶他時，幾乎眾口壹辭,說上他的課既是享受，又有點“那個”。
葉公超上課“很少早退，卻經常遲到”，有時遲達十五分鐘之多。調皮的學生們以為他不來上了，喜歡悄悄地與他捉迷藏，從教室兩側的樓梯溜號，制造不上課的機會。他見怪不怪，還常常以自嘲式調侃學生：“我上趟上課來得不慢，妳們卻走得更快。”他是絕對的自由主義者，教學原則是熏陶，中國書院傳統的身教，把教室當做師生切磋學術的場地。“要來便來，不來不勉強”。因為他的課有魅力，選修他的課者眾。
“最初上葉師的課，真是上得滿頭霧水。他到了課堂，並非有板有眼地從翻譯原理原則，及實施方法說起，總是天馬行空，隨興所至，高談闊論。最精彩處是眨著眼簾，把中外翻譯家誤譯、錯譯欠通處隨手拈來，挖苦不留余地。”(艾山)
他操壹口京片子，“他教課以讀音正確有名。”(趙捷民)
“作為老師，我猜他不怎麽備課……他只是憑自己的才學信口開河，說到哪裏是哪裏。反正他的文藝理論知識多得很，用十輛卡車也裝不完的。”“如果說葉老師什麽地方有點令人不自在的，也許是他那種自然而然的‘少爺’風度，當然決非‘紈絝子弟’的那壹種。”(趙蘿蕤)
課堂上，他喜歡信手拿些唐詩、宋詞、元曲，叫學生翻譯。對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講究意會神通。如死板板的“中英對照”，他便批評“這是從字典上抄來湊的字句”。他擅長啟發式，壹次他讓學生譯柳宗元的五絕《江雪》，“寒江雪尚望有魚乎?釣的是柳氏當時的心境”，壹語點睛。
有的女生說他很“師尊道嚴”，上課時不敢交頭接耳。但多數人說他風趣、隨和。壹次他出的譯題是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無痕，不知心恨誰?”同學們都犯難，壹位洋派的同學課堂上直呼葉公超的名字：“妳叫我們翻譯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沒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的是誰?叫我們怎麽翻呀”全場先是肅然，後是嘩然。“Wait a minute!”他似笑非笑，半瞇著眼回答說：“我哪兒知道她的心恨誰？”大家笑得開心時，他卻壹字壹頓地說：“我要是知道，也不叫妳們翻譯了！”逗出的“笑聲差點把紅樓扯去壹角”。
他的幽默隨處可見。壹次話題說到服飾，他說：“西裝袖子的鈕扣，現在用來作裝飾，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後，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領帶更是妙不可言，便利於讓人牽著脖子走，而且要面對著牽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他雖然名士派頭很足，對學生很隨便，在街上有時學生向他打招呼，他似沒看見；有時學生沒看見他，他反而在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
壹次，錢鐘書與許振德結伴於某歲聖誕前夕往謁，談到平劇(即京劇)時，葉公超眉飛色舞大談譚鑫培當年如何如何，並清唱《打漁殺家》中“昨夜晚，吃醉酒”壹段，字正腔圓，還做招式，壹掃師生之別。
胡適
有件事最能說明胡適的作風，也就是他與街頭小販的友誼。袁瓞是個賣芝麻餅的，空閑時也讀些有關政治的書。有許多問題使他困惑，卻想不出答案，於是寫信向胡適請教，問：“英國為君主制，美國為民主制，實質上是否相同﹖在組織上，英國內閣制與美國總統制，是否以英國的較好﹖”胡適不僅熱情的回信，還在文章中寫道：“我們這個國家裏，有—個賣餅的，每天提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芝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裏偷閑，關心國家的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只這壹奇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後來，袁瓞常到胡適的辦公室去看他。胡適出門，總先寫信通知袁瓞，以免袁瓞枉跑那麽遠的路去。有壹次袁瓞以為自己生了鼻癌z後來才知道不是{，胡適替他寫了封信，介紹他去看醫院，並且表示願意代付壹切費用。
胡適不是那種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來的人，他有什麽就拿出來什麽。他是什麽人，全都擺在那兒。從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魯迅領導之下，曾向他＂圍剿＂多次。魯迅逝世後，許廣平為《魯迅全集》的出版而四處奔走，卻無人願意幫忙，不得已求助於胡適，胡適馬上著手運作。他從未計較過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還是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他都盡全力幫助。在中國這樣的國度裏，發怒易，發牢騷更易，但平和待人，謙和做事，則是十分之難。
另外兩個人們用來評價胡適的詞，就是“善良”和“正直”，這裏就必須講到他和“末代皇帝”溥儀的故事了。溥儀讀了胡適的《嘗試集》和《胡適文存》，非常欣賞。15歲的他十分想見見這個新派領袖長得什麽樣，所以他裝上電話後，壹時好玩，就給胡適撥了壹個：
“妳是胡博士嗎？好極了，妳猜我是誰？”
聽到是壹個孩子在講話，胡適有些發懵。“您是誰呀？怎麽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統啊！”
“宣統？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
“對啦，我是皇上。我聽到妳說話了，但還不知道妳長什麽樣兒，妳有空來宮裏，讓我瞅瞅吧！”
不久，胡適就來到宮裏拜會溥儀，這時的溥儀壹身平民的打扮，桌上放著《晨報》、《英文快報》等報紙和雜誌。兩個人談得很投機。溥儀最後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現在還要浪費國家的錢，心裏很不安。我本想獨立生活，但老人都反對，因為我壹獨立。他們就沒有了依靠！”
胡適答應以後多找壹些書給溥儀後就離去了，但是這20分鐘的會見卻激起了胡適對溥儀的同情。不久，這件事情就激起了軒然大波，眾多批評轟然而至，最激烈者，恐怕就是魯迅了，但是胡適卻壹點不把這些批評放在心上。不久，馮玉祥將溥儀逐出皇宮，幾乎所有的人都拍手稱快，只有胡適極力為溥儀鳴不平，譴責馮玉祥驅逐孤兒寡母是“東方的野蠻”。現在看來，在那個軍閥當道的時代敢於這樣做，恐怕不僅僅需要“善良”，更需要的是“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