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以後，天下壹統，四海升平；政治加強，社會安定。以王鐸、傅山為代表的個性派書風，逐漸淡出書壇，取而代之的是董其昌書風和學董之勢蔓延朝野上下。當然，這與康熙帝推崇董書以及他自己身體力行的作用不無關系。
康熙(1654～1722)，名玄燁，8歲即位，16歲親政，在位61年。他重視文化建設，實行科舉制，積極選用漢人並組織編纂了《明史》、《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大型圖書。同時，康熙並不忽略漢人的反抗，對於抱有反清思想的知識分子，施行文字獄，以圖控制言論。
康熙本人喜好書法並以專學董書的沈荃為師，受沈氏影響，極力推崇董其昌書藝。上行下效，書法依傍董其昌者，不僅在科舉考時被錄取的機會較大，而且在仕途上也比他人更為順暢。在這種急功近利作用充分體現的背景下，書法藝術難免不走向甜俗妍媚、千篇壹式的極端。因而，其藝術品質也由此被蕩滌殆盡。清乾隆以後的“館閣體”就是典型的例子，“館閣體”又稱“幹祿書”、“院體”，與明代的“臺閣體”異名而同質。狹義地講，專指用於科舉考試或館閣筆翰的小楷書冊，追求“烏、方、光”，千人壹面，狀如算子，毫無生氣變化可言；廣義地說，則不限於小楷，上至天子親王，中及名公大臣，下逮科舉士子，大凡缺乏個性，“平、板、圓、勻”的行楷帖學書體，皆可歸於“館閣體”之屬。“館閣體”固然缺乏個性和生動的變化，但它所蘊涵的雍容、平和的氣局，則不能簡單地予以全盤否定。在它形成初期，也出現了壹批優秀的書法家，如清初的沈荃、陳奕禧，康熙時代並稱四大家的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鉉、何焯以及康、乾間的張照、汪由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