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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圖的書法特點

張瑞圖的書法確不同於柔媚時尚,而別具“奇逸”之態。他擅長的楷、行、草書,筆法硬峭縱放,結體拙野狂怪,布局犬齒交錯,氣勢縱橫淩厲,構成強烈的力感、動蕩的氣勢,確屬奇而逸,時人贊為“奇恣如生龍動蛇,無點塵氣”。

張瑞圖也從帖學入手,只不過崇尚的是“狂草”派書風和講求厚重力度的“蘇體”筆法。

清·梁巘《評書帖》曰:“張瑞圖得執筆法,用力勁健,然壹意橫撐,少含蓄靜穆之意,其品不貴。瑞圖行書初學孫過庭《書譜》,後學東坡草書《醉翁亭》,明季書學競尚柔媚,王(王鐸)、張(張瑞圖)二家力矯積習,獨標氣骨,雖未入神,自是不朽。”

行草這個書體的高度成熟而蔚為大宗,是以王羲之《蘭亭序》出世為標誌的,其用鋒變化之豐富、微妙,早已成為經典。自他之後,除陳、隋·智永《真書千字文》略守祖法外,只有唐·孫過庭的《書譜》和宋·米芾的不少書作,仍然強調了這個重要的技法。

綜觀隋、唐、宋、元、明、清的歷代行草大家,固然在用鋒上各有特色,卻均有簡練(或稱簡化)這個技法的趨向,而把精力投註到對不同程度的“新理異態”追求上去。他們的用鋒方法有壹個相同的特點,即均是順應著毛筆“尖、齊、圓、健”的天性而作各自的用鋒動作的。

張瑞圖不滿足這種傳統而“常規”的寫法,卻是以壹種生拗的意趣作導向,使用筆只在露尖的側鋒上作橫截翻折的動作,從而造成壹種激蕩跳躍的聲勢和劍走偏鋒的感覺。拓展了用鋒的新變化,清·梁巘《承晉齋積聞錄》曰:“張二水書,圓處悉作方勢,有折無轉,於古法為壹變。”

倪後瞻也說:“其書從二王草書體壹變,斬方有折無轉,壹切圓體皆刪削,望之即知為二水,然亦從結構處見之,筆法則未也。”

張瑞圖還從六朝北碑中汲取了雄勁峻厚的筆法。近人張宗祥《書學源流論》曰:“張二水,解散北碑以為行、草,結體非六朝,用筆之法則師六朝。”

張瑞圖奇逸書風的形成,更是時代審美思潮轉捩的產物。

在有明壹代姿媚書風占主流的時尚下,萌發著壹股尚醜、尚狂狷之美的思潮,明初張弼“怪偉跌宕”的草字、陳獻章“拙而愈巧”的茅龍筆草書、明中期祝允明(祝枝山)“縱橫散亂”、“時時失筆”的狂草,都顯現出反正統的傾向。

至明中葉以後,隨著商業城市的繁盛,市民文化的興起,文學中“公安派”(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獨抒性靈”說以及哲學上李贄(《泉州人名錄·李贄》)等人“異端”思想的出現,使這股反正統、求“狂怪”的思潮獲得進壹步發展。

在書法界,湧現出徐渭、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傅山等壹批“狂怪”派書家。

王鐸雖稱遙繼“二王”,其實他的倔強之態業已破壞了“二王”的“不激不厲”的平和風範。

黃道周楷書法鐘、王,參北碑,直追索靖,巧拙並施;行草書筆法離奇,遒密高超。

倪元璐對顏真卿、蘇軾作新態的別構,都是從峻其風骨入手。其草書,用筆險絕,風清骨峻,有煙雲之氣。

傅山的“寧拙毋巧”說,更是從理論上予以了提倡。

這些人歷史地轉移了時代的審美風氣,然而走得最遠的,無疑是張瑞圖。他們拋棄中和、優美的姿態與規範,結體支離欹側,以醜為美;筆墨隨興而運,打破“藏頭護尾”、“平正安穩”等形式美規律,肆意揮灑,棱角畢露;布局不求平衡和諧,而是縱橫交叉,散散亂亂。

這種以醜怪、狂狷為美的書風,在明末清初風行壹時。張瑞圖作為其中壹員,不僅在“晚明四家”中獨標風範,在這壹行列中也堪稱佼佼者。近人張宗祥《書學源流論》評述:“明之季世,異軍特起者,得二人焉:壹為黃石齋(黃道周),肆力章草,腕底蓋無晉唐,何論宋、元;壹為張二水(張瑞圖),解散北碑以為行、草,結體非六朝,用筆之法則師六朝。此皆得天獨厚之人。”

張瑞圖的書法,在外在形態、筆墨形式上,與黃、倪、王、傅有許多相近之處,呈現出趨同的審美追求。清·楊守敬《跋張瑞圖<前赤壁賦>》曰:張氏“顧其流傳書法,風骨高騫,與倪鴻寶(倪元璐)、黃石齋(黃道周)伯仲。”

但是,張瑞圖之名不列入風格相伯仲的黃、倪、王、傅流派之中,卻與蹊徑迥異的邢、米、董並稱,這只能說明張瑞圖的書風與諸家存在同中之異或異中之同的復雜關系。

張瑞圖的字確很“奇逸”,但有時奇得出格,不少字結體狂怪,難以辨認;逸也有些過分,不少用筆縱放無度,猶如畫符。據《桐陰論畫》附註雲:“張公畫罕見,書幅甚多,相傳張系水星,懸其書室中可避火厄,亦好奇者為之。”此說至少說明張瑞圖書法很怪,帶有符錄的味道,可作祛災的符錄懸掛。

另外,張瑞圖反柔媚而走向極端,壹味硬倔,過分外露,少含蓄文雅之氣。如清·梁巘《評書帖》所論:“張瑞圖得執筆法,用力勁健,然壹意橫撐,少含蓄靜穆之意,其品不貴。”張氏在藝術追求上的偏激、失度和品位不高,與他政治上的表現有某些相似之處,這無疑是人品對書品的影響。

因此,張瑞圖與倪、黃等雖同屬奇倔書風,卻不能歸入壹類,更不能並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