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韻》、《集韻》、《禮部韻略》等
全名《大宋重修廣韻》，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陳彭年等人奉詔根據前代韻書修訂成的壹部韻書。它是中國古代第壹部官修的韻書。由於《廣韻》繼承了《切韻》、《唐韻》的音系，是漢魏以來集大成的韻書，所以對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廣韻》***5卷，計206韻，包括平聲57韻（上平聲28韻，下平聲29韻），上聲55韻，去聲60韻，入聲34韻。每壹個聲調中的每壹個韻部和其他聲調中相應的韻部，有壹定的搭配關系。入聲韻只和有鼻音韻尾的陽聲韻相配，不和陰聲韻相配。這樣，原則上每壹個陽聲韻部都有平上去入四聲相配。每壹個陰聲韻部都有平上去三聲相配。音系是比較清楚的。
《集韻》分韻的數目和《廣韻》全同。只是韻目用字，部分韻目的次序和韻目下面所註的同用、獨用的規定稍有不同。 唐代初年，許敬宗等人曾經奏請批準把《切韻》裏的窄韻和音近的鄰韻合並使用。宋景佑初年，賈昌朝也奏請“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用之”。（《玉海》）
《禮部韻略》和《集韻》都是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由丁度等人奉命編寫的。《集韻》成書稍晚兩年,《禮部韻略》在景佑四年當年就完成了。這部書是宋真宗景德《韻略》的修訂本。由於它在收字和字的註釋方面註意舉子們應試常用的,較《廣韻》、《集韻》都簡略，所以稱為《韻略》。 1998年，韓國發現了元代古本《老乞大》，裏邊的明以前“胡同”的寫法，是漢語“胡洞”。該書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語，證實元人用漢語說話，元人語是漢語，對研究元代漢語和社會具有重要價值。
進入中原的北方遊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壹部分），都普遍換用了的漢語，這種阿爾泰化的“北語”歷史上稱之為“漢兒言語”。明清“官話”是專指以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語，並不用來稱呼北方“漢兒言語”。《老乞大》中還記有“過的義州，漢兒田地裏來，都是漢兒言語”。
《中原音韻》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說話音的，真實記載了蒙元式漢語的影響，最明顯的是沒有了入聲。《中原音韻》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年）周德清作，用來指導作曲用韻，調平仄聲律，由元代許多著名戲曲中押韻的字編成。 明朝初頒布《洪武正韻》。《洪武正韻》的歸並舊韻，不同於劉淵等人只是把整個的韻部合並在壹起，而是要把每壹個字都重新歸類。這種方法與編《中原音韻》壹樣；但何字歸何韻，卻與《中原音韻》又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韻》既以中原雅音為根據，對舊韻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變。
《中原音韻》是反映方言即說話音的，《洪武正韻》是反映官話即讀書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異。《洪武正韻》恢復了入聲，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聲的作法。在明代屢次翻刻，影響很大。元朝的“漢兒言語”，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絕跡。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意大利的傳教士利馬竇記錄了當時的北京話。當時的北京話有大量入聲字，沒有zh、ch、sh等翹舌音，這說明當時的北京話不是如今的北京話或者普通話。
滿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將保持“國語騎射”作為維護統治的壹項基本國策，要求滿人說滿語寫滿文，並在北京城內設立學校，意在推廣滿語滿文。但由於滿語是壹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至入關時滿語仍舊是壹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發音和語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詞匯量更是少。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
北京城裏的很多東西，小到壹種普通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大到宏偉建築和旖旎風景，用滿語都無法表達。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
此時，面臨著如何統治漢人這個大難題的八旗貴族，又遇到了壹個比漢人的抵抗更為頭痛的問題——語言危機。征服可以使用屠刀，統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為了鞏固統治滿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滿人迫切的需要壹種能夠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語言，想在短時間內改良豐富滿語顯然不現實。
至此，學講漢語成了滿人唯壹的選擇，於是八旗貴族們開始他們邯鄲學步的模仿歷程。小至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壹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詞匯和語音）成了唯壹的選擇，滿清這種虛心學習，絕對不是他們所鼓吹的推崇漢文化，實在是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無奈之舉，是壹種“工作需要”，完全屬於不得已而為之。
普通話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普通話，雖然“外城北京話”壹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壹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壹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壹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他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聖諭廣訓》
雍正年間，頒布“聖諭”，成立“正音書院”，把《聖諭廣訓》作為教材，教授官話，凡是走讀書、考試、當官之路的讀書人都要懂得官話。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話”條載：“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兩省的鄉試要求考生必須掌握官話，有時學政還要親自面試學生官話，甚至壹度規定，不會講說官話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實際收效甚微，據清末探花商衍鎏說：“初時甚為認真，無如地方官悉視為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頹廢。至嘉慶、道光時，福建僅存邵武郡城壹所，然亦改科制，廣東則更無聞矣。”（見同治繼修《南海縣誌》）甚至到辛亥革命後，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前兩廣優級師範學堂）還鬧出這樣的笑話：“外省教習以不諳方言，教授不便解職去，自是本校各科教習，悉鄉先生矣。”於是福建、廣東兩地語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滿清統治者對文化思想控制異常嚴厲，康熙、乾隆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為此三書（《佩文韻府》也，《淵鑒類函》也，《康熙字典》也），以借此銷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誌焉。壹般學者多被迫從事與現實無關的古書整理和考證工作，所以，漢語語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些學者也大都比較保守，所以在編輯用於正音的漢語字典和漢語韻書時盡量保留古漢語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聲系統和分尖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