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朝代以來，我國沿海壹帶都資到日本海盜的侵襲，當時就出現抗倭的民族英雄戚繼光，那時我國人民都稱日本海盜為“倭寇”，可是到了近代，國人統稱日本侵略者為“鬼子”。何時開始，“倭寇”變成“鬼子”的呢，據說這稱呼的改變，還是出於壹副對聯。
甲午海戰前夕，清廷壹位大巨出使日本。談判結束，雙方舉行聯合記者會。日本不但要在世人面前炫耀武力，還想在文化上玷辱清國。記者雲集後，日方突然提了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我們日本有個上聯對不出下聯，只好求於漢字發源地的人了。”這真是新鮮事。日本人亮出白絹上書寫的上聯：
聯曰：“騎奇馬，張長弓，琴瑟琵琶，八大王，並肩居頭上，單戈獨戰！”
日本人這上聯的意思是說：我大日本兵強馬壯，駕馭的是奇異的千裏馬，張的是長弓；文的也不簡單，光“大王”有八個，他們都有雄才大略。示之以文德，陳之於武功，日本“單戈獨戰”可踏平中國。
誰知清臣也不示弱，先要日方準備硯臺磨好墨，再鋪好白絹，然後大筆壹揮寫下聯:聯曰:“倭人委，襲龍衣，魑魅魍魎，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
眾多記者們看了，個個叫好。下聯的意思是：倭就是倭寇，來偷大清龍衣，“八大王”變成“四小鬼”，“琴瑟琵琶”變成“魑魅魍魎”，“並肩居頭上”變成“屈膝跪身旁”“單戈獨戰”變成“合手擒拿”，從此大家不再稱日本侵略者為“倭寇”，改而稱為“鬼子”了。 （選自《文藝生活》）
我們曾這樣看“洋鬼子”(上\下)
首先必須聲明：本文所指的“洋鬼子”並不包括生活在中國周圍的壹些亞洲國家的居民，像朝鮮人、日本人、越南人甚至印度人等都不在此列。由於這些國家歷史上和中國交往較早，往來還算密切，其中像朝鮮、越南以及緬甸等國家長期以來都是中國實際上的附屬國，中國人對於這些國家和其人民均有壹定的了解。這裏所說的“洋鬼子”特指那些近代以來才開始大批蜂擁而至中國傳教經商和遊歷的歐美人。
在由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的第壹章裏，曾經深刻地指出：“18世紀發生了三個決定中國此後歷史命運的變化，最為學術界註意的是歐洲人的到來，並牢牢地在這裏紮下了根。”
實際上，以歐洲人為代表的西方人進入中國並非始於18世紀。譬如，著名的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和此後進入中國的德國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都是在明朝中後期進入中國並長期居住於此的，而此前在元朝就已經有歐洲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因此，嚴格說起來，《劍橋中國晚清史》的上述提法不算太準確。更加確切壹點的表述應該是：“以歐洲人為代表的西洋人的大量到來，並牢牢地在這裏紮下了根”才是決定“中國此後歷史命運的變化”的三大原因之壹。
由於大批西方人漂洋過海進入中國，給這個古老的國度帶來了壹種異質的精神和物質文明，這對壹向處在超級穩定狀態之中，社會生活數千年來變化不大的中國來說，實在是壹個莫大的沖擊。
不能諱言的是，對於這些長著藍眼睛、高鼻梁、金黃頭發的歐美人，當時絕大部分中國人幾乎是壹無所知的。即使那些自以為對外洋世界和生活在那裏的人民有所了解的博學之士，他們的見識其實也多半只是“強不知以為知”，充滿了妄自尊大的文化上的偏見和誤解。這種情況甚至在經過了鴉片戰爭，和遙遠的英國正式打了壹仗，也沒有立即發生很大的變化。中國人對於西方世界的認識，普遍的還是“鏡中看花，水中望月”。
孫子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實際上，我們只要看看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官員和學者乃至民間對於西方世界的整體認識，就會知道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所碰的壹系列釘子，並非是壹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實在是有著更深層次的文化層面的必然誘因，這誘因就是建立在閉目塞聽之上的對於外洋世界的驚人的無知和壹系列荒唐走板的誤判。
讓我們先來看看所謂的“康乾盛世”時代的官方文件是如何看待西方世界的吧。
乾隆時代曾由官府出面修纂了壹部《大清壹統誌》，這部書提到歐洲當時的強國葡萄牙時，竟然說這個國家“近滿刺加?馬六甲 ，奉佛教”。現在我們知道，葡萄牙是典型的西歐國家，和馬六甲海峽根本不在壹個位置上，說這個國家的人民信奉佛教，更是驢唇不對馬嘴。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國人就是這樣看待這個國家的。
在閉關鎖國政策的籠罩下，廣東省壹度是清朝允許和“洋鬼子”打交道的唯壹的中國省份。按理說，這個地方開風氣之先，對於外面的世界的認識理應比較客觀。但在道光二年刊印的《廣東通誌》中，卻連美洲和非洲也分不清楚，硬是把二者混為壹談，胡說什麽“利未亞為五大洲之壹，其地有……亞非利加、奴米第亞?納米比亞 。亞非利加即亞米利加，有陸路通小西洋之如德亞?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區 ，今分為南北。”從中可以看出來，編寫這本通誌的人腦子裏根本就是壹團糨糊，連最起碼的地理常識都不具備的。
和對外洋世界的驚人無知相聯系的是，在清朝官方的正式文件裏，舉凡提到“洋鬼子”，很長壹段時間內，都是以壹副趾高氣揚的文化優越感蔑視地稱呼人家為“夷”，如“英夷”、“法夷”等。在古漢語裏，“夷”字最早用來指中國東部的壹些部落，後來泛指那些在中國周邊，典章器物明顯落後於中國的蠻夷之邦。用“夷”來稱呼歐美國家，顯然表示清政府是把這些歐美國家當成和越南、朝鮮壹樣臣服於中國的附屬國家了。這就難怪當年在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時，清政府要動用“理藩院”予以招待了。
另外，在“夷”字之外，還要在這些國家的漢字名稱上統統加上“口”字旁或者“犬”字旁，如“咪夷”（美國）等等。這樣的稱呼法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才在“洋鬼子”們的嚴正交涉下正式從朝廷的官方文件裏去除。
不特對於歐美國家的地理、歷史和國情等無知，對於“洋鬼子”的認識更是荒謬到可笑復可悲的地步。在這壹點上，即使是那些以博學著名的學者和素有開明之稱的官員也未能幸免。
譬如，在晚清的道光年間有壹位朝野公認的博學之士，他就是俞正燮。俞正燮博覽群書，精於經史，卓然壹代大家，著有《癸巳類稿》、《癸巳存稿》等名著。但就是這樣壹位老先生在談到洋人時，竟然認為：“我們中國人跟外國人生理結構不壹樣，中國人肺六葉，洋人四葉；心七竅，洋人四竅；中國人的肝在左邊、洋人的肝在右邊；中國人的睪丸有兩粒，外國人的睪丸有四顆。”（轉引自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
面對蜂擁而來的“洋鬼子”，中國的讀書人首先想到的是古代的那些神話著作《山海經》和《淮南子》。還在乾隆盛世時，大學者紀曉嵐就把傳說中的歐洲等地同《山海經》中的記載相互參照比附。按照這壹邏輯，在那裏生活的居民也就很難逃脫《山海經》裏那些半人半鬼的形象。譬如，生活在鴉片戰爭前後的江蘇詩人陸嵩材在其《江州述感》中，就如此“妖魔化”英國人：“白者乃真鬼，語音類禽鳥，脛長面多毛，眼綠疾顧。”而和陸嵩幾乎生活在同壹個時代的詩人汪仲洋在描寫英國人時，所用的也是這樣壹副筆墨：“鷹嘴貓眼須發赤，錦纏花腿到腰身。”其小註雲：“英夷之腿極長，青布纏裹，直立，不能超越騰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睜視。”詩人所描寫的英國人形象，明顯就是活生生的“妖怪”或者說“非人類”。
其實，有這樣想法的非止壹人。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中國社會上普遍流行壹個說法，這就是英國人“腿足糾纏，難伸屈，壹撲不得起，故往往挫衄”。有當代學者考證，中國人之所以對英國人有這樣的印象，可能濫觴於當年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不願意向乾隆皇帝下跪這個細節。其實，這是天大的誤解，而這個誤解直接影響了禁煙派大臣林則徐等人。在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林則徐向道光皇帝上了壹個奏折，聲言：“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堅，壹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壹撲不能復起，不獨壹兵可刃數敵，即鄉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況夷人異言異服，眼鼻毛發皆與華人迥殊，吾民齊心協力，殲除非種，斷不至於誤殺。”即使在開戰之後，林則徐仍然認為：“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
除此之外，這個被範文瀾稱為“開眼看世界第壹人”的愛國者，還根據不知道從哪裏得來的情報，荒唐地認為英國人素來以肉食為主，因此中國產的茶葉和大黃等物品是他們的必需品，否則就會因為消化不良而死亡。他不僅將這個異想天開的想法寫在奏折裏堂而皇之地昭告君上，還義正詞嚴地以此威嚇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大黃、茶葉、湖絲等類，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真不知道剛剛經歷了工業革命的女王陛下，在讀了中國的這名地方大員的文件後會作何感想！
開明如林則徐者都是這樣的見識，別人就不用說了。鴉片戰爭後期，英軍在中國沿海如入無人之境，南征北討，所向披靡，戰局明顯對清廷不利。道光二十壹年，壹直在“剿”“撫”之間搖擺不定的道光皇帝決定背水壹戰，他迅速將此前的欽差大臣琦善撤職換成奕山，還派去了壹位善於作戰的“果勇侯”楊芳當欽差參贊大臣。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楊芳大人壹到廣州就演出了壹場堪稱奇異的鬧劇：他命令廣州士兵收集馬桶和女人的內褲，將這些東西掛在廣州的城墻上，對準英軍的槍炮。他還在城隍廟做法事，將符水裝入壇中埋在地下……楊芳將軍的這些怪行，源於中國的壹個古老的巫術信仰，即對於邪門的東西必須以邪門制約邪門。而英國鬼子根本不是人，是妖怪之類的玩意兒，其使用的洋槍洋炮更是邪物，對於這樣的妖魔和妖術只能采用馬桶之類的臟物讓它們的法術失靈。然而，楊芳將軍的如意算盤並沒有擋住英軍的“船堅炮利”，廣東戰事很快陷入全面的被動之中，和入侵者簽訂後來的“城下之盟”也在情理之中了。
都說“吃壹塹，長壹智”，但很奇怪的是，即使和洋鬼子打了很長壹個時期的交道，許多官員對於外洋的世界仍然是懵懵懂懂。有野史記載說，晚清時期的很多官員（如在庚子國變中強烈支持義和團大師兄的大學士徐桐等）並不認為世界上真有丹麥、葡萄牙等那麽多的國家，這些名目其實都是英國人和法國人編出來要挾我們多出錢的。有的人甚至質問道：妳們聽說過世界上有葡萄長牙的事情嗎？
廟堂之上的情勢大體如此，那麽，民間的草根階層是如何看待“洋鬼子”的呢？
對此，曹聚仁先生的《中國近百年史話》和英國立德夫人所寫的《穿藍色長袍的國度》等書中都有大略的記載。根據這些記載，當時的民間對於“洋鬼子”的認識也是稀奇古怪，充滿了想像力。
譬如，有人認為“洋鬼子”身上有類似羊身上的膻味，所以肯定是羊變的，因此多殺羊就能殺掉洋鬼子。有的人看見洋鬼子用電燈泡，不能理解其中的科學原理，就臆想說：那是用中國小孩的眼睛做的。還有人說：洋人喝的白白的牛奶也是用中國小孩子的腦子做出來的，否則不可能那樣白。晚清時期，歐美人已經發明了照相術，很多外國人來中國都帶著相機。看到這些新鮮玩意兒，有的中國人便說：洋人洗相片用的那些藥水也是用中國小孩子的腦子提煉出來的。恰好，外國傳教士極為熱衷於在中國開辦孤兒院、醫院、小學等慈善事業，而且往往喜歡收養無家的孤兒。這些純粹源於宗教熱忱而開辦的事業，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大部分中國人而言，簡直恍如天方夜譚的童話。大家不免都要問自己：洋鬼子能這樣好心嗎？世界上有這樣無緣無故的愛嗎？這其中難道沒有見不得人的勾當嗎？……顯而易見的是，“洋鬼子”在慈善事業上的種種狂熱舉動，無疑坐實了以上的種種猜測。壹有風吹草動，加上稍微的煽動，平日積累起來的民間的怒火就會集中爆發出來，燒向那些可惡的“洋鬼子”。晚清時期發生在山東、四川等地的所謂“教案”，很多都是在隔膜和誤解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與其說是“教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民眾的自發抗爭，毋寧說是壹場文化上的沖突更為確切。
正因為天下洶洶皆曰如是，所以壹旦出了個不拘壹格的龔自珍、魏默存、徐繼畬、王韜、郭嵩燾之類的人物就顯得彌足珍貴。也許，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先驅者的思想還是有許多幼稚的地方，但在那個剛剛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時代，能夠達到他們那樣的水平已經算是難能可貴了。當然，在實踐層面上，能夠勇於承認“洋鬼子”比我們先進，果斷地開啟西方大門的洋務派，諸如奕言斤、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也都是於民族有大貢獻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人物，才讓我們於漫漫長夜之間，看到壹絲光芒，從而堅信，盡管中國這艘古老的航船尚在“歷史的三峽”中穿行，但它總有壹天會沖出激流險灘，駛向那片蔚藍色的遼闊的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