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學和烏克蘭、白俄羅斯文學同出壹源，發軔於基輔羅斯988年定基督教為國教後的10世紀與11世紀之交。自此直到17世紀初，俄羅斯外患內亂不斷，影響了文學的發展，曾經出現過壹些作品，多為融宗教、歷史於壹體之作。只有12世紀末佚名作者的《伊戈爾遠征記》，以史詩般雄渾生動的文筆敘述1185年諾夫哥羅德-謝維爾斯基大公伊戈爾孤軍出征南方波洛夫人兵敗被俘及最後回國的經歷，貫穿團結禦侮的思想，在內容和技巧上堪與法國的《羅蘭之歌》和德國的《尼伯龍根之歌》媲美。
從1240年起，蒙古人入主羅斯近兩個半世紀之久，使羅斯的經濟、文化遭到巨大破壞。這壹時期留下的作品不多，比較重要的有《拔都滅亡梁贊的故事》、《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行傳》（13世紀70年代），以及索封尼記述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裏大敗蒙古軍事跡的《頓河彼岸之戰》（14世紀末）等。
1480年伊凡三世徹底戰勝蒙古侵略者之後，逐漸崛起壹個以莫斯科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俄羅斯國。全國性的文學代替了分散的地區性文學，並具有鮮明的政論色彩，主要反映進步小貴族同反動領主之間的鬥爭，代表作為伊·彼列斯維托夫的文章、伊凡四世(1530～1584)同庫爾勃斯基公(1528～1583)的通信。 由於全俄市場的形成和國際文化交流的開展，俄羅斯文學漸漸豐富起來。司祭長阿瓦庫姆（1620或1621～1682）的《行傳》和宮廷詩人西密翁·波洛茨基（1628～1680）的創作，顯示了宗教文學的新發展。還出現了《戈列-茲洛恰斯基傳奇》、《薩瓦·格魯岑傳奇》和《弗羅爾·斯科別耶夫傳奇》，及《謝米亞克法庭的故事》和《棘鱸的故事》等反映社會生活、具有民主傾向的世俗傳奇故事作品。
17世紀初葉由波蘭、瑞典的武裝幹涉和王朝的更叠等造成的混亂局勢，阻礙了俄羅斯文學的發展。到20年代，有關“混亂時期”的政論著作壹度興盛。17世紀下半葉，由於全俄市場的形成和國際文化交流的開展，文學開始突破中世紀的格局，題材和體裁都有所增加，出現了大量描述社會生活、帶有民主主義傾向的世俗故事，或反映對新生活的朦朧憧憬與對舊傳統的背叛，如《薩瓦·格魯德岑的故事》、《弗羅爾·斯科別耶夫的故事》；或揭露和諷刺社會弊端，如《謝米亞克法庭的故事》、《棘鱸的故事》。同時，宗教文學也有了新的特色。分裂派領袖、司祭長阿瓦庫姆（1620或1621～1682)的《行傳》（1672～1675)講述他同推行教會改革的尼康大教長之間的沖突，和受迫害、被流放西伯利亞的經過，書中充滿反強暴的精神和心理描寫，是俄羅斯古代文學中第壹部以個人為中心而又廣泛涉及社會生活的著作，文字樸素生動，受到後世作家的推崇。擁護尼康改革的宮廷詩人西梅翁·波洛茨基（1629～1680)，為俄羅斯文學增添了新的體裁──音節體詩和詩劇。 彼得壹世時期的文學仍然是新舊雜陳，具有過渡性質。沙費羅夫(1669～1739)和費奧方·普羅科波維奇（1681～1736)的政論反對守舊，宣傳開明君主專制，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矛盾和動向。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礎上興起的古典主義，是此後將近半個世紀中俄羅斯文學的基本流派，表現了啟蒙主義同中世紀思想原則之間的鬥爭。康捷米爾(1708～1744)的諷刺詩著重批評20至30年代社會上的愚昧主義流毒和封建等級觀念，到50年代還在廣泛傳誦。羅蒙諾索夫(1711～1765)寫頌詩褒揚開明君主，贊美科學文化造福人類。他使文學體裁和語體規範化，並將音節體詩改為更適合俄語特性的音節和重音並重體詩，對統壹的俄羅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詩歌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詩人和劇作家蘇馬羅科夫（1717～1777）也有過很大影響，同時代人認為他的悲劇和羅蒙諾索夫的頌詩標誌著俄羅斯新文學的真正開端。古典主義代表作家還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 、赫拉斯科夫(1733～1807)。在古典主義文學中，諷刺作品成長較快。50年代，嘲諷性的寓言詩和喜劇先後再現。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諷刺雜誌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諾維科夫 (1744～1818)主編的《雄蜂》(1769～1770) 和《畫家》（1772～1773)。前者主要暴露象雄蜂壹樣過寄生生活的地主，後者側重抨擊上流社會的崇洋媚外風氣。此外還有艾明(1735～1770)的《地獄郵報》(1769)和楚爾科夫(1744～1792)的《雜拌兒》（1769）。70年代末，傑爾查文（1743～1816)的頌詩開始問世。他把諷刺與歌頌、批判與肯定結合起來（《費麗察頌》，1782；《權貴》，1798），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進詩中（《茲萬卡的生活》，1807），從而多少突破了古典主義的模式。馮維辛（約1744～1792）在其優秀喜劇《紈袴少年》(1782)中雖然還遵守“三壹律”，卻深刻揭露了農奴主的殘暴和寄生性，點出農奴制是俄國的萬惡之源，向現實主義邁進了壹步。
18世紀末葉，在英、德、法等國文學的催化下，感傷主義在俄國勃興，反映了1773至1775年普加喬夫起義後貴族的憂傷情緒。其倡導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義的禁忌，將卑賤者的形象引入文學，在《苦命的麗莎》（1792)中寫壹個農家姑娘和貴族青年相愛，最後見棄自殺。小說著力渲染人物的內心感受，格調新穎，語言清雅流暢，發表後風行壹時。感傷主義詩人德米特裏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謠見長。偉大貴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1790）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第壹部強烈反對農奴制的力作。他真實地寫出了農民的困苦和抗議，並用書中《自由頌》壹詩大膽歌頌17世紀英國革命，而抒發作者感受的章節仍保持感傷主義的特點。這部作品沒有對當時的文學產生直接影響，其效果到十二月黨人革命時才顯示出來。 受1812年反拿破侖戰爭勝利引發民族意識高漲和社會動蕩的影響，19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變化較快，帶有新舊交接的性質。克雷洛夫的寓言和格裏鮑耶陀夫（1795～1829）的喜劇，雖然遵循古典主義的詩藝規範，但所展示的俄羅斯社會沖突、情節、形象和生動語言，已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特色。感傷主義迅速為浪漫主義所取代；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1787～1855）等的詩歌脫胎於卡拉姆津，追求內心自由和諧，流露出悲觀遁世情調；雷列耶夫（1795～1826）和馬爾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黨人的詩歌和小說更多繼承拉季舍夫的傳統，洋溢著反對暴政和爭取自由的革命思想。
大約自19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1825年貴族革命的失敗和專制農奴制統治的強化，俄羅斯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又很快讓位給以強調冷靜客觀地觀察和描寫生活、要求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為主要特征的現實主義。原來和十二月黨人壹起同屬於積極浪漫主義詩人的普希金，從這時起先後創作大量現實主義的戲劇、小說和詩歌，他因此被尊為俄羅斯近代文學之父。稍後的萊蒙托夫首先是個浪漫主義詩人，果戈理也起步於浪漫主義並始終保持著浪漫氣質，但前者的長篇小說《當代英雄》及後者的劇作和小說都是嚴峻的現實主義之作；他們分別從心理分析和幽默諷刺兩個不同的方面進壹步豐富和鞏固了普希金的現實主義藝術。批評家別林斯基主要通過對這三位作家創作的分析評論，為現實主義（當時叫自然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使之從此成了半個多世紀裏俄羅斯文學的主潮。此後湧現的赫爾岑、岡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奧斯特洛夫斯基、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等，都是世界壹流的小說、詩歌、戲劇巨匠。當時屬於或接近這個主要流派的，還有杜勃留羅波夫和皮薩列夫的評論著作，丘特切夫、柯裏佐夫和尼基金的詩歌，以及皮謝姆斯基、格裏戈羅維奇、列斯科夫、格·烏斯賓斯基等的小說、特寫。
19世紀中後期
俄羅斯文學中，較著名的還有托爾斯泰的浪漫主義詩歌和小說，費特（1820～1892）和德魯日寧（1824～1864）的唯美派詩歌和小說等，但其成就和影響都遠不能與現實主義相比。
19世紀末20世紀初
俄羅斯文學出現了新的轉折。與社會從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興起等客觀現實情況相適應，俄羅斯文學形成多個流派同時並存的局面。庫普林（1870～1938）和蒲寧（1870～1953）等人的小說創作基本上沿著19世紀現實主義的道路前進，同時流露出較多的感傷情調。柯羅連科、綏拉菲莫維奇和高爾基等人的創作試圖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起來以反映新的現實；其中後者的小說《母親》和劇作《仇敵》因為較好地做到了這種結合，開了後來被定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先河。此外還出現了不少以否定傳統、大膽創新為特點的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以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勃洛克和安德列·別雷（1880～1934）等為代表的象征派詩歌和小說，有迦爾洵（1855～1888）和安德列耶夫等脫胎於現實主義而更接近表現主義的小說和戲劇，以古米廖夫（1886～1921）和阿赫瑪托娃為代表的脫胎於象征派的阿克梅派詩歌，以葉賽寧為代表的意象派和以馬雅可夫斯基為代表的未來派詩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