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常談》分成兩部分。前八篇是應雜誌之邀撰寫的和語言文字常識有關的文章。題目分別為《語言和文字》、《聲、韻、調》、《形、音、義》、《字、詞、句》、《意內言外》、《古今言殊》、《四方談異》和《文字改革》。對於每天用漢字和漢語的人來說，這些都是最基礎最根本的問題，不太需要過腦子，隨時隨地張口即說落筆即寫，運用自如卻也運用隨意，但正是這隨意在不知不覺中促成了巨大的差異，導致了誤解甚至敵意。
第壹篇文章探討了壹個很有趣的問題，即語言和文字並不完全壹致，語言是說出來的，文字是寫出來的，使用情況不同，對使用的人的要求不同，各有壹條發展路徑，各有各的演變動力，因此會有脫節的現象。很明顯的壹個例子就是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近百年來中國的宣教主要依靠和合本聖經，而這個版本的聖經壹直以來自帶壹股保守力量，就文字而言是“金句”，就語言而言是“黑話”。今年我開始用《新漢語譯本》讀經靈修，這個譯本在填平語言和文字鴻溝上的突破絕對值得稱道，更不用說下面的註釋還暗藏了大量濃縮的精華。盡管如此，翻譯並非單個字詞的翻譯，而是兩種文化的對話。像“認罪”、“悔改”、“恩典”、“團契”等等字眼，背負著好幾火車皮的意義，其傳遞恐怕更需要文學藝術等“潤物細無聲”的表達和呈現。
在《意內言外》這篇文章裏，呂叔湘老師問了壹個對我翻譯工作極為重要同時也是這個工作趣味之所在的問題：“意義”依賴語言到什麼程度？既然翻譯傳遞的是意思（或意義），那麼能否在拿到壹段文字後盡快準確判斷出其“意義”的來源和主次就成了決定翻譯質量的關鍵。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光低頭拉車，必須先擡頭看路。
回到這本書，講完了語言問題，還有第二部分——未晚齋雜覽，***包含七篇文章，是呂叔湘老師對幾位外國作家的譯介文章。都很有趣。尤其是第二篇《赫胥黎和救世軍》，講的是赫胥黎就救世軍借宗教之名行不義之事在《泰晤士報》上刊登的十二封信。藉著這位語言學教授的條分縷析，這位生物學教授的“思出其位”躍然紙上，其先知般的洞見和執著令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