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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傑

初唐四傑

初唐四傑指的是王勃、駱賓王、楊炯、盧照鄰這四個人,

他們都是初唐中後期很有才華的詩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時代就獲得“四傑”的美譽。

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於改革齊梁浮艷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為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梁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壹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占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傑”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著其余三人也都起來響應,壹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沖破齊梁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臺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著健康的道路發展。四傑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題材與內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騰王閣》;或為抒發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於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揭露。

四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改變齊梁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壹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傑為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並且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在“四傑”之前已有出現,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壹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傑”的時候,五律這壹形式才得到充分的發揮,並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傑”以多數量、高質量的詩篇為稍後於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後盛極壹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傑(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傑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傑在發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傑”十分敬佩。

王 勃 (650--676)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隋末碩儒王通之孫。14歲應舉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賢聞其名,召為王府修撰,因戲作《檄英王雞》文,被高宗逐出王府。任虢州參軍時,因擅殺官奴,犯死罪。遇赦後,渡海省親,溺水受驚而死。少時即才華出眾,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並稱"初唐四傑"。作詩能突破當時文壇的宮體詩束縛,風格較為清新明朗。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壹掃前人送別傷離的低沈格調,歷來為人們傳誦。亦長於駢文,代表作《滕王閣序》,在唐代就已家喻戶曉。學術著作亦豐,除《黃帝八十壹難經序》、《平臺秘略論贊》等篇被收入《文苑英華》外,余皆散佚。

楊 炯 (650--693?)華陰(今陜西華陰)人。10歲舉神童,27歲授校書郎。武後時為婺州盈川令,世稱楊盈川。作詩擅長五律,敘寫邊塞生活的詩作尤為突出,如《戰城南》、《從軍行》等篇都氣勢軒昂、風格豪健。其他題材的卻未能盡脫綺艷文風。散文多賦、序、表、誌等,今存50篇。在所作《王勃集序》中,對王勃改革當時淫風的理論和實踐,給予了較高評價。"四傑"中,他的詩數量最少,成就也略小些。

盧照鄰 (約636--695後)字升之,號幽憂子。幽州範陽(今河北涿州)人。初任鄧王府典簽,後遷新都尉,染風疾辭官。居太白山中,服丹藥中毒,手足殘廢,徙居陽翟縣茨山下,買園築墳,終因政治上的失意和病痛折磨,身投潁水而死。他壹生不得誌,只作過幾任小官。為自明遭遇,作有《五悲文》。有詩名,其詩以七言歌行體為佳。作品辭彩富艷,內容廣闊,意境清迥,以韻勝。代表作《長安古意》,揭露了上層社會的奢靡生活和內部鬥爭,在初唐長篇歌行中成就突出。

駱賓王 (約626--684)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初為遁王李元慶府屬,又任武功、長安兩縣主簿。入朝為禦史後,因多次上書議論天下大事,獲罪入獄,貶為臨海縣丞。世稱駱臨海。隨徐敬業在揚州起兵反對武則天,兵敗,不知所終。駱賓王少負才名,與王勃、楊炯、盧照鄰並稱"初唐四傑"。擅長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內容與盧照鄰的《長安古意》相近,但篇幅更長、鋪排更甚,當時被稱為絕唱。又精於五言詩。五律《在獄詠蟬》,借蟬自喻,是膾炙人口的名篇。還善作駢文。在隨徐敬業起兵時,寫過著名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即《討武後檄文》)。檄文采用抑彼揚手法,很有戰鬥力和號召力。傳武則天讀此文亦大加贊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