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中央編譯出版社給我寄來了他們剛剛出版的《尋芳草集》，那是綠原先生最新的隨筆集，裏面收了《＜國際歌＞幾種文本的比較》壹文。那是老先生寫於1999年、最初發表於2000年3月24日《解放軍報》的文章，原來的題目有點聳人聽聞，叫《＜國際歌＞譯文改動真相》。文中說：“中國傳唱的中文歌詞是1923年從俄譯文本轉譯的，譯者不詳。”綠原先生是現代中國歷史尤其是文化史的過來人和見證者，他應該聽說過幾位譯者的名字，但他說“不詳”，應該是有隱曲的吧。這激發了我探討的興趣。
瞿秋白說
2005年11月11日的《中華讀書報》登載了焦雨虹的文章《＜多余的話＞：“書生革命者”的困境》。文中說，“第壹個翻譯《國際歌》歌詞”的是瞿秋白。此文是書評，評的是陳鐵健導讀、選編的瞿秋白作品集《多余的話》。焦的這壹論斷應該是來自陳鐵健。
陳鐵健在後來出版的《瞿秋白傳》中說，瞿秋白“是最早將它翻譯成中文並附上簡譜的”。這算是對“正式”的壹簡短的解釋。周永祥著《瞿秋白年譜新編》做了比較詳盡的說明，“當時，《國際歌》已有三個中文譯詞，但是都不合乎唱的要求。他懂樂譜，會彈琴。壹邊翻譯，壹邊彈唱，苦心斟酌，幾經修改，始將《國際歌》歌詞成功地譯出來。‘英特納雄耐爾’壹詞，則照國際慣例保留原音，與樂譜相配。”所謂“正式”指的是瞿譯可直接“入樂”。
周永祥又說：瞿秋白是作為《晨報》記者在莫斯科工作期間著手翻譯《國際歌》的。回國後，又根據俄、英、法等文本譯出了新詞，並在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在歌詞前，瞿秋白寫有小序，說：“此歌自1870年後已成壹切社會黨的黨歌，如今俄國采之為‘國歌’，———將來且成世界***產社會之開幕樂呢。”瞿秋白希望“中國受壓迫的勞動平民，也能和世界的無產階級得以‘同聲相應。’”同時發表的是他作詞譜曲的《赤潮曲》，措辭和曲調明顯是《國際歌》的模仿，大概他是要以身作則，使中國的《赤潮曲》和世界的《國際歌》“同聲相應”。由此可知，瞿秋白翻譯《國際歌》的時間應該是在1922和1923年之間。
瞿秋白是入樂的《國際歌》歌詞的第壹個譯者，這早已是瞿秋白研究的壹個定論。
蕭三說
那麽，綠原說的1923年從俄譯文本轉譯《國際歌》中文歌詞的譯者是否就是瞿秋白呢？未必。還有另外壹說。《中國翻譯詞典》說：“1923年夏，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的‘蕭三’根據俄文的《國際歌》歌詞轉譯成中文（陳喬年配歌），隨後在中國廣為傳唱的，便是這壹版本。”又說：“1939年，蕭三在呂驥、冼星海的幫助下，又按照原文對譯詞進行了修改。其後，他又多次修改，沿唱至今。”這種說法完全符合綠原所說的三個條件，即：1923年，從俄譯文本轉譯，在中國傳唱。綠原說“不詳”，可能就是因為他無法肯定這位譯者到底是瞿秋白還是蕭三。他是實事求是而且謹小慎微的。
2001年6月21日，《中華讀書報》上祖振聲在其文章《音樂出版與涉外著作權》中說：“瞿秋白翻譯的1887年由鮑狄埃作詞、狄蓋特作曲的《國際歌》，於1923年6月在《新青年季刊》上發表；同年，蕭三又根據俄文的《國際歌》歌詞轉譯成中文（陳喬年配歌）……”1923年夏，蕭三才在蘇聯開始翻譯，而瞿秋白的譯文已經在中國發表了。孰早孰晚，還用說嗎？
鄭振鐸、耿濟之說
那麽，第壹個翻譯《國際歌》歌詞的到底是誰？
根據上述說法，在瞿秋白之前，“《國際歌》已有三個中文譯詞”。這三種譯本分別出自誰的手筆？它們出現的早晚又順序如何呢？
據《中國翻譯詞典》說，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國際歌》開始傳入我國。最早的譯文刊登在廣東***產主義小組主編的、於1920年10月、11月出版的《勞動者》周刊上（6段詩歌，分4次刊完），題目為《勞動歌》，譯者署名“列悲”；幾乎與此同時，1920年11月，留法勤工儉學會主辦的《華工旬刊》刊出了題為《勞動國際歌》的譯文，譯者張逃獄。所以，那三個中文譯詞中的兩個應該出自列悲和張逃獄之手，漢譯《勞動歌》的發表時間要略早於漢譯《勞動國際歌》。據陳福康考證，準確的日期是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5日，分別是《勞動者》周刊第2、4、5、6期。列悲則是當時北京大學的學生。
那麽，另外壹人是誰呢？
1997年7月16日《中華讀書報》發表了鄭爾康《＜兒童世界＞和鄭振鐸》壹文，文章後面附錄壹份介紹乃父鄭振鐸的“小資料”，說，1920年，鄭曾經和“耿濟之壹起最早翻譯了《國際歌》歌詞”。鄭爾康之所以敢用“最早”壹詞，是因為他清楚，鄭振鐸和耿濟之的翻譯是在秋白之前。他在《石榴又紅了———回憶我的父親鄭振鐸》壹書有比較詳細的交代：“1920年七八月間，我父親鄭振鐸還是北京鐵路管理學校的學生。壹天，他和好友———北京俄文專修館的學生耿濟之偶然得到了壹本俄文版的題名《赤色的詩歌》的詩集。父親和耿濟之把其中的25首詩都讀了壹遍，壹首首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深深地打動了他們的心弦。於是，他倆商量著要把這些詩都翻譯出來，並準備發表在他們編輯的《人道》月刊上。其中《第三國際黨的頌歌》就是《國際歌》最早的中文譯文。”鄭爾康所引文字的出處是1921年9月出版的《小說月報》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專刊。上面發表了C.Z和C.T“同譯”的《第三國際黨的頌歌》。據陳福康考證，C.Z即“濟之”二字的音譯縮寫，而C.T則是“振鐸”二字的音譯縮寫。在C.T寫的“附註”裏說：“在去年七八月的時候……譯了第壹首《第三國際黨的頌歌》。”
被淹沒的無名小輩
鄭、耿譯文到底發表在哪兒？目前有三種說法。壹、《人道》月刊，二、《民國日報覺悟》，三、《小說月報》。按照第壹種說法，耿、鄭的譯文發表在1920年8月左右，早於1920年10月10日。但關鍵是，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它來源於1983年第2期《新文學史料》上刊載的鄭振鐸《最後壹次講話》記錄稿，那裏面說：“還出了壹期《人道》（月刊），上面登過《國際歌》，瞿秋白譯意，我寫歌詞。”瞿秋白當時是耿濟之的同學，也與鄭振鐸過從甚密。鄭振鐸的晚年回憶顯然有誤。壹是把耿濟之的帽子戴到了瞿秋白的頭上，二是把發表的刊物誤記成了《人道》。1921年9月他自己寫的“附註”說得很明白：“而預備登載他們的《人道》月刊也因經濟的關系，不能出版……現在先把這篇《第三國際黨的頌歌》，登在本報本號。”《小說月報》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專刊上確實有耿、鄭合譯的《國際歌》，但據陳福康考證，這是第二次發表，而首發是在1921年5月27日的《民國日報覺悟》。
從發表時間的角度說，哪怕是比較早的1921年5月，也比1920年10月或11月要晚。陳福康在《我國最早的＜國際歌＞譯詞》壹文中說：“鄭振鐸等人的這壹譯作，實是我國最早翻譯、而且流傳較廣的《國際歌》譯詞”。又說“鄭振鐸等人是迄今所知我國最早翻譯《國際歌》的人。”後來在其專著《壹代才華鄭振鐸傳》中也說，鄭振鐸與耿濟之在無意中最早完成了這首被稱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戰歌”的歌詞的中譯！為了證明這壹點，他做了大膽的求證，列悲的譯詞是從該周刊（指《勞動者》）第二期開始發表的，應是在這年10月翻譯的，而從上引鄭振鐸的說明中知道，他們是在七八月間即著手翻譯的。”實際上這個證據也還是壹個假設，而且是壹個攙雜著先入為主的假設。列悲的譯詞發表於1920年10月，我們只能說他翻譯的時間最晚是在當月，但怎麽能武斷地說肯定是在這個月份呢？難道不能是9月或8月甚或更早至1919年？
綜上所述，對於誰是漢譯《國際歌》第壹人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無法找到壹個明確的答案；也許永遠都找不到，因為列悲是個小人物，我們幾乎不可能從他寥寥無幾的傳記材料中弄明白他翻譯《國際歌》的確切時間。需要強調的是，他那麽早就譯了，而且譯全了。至少從發表先後的角度來說，他的譯文比鄭振鐸、耿濟之、瞿秋白、蕭三等名流大家的更早，名列第壹。但願無名小輩的這壹榮耀不會再因為他的無名而被大人物的大名所淹沒。（據《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