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在雌性中，生命不顧分離尋求延續；而形成個體化的新力量的分離，是由雄性主動引起的；因此，雄性可以在自主中確立自身；它把特殊的能量結合到自己的生命中；相反，雌性的個體性受到物種利益的攻擊；它表現為受到外力的占有：被異化了。因此，當機體的個體性進壹步確立時，性別的對抗並不減弱，恰恰相反。雄性找到越來越多種多樣的道路，以便消耗它掌握的力量；雌性則越來越感到受到奴役；在它自身的利益和植根於它身上的生殖力的利益之間的沖突加劇了。
壹般說來不穩定是她們的機體的顯著特點；比如，在男人身上，鈣的新陳代謝穩定；而女人留在體內的鈣鹽要少得多，在來月經和懷孕時，女人排出鈣鹽；看來，卵巢接觸到鈣時會產生分解代謝；這種不穩定性在卵巢和甲狀腺中帶來混亂，女人的甲狀腺比男人發達：內分泌的不規則對植物神經系統產生作用；神經和肌肉的控制不能得到完全的保證。這種缺乏穩定性和控制力使女人情緒起伏，直接與血管的差異有關：容易心跳、臉紅等等；由此容易有痙攣的表現：流淚、狂笑、神經質。
可以看到，這些特點中有許多源於女人對物種的附屬性。這壹考察最引人矚目的結論就在於此：在所有雌性哺乳動物中，女人是受到異化程度最高的，並且最激烈地拒絕這種異化；
。生產力和生殖力的平衡，在人類歷史的不同經濟時期實現的情況不同，這些不同時期決定了男性和女性與子女的關系，因而是兩性之間的關系。於是我們走出生物學領域，因為只根據這壹點，不能得出是哪個性別在延續物種中起更重要的作用。
壹個社會畢竟不是壹個物種，物種在社會中是作為生存實現自己的；物種的自我超越是朝向世界和朝向未來的，其習慣不是從生物學得出的；個體從來不交付於自然，而是服從習慣這第二自然，表達其本體態度的願望和恐懼反映在其中。人不是作為身體，而是作為受禁忌和法律制約的身體，才意識到自身，自我完善，正是以某些價值的名義，人受到重視。再壹次，生理學並不能建立價值，更確切地說，生物學論據具有生存者賦予它的價值。如果女人引起的尊敬或恐懼不允許對她使用暴力，男性的力量優勢就不是權力的源泉。
因此，我們要根據本體論的、經濟的、社會的和心理的觀點，來闡明生物學的論述。女人對物種的屈從，她的個人能力的局限，是極其重要的事實；女人的身體是她在世界上所占處境的基本因素之壹。但並非只此壹點就足以界定女人；這個因素只有通過行動和在壹個社會內部被意識承擔起來，才具有體驗過的實在；生物學不足以對我們關註的問題提供答案：為什麽女人是他者？要知道的是，在女人身上，在歷史的過程中，自然怎樣被攫取了；要知道的是，人類把女性變成了什麽。
如同薩特和梅洛—龐蒂所指出的那樣，“性是與存在同外延的”這個句子，可以用迥然不同的兩種方式來理解；可以說成生存者的壹切變化有性的含義，或者可以說成壹切性的現象具有存在的含義，對這兩種論斷加以調和是可能的，但往往人們局限於從壹種論斷滑到另壹種論斷。再說，壹旦區分出“性的”和“生殖的”，性的概念便含糊不清了。
至於女人，她的自卑情結采取對女性身份羞恥地加以拒絕的形式，並非缺少陰莖，而是整個處境引起這種情結；小女孩羨慕男性生殖器，只是把它作為男孩子所擁有特權的象征；父親在家庭中占據的位置，男性普遍的優勢，教育，壹切都向她證實男性占優勢的觀念。後來，在發生性關系的過程中，性交將女人置於男人身下的姿勢本身，是壹種新的屈辱。她以“男性的抗議”做出反應；要麽她尋求變得男性化，要麽她以女性的武器同男人作鬥爭。正是通過懷孕，她重新在孩子身上找到陰莖的對等物。但這就假設她以全盤接受做女人為開始，也就是接受她的低下。她與自身分裂，遠遠比男人厲害。
精神分析學家以決定論和“集體無意識”的名義最激烈地拒斥的正是這種選擇的概念；這種無意識給人提供現成的形象和具有普遍性的象征主義；正是它解釋夢、失敗的行為、狂亂、寓意和人的命運的相同性；談論自由，就無法解釋這些使人困惑的和諧。但自由的想法並非不能與某些常數的存在***存的。如果說，盡管理論上有錯誤，精神分析方法往往仍是有成果的，這是因為在壹切特殊歷史中有壹些論據，其普遍性是無法否認的：處境和行為重復出現；采取決定的時刻是在普遍性和重復中迸發出來的。弗洛伊德說過：“人體結構是命運。”梅洛—龐蒂對這句話作出回應：“身體是普遍性。”存在通過生存者的分離形成壹體，它體現在相同的機體中；因此，在本體論和性的聯系中會有常數。在特定的時代，壹個群體的技術和經濟、社會結構向它所有的成員展現壹個相同的世界：性欲和社會形式也會有壹種恒常的關系；處於相同條件下的相同個體，在既定中會把握相同的意義；這種相同不形成嚴格的普遍性，但是卻使得在個人的歷史中存在普遍的類型。
不從存在的事實出發，不可能闡明這壹點：主體的異化傾向；主體對它的自由感到焦慮，便在事物中尋找自身，這構成壹種逃避的方式；這是壹種非常根本的傾向，以致壹旦斷奶後，孩子便與壹切分離，他竭力在鏡子中，在他雙親的目光中把握他異化的存在。原始人在超自然力、在圖騰中異化；文明人在他們個體的心靈、在他們的自我、在他們的名字、在他們的財產、在他們的作品中異化，這是非本真性的第壹次誘惑，陰莖特別適於對小男孩起到這種“分身”的作用：對他來說，這是外於他的客體，同時這就是自己；這是壹個玩具、壹個玩偶，也是他的肉體；雙親和乳母把它看做壹個小人兒。
第三章 歷史唯物主義觀點
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闡明了十分重要的真理。人類不是壹種動物，而是壹個歷史現實。人類社會是壹個反自然：它不是被動地忍受自然的在場，它使自然為自己所用。這種為自己所用不是壹個內部的和主觀的活動，它客觀上在實踐中進行。因此，女人不會簡單地被看做壹個有性欲的機體，在生物學的論據中，唯有在行動中取得具體價值的論據才有重要性；女人對自身的意識不是由她的性欲確定的，而是反映了壹種取決於社會經濟結構的處境，這個結構表現了人類達到的技術發展的程度。可以看出，從生物學來說，標誌女人的兩個本質特點如下：她對世界的掌握不如男人來得廣泛；她更屈從於物種。但這些事實在經濟和社會的背景下看來，則具有完全不同的價值。
人們不會強迫女人生孩子，所能做的是，把她禁閉在某種處境中，懷孕對她來說是唯壹的出路，法律和風俗把婚姻強加給她，禁止避孕措施和人工流產，禁止離婚。蘇聯今日恢復的正是這些家長制的古老約束；它使家長制的婚姻理論重新復活；由此，它重新要求女人成為性欲對象，最近有篇講話鼓勵蘇聯女公民好好打扮，塗脂抹粉，變得嬌媚，以便留住丈夫，激起他的欲望。通過這個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可能把女人僅僅看做壹種生產力，她對於男人來說是壹個性夥伴，壹個生兒育女者，壹個性欲對象，壹個他者，通過她，男人尋找自己。
第二部 歷史
壹
這個世界總是屬於男性的，人們為此提出的任何理由，我們都覺得不夠充分。正是根據存在主義哲學，重新撿起史前和人種誌的論據，我們才能明白性別的等級是怎樣建立的。我們已經提出過，當人的兩個範疇出現時，每壹個都想把自己的統治權強加給另壹個；如果兩者都能夠堅持這種要求，那麽兩者之間要麽是在敵意，要麽是在友誼中創造出壹種相互的關系，不過始終處在緊張狀態；如果兩者之壹享有特權，壹個就戰勝另壹個，設法讓後者處在被壓迫狀態。因此，人們明白，男人具有統治女人的意願，但是，什麽特權使男人實現這種意願呢？
盡管如此，當時同今日壹樣，男人確實體力占優勢；在大棒加野獸的時代，在大自然的阻力達到最高點、工具最簡陋的時代，這種優勢應該具有極大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不管女人當時多麽強壯，對她們來說，在與敵對的世界作鬥爭時，生殖的束縛代表可怕的障礙：
由於她們顯然無法控制生育，由於大自然並不保證女人有不育期，就像其他雌性哺乳動物那樣，重復懷孕要占據她們的大部分精力和時間；她們不能保證自己生下的孩子能存活。這是第壹個帶來嚴重後果的事實：人類的肇始是艱難的；撿拾食物、狩獵和捕魚的民族，只能從土地獲得微薄的財富，而且要做出艱苦努力；按照集體財富來說，出生孩子太多；女人不合邏輯的生育，妨礙她積極參與財富的增長，而她卻在無限制地產生新的需要。她對物種的延續是必不可少的，卻生育得太多了，保證生育和生產平衡的是男人。因此，女人面對身為創造者的男性，甚至沒有維持生命的特權；她不起與精子相對的卵子的作用，也不起與男性生殖器相對的子宮的作用；她在延續人種的努力中，只占有壹分子，正是由於男人，這種努力才達到具體的結果。
生產—生育的平衡最終總會建立起來，哪怕要付出殺嬰、犧牲、戰爭的代價，從集體得以繼續存在的觀點看來，男女都是必不可少的；
甚至在懷孕最受尊敬的時期，做母親也不允許女人獲得首要地位[插圖]。理由是，人類不是壹個簡單的自然物種，並不追求作為物種延續；它的計劃不是停滯，它要趨向於自我超越。
原始群體並不關心後代。他們並不束縛在壹塊領土上，壹無所有，不體現在任何穩定的東西中，不能形成任何永恒的具體思想；他們不考慮延續生命，在他們的後裔中認不出自己；他們不怕死亡，不要求有繼承者；對他們來說，孩子構成壹個負擔，而不是財富；證明是，在遊牧民族中，殺嬰行為總是很多的；許多沒有被殺的新生兒由於衛生條件堪虞，在普遍的無所謂中死去。生育的女人因而沒有創造的驕傲；她感到自己是無形力量的玩偶，痛苦的分娩是無用的，甚至是討厭的事。後來，人們漸漸給予孩子重視。但無論如何，生育、餵奶，不是活動，這是自然的作用；其中沒有任何計劃；因此，女人在其中感覺不到對自身生存高傲地肯定的理由；她被動地忍受自身的生理命運。她投身於家務勞動，因為只有這種勞動與做母親的負擔相協調，它們把她束縛在重復性和內在性中；它們日復壹日以相同的形式再現，這種形式世世代代延續下去，幾乎不改變；它們不生產任何新的東西。
男人不是因為獻出生命，而是因為冒生命危險，才高出於動物之上；因此，在人類中，優越性不是給予生育的女性，而是給予殺生的男性。
我們這裏掌握著整個秘密的關鍵。根據生物學，壹個物種只有自我更新才能維持下去，但這種更新只不過是同壹生命以不同的形式重復再現。正是通過存在來超越生命，人類才保證生命的重復再現，通過這種超越，人類創造了價值，而純粹的重復不具有任何價值。在動物身上，雄性活動的無動機和多變是徒勞的，因為它沒有任何計劃；它不為物種效勞，它所做的事便什麽也不是；而男人在為物種效勞時，是在塑造世界的面貌，他創造新工具，他發明，他鑄造未來。他把自己確立為統治者，得到女人的協助，因為她也是壹個生存者，超越性駐足於她身上，她的計劃不是重復生命，而是超越到另壹個未來；她在自己存在的核心確認男性意圖。她在慶祝男性的成功和勝利的節日中與男人聯合起來。她的不幸，從生物學上說，就是註定要重復生命，而在她自己的眼中，生命自身並不承載存在理由，而這些理由比生命本身更加重要。
存在主義觀點讓我們明白，原始群體的生物學和經濟的處境必定導致男性的統治。女性比男性更受到物種的折磨；人類總是尋求擺脫特定命運；通過發明工具，對人來說，維持生命變成活動與計劃，而在懷孕時，女人像動物壹樣被身體所束縛了。
今日人們不大相信，曾經實現過群婚；男女只是作為群體才有宗教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生活，他們的個體性仍然是壹個純粹的生物學現象；婚姻不管是什麽形式：壹夫壹妻制、壹夫多妻制、壹妻多夫制，也只不過是世俗的偶然事件，不產生任何神秘的聯系。對妻子來說，這不是受任何奴役的源泉，她仍然融入部落中。
這些事實使人設想，在原始時代，存在壹個真正的女人統治時期；巴霍芬提出的這個假設，恩格斯重新引用；從母權制到父權制的過渡，在他看來，就像“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但事實上，女人的這個黃金時代只是壹個神話。要說女人是他者，就是說在兩性之間不存在相互性的關系，作為大地、母親、女神，她對男人來說不再是壹個同類；她的威力正是超越人的範圍才確定下來的，因此，她在此之外。社會始終是男性的；政權總是落在男人手裏。列維—斯特勞斯在他對原始社會的研究的結論中斷言：“公***權威，或者簡而言之社會權威，總是歸於男人的。”同類，另壹個人，和他壹樣，同他建立起相互關系，對男性來說，這總是壹個雄性個體。在集體的中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顯示出來的二元性，使壹部分男人反對另壹部分男人，而女人屬於男人擁有的財產，是男人之間的壹個交換工具。
列維—斯特勞斯說：“構成婚姻的相互關系不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建立的，而是利用女人在男人之間建立的，女人只不過是形成這種關系的主要理由。
在男人確定自己為主體和自由時，他者的概念傳布開來。從這時起，同他者的關系成為壹出戲劇：他者的存在是壹種威脅、壹種危險。柏拉圖沒有否認這壹點，希臘的古老哲學指出，他性與否定，因此與惡是同壹回事。確立他者，就是確定善惡二元論。因此，宗教和法規帶著極大的敵意對待女人。在人類上升到用文字書寫神話及其法律的時代，父系制最終確立了，制定法規的是男性。很自然，男性給予女人壹個從屬的地位，但是，有人會設想，他們以對待孩子和家畜壹樣的善意去看待她。沒有這回事。立法者籌劃對女人的壓迫，對女人是恐懼的。對於女人具有的雙重性，人們尤其記得的是不利的壹面：
希臘女人受到過分嚴密的看管，以致無法指責她的品行；貶低的不是她的肉體。結婚的負擔和束縛更多地落在男人身上，這讓我們設想，盡管女人的處境嚴酷，盡管她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她仍然應該在家庭中占據壹個重要地位，享受到某些自主；她註定要服從，卻可能不服從；她可以用吵鬧、眼淚、絮叨的話語、咒罵來折磨丈夫，用於奴役女人的婚姻，對丈夫來說也是壹條鎖鏈。
壹部笛卡兒觀點的著作《論兩性平等》。他認為，男人作為強者，處處使男性處於有利地位，而女人出於習慣，接受這種附屬地位。她們從來沒有機會：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因此，不能根據她們在過去的所作所為來評價她們。沒有什麽表明，她們低於男人。生理結構顯示出差異，但是沒有任何差異對男性構成特權。
巴爾紮克在《婚姻生理學》的開頭非常清楚地陳述，這種排除了愛情的制度必然導致女人去通奸，他勸告丈夫嚴加看管妻子，如果他想避免名譽受損的可笑場面的話。必須不讓女人受教育和有文化，必須禁止她去做壹切能讓她發展個性的事，強迫她穿不舒服的衣衫，鼓勵她遵守引起貧血的飲食制度。資產階級準確地遵循這個綱領；女人在廚房、家務中受奴役，人們小心翼翼地監視她的生活作風；把女人封閉在處世的禮儀中，處世之道妨礙壹切獨立的企圖。作為補償，人們尊敬她們，彬彬有禮地對待她們。巴爾紮克說：“已婚女人是壹個奴隸，必須懂得把她置於寶座上。”凡是在無足輕重的情況下，男人理應在女人面前表示謙敬，為她們讓出首要的位置，這是合適的；非但不必讓女人去負重，像在原始社會中那樣，反而要趕快讓她們卸下壹切艱苦的任務和壹切憂思，這是讓她們同時擺脫壹切責任。男人希望女人受到輕松生活的欺騙和引誘，會接受擔任母親和家庭主婦的角色，他們正是企圖將女人禁閉其中。
事實是，大部分資產階級女人投降了。由於她們的教育和寄生的處境使她們從屬於男人，她們甚至不敢提出要求，膽敢這樣做的女人也得不到什麽回應。蕭伯納說過：“如果鎖鏈會帶來敬重，那麽給人套上鎖鏈比去掉他們的鎖鏈更加容易。”資產階級女人看重自己的鎖鏈，因為她看重階級特權。
偉大人物從群眾中產生，他被時勢載著走，可婦女群眾處在歷史的邊緣，對她們每壹個人來說，時勢是壹個障礙，而不是壹個跳板。為了改變世界面貌，首先必須牢牢地紮根在其中，但牢牢地紮根在社會中的女人，卻是屈從於社會的女人；除非被神力選中—在這種情況下，她們表現出和男人壹樣能幹—雄心勃勃的女人、女英雄都是怪人。
於是女人成了詩歌的中心、藝術作品的要義所在；女人擁有的閑暇使她們投身於精神的樂趣中，她們作為作家的繆斯、評判者和讀者，變成作家的競爭對手；往往是女人使壹種感覺方式、壹種給男性心靈提供養料的倫理觀占據上風，女人以此幹預自身的命運，女子教育大半是女性的成果。然而，如果說有知識的女子所起的這種集體作用是重要的，她們的個人貢獻總的說來價值卻很小。這是因為只有女子在思想和藝術領域占有特殊位置，她才能介入行動；但是藝術和思想活生生的源泉是在行動中，對於想再現世界，又處於世界邊緣的人，這不是有利的處境，這裏，為了超越既定，仍然首先需要深深植根於其中。當集體處於人類等級的劣勢中，個人有所作為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今日她們之中有許多人要求新的地位；她們並非要求使她們的女性氣質得到彰顯，她們希望像全人類壹樣，在自己身上超越性壓倒內在性；她們希望最終能給予她們抽象的權利和具體的可能性，沒有這兩者的結合，自由只是壹種欺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