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受南朝文風影響較大，隋唐之際的王績善寫陶然自樂的田園生活詩，風格清新樸素，為盛唐田園詩的先驅人物，代表作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們的文學主張比較務實，反對浮華，但在創作中綺麗之風與通脫樸實並存。
宮廷詩人上官儀，其詩即所謂“上官體”風格婉媚，但聲律嚴整。《全唐詩》現存上官儀詩20首。其中12首為應制、宴遊、酬答之作，這類詩多是逢場應景，點綴升平的尋樂輕歌；4首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詠畫障》和《王昭君》為有感而作之詩。另外據宋人魏慶之《詩人玉屑》所載，上官儀在總結齊梁時期沈約的“四聲八病”之說和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的“言對、事對、正對、反對”之說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六對” 之說，（“八對”，其孫女上官婉兒）並把對偶的技巧運用於詩歌創作。如《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早春桂林殿應詔》用了多種對偶形式，對唐代近體詩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從聲律上看，“對時行宮庭中應制、應詔詩的優劣衡定，和以後以詩取士的評定標準，定了壹個具體的尺度”。 初唐四傑（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在唐詩發展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其作品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對初唐浮艷詩風或較單壹的體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傑仕宦不顯而才華橫溢，慷慨有誌。他們反對綺靡文風，提倡抒發真情實感。其創作在形式上雖未完全擺脫齊梁遺風，但內容與氣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楊工於五言律詩，盧、駱擅長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楊炯的《從軍行》；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在獄詠蟬》。
聞壹多充分肯定了“四傑”在唐詩發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傑”的詩歌創作把唐詩從宮庭、臺閣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題材，擴大了創作的範圍。其次，他從詩歌形式的演變入手，把“四傑”分成王楊和盧駱兩派，指出王楊的使命主要是建設五律，與沈、宋壹脈相承（壹在內容、壹在形式）；盧駱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宮體詩破壞舊式的宮體詩，對劉、張及後代長篇歌行有直接的影響。如果從詩歌的題材、範圍和形式演變著眼，這大致上是符合“四傑”的創作實際的。 “沈宋”（即沈銓期、宋之問，皆為宮廷詩人）和杜審言對唐代近體詩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兩方面的重要貢獻：把“四聲”二元化和將平仄粘對規律貫穿全篇。他們把齊梁“永明體”和初唐“上官體”的聲韻技術和對偶技巧完善地結合起來，由詞義的對偶擴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對偶，既註意平仄的協調，有符合粘連對仗的規則，為唐代律詩創作提供了規範的形式。宋之問、杜審言的五律寫得較好，沈佺期的七律寫得較好。代表作有沈銓期的《古意呈喬補闕知之》；宋之問的《過大庾嶺》、《渡漢江》。某些非應制詩成就較高。另外劉希夷《代白頭吟》、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對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積極意義。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說：“風雅頌既亡，壹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在詩體發展史上給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貞《藝苑卮言》也說：“五言自沈、宋始可稱律。律為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實，不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裏，皆有法度可尋。 陳子昂是初唐詩歌革新理論及實踐都有重要貢獻的最為傑出的詩人。他反對齊梁以來的浮艷詩風，倡導“漢魏風骨”，主張“興寄”，推尊風雅，重視比興，開壹代新風。其詩作內容充實，風格沈著雄健，代表作為《登幽州臺歌》、《感遇詩》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對散文創作的革新也有開創之功。作為唐代詩文革新的先驅，杜甫、韓愈等都對他評價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