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戲劇方面，遠在十三世紀，就出現了元雜劇的輝煌。它的代表人物之壹關漢卿，壹生創作了70部雜劇。那驚天地泣鬼神的《竇娥冤》，那輕松、明快、活潑、幽默的喜劇《救風塵》，那頌揚正義、鞭撻邪惡的公案戲《魯齋郎》，那翻卷著時代風雲的歷史劇《單刀會》等風格多樣、色彩紛呈的劇作，不僅展示了我國戲劇的豐富性、成熟性和厚重感，而且還把唐詩和宋詞的優點熔為壹爐，把詩詞的功能由壹般的吟誦擴展到配樂吟唱，將詩和歌密切地結合起來。
唐詩、宋詞獨特的表現形式和藝術魅力，使語言的潛能發揮到了極至。它朗朗上口，鏗鏘有力，變化多樣而又嚴整有序，而時代偉人毛澤東，不僅繼承了它的優秀傳統，而且還把這壹藝術推向了壹個新高峰。
在小說方面，還是在壹千多年前的宋代，就出現了“標誌市民文藝樣式”的“宋話本”。元末明初又有兩部長篇小說的偉大傑作問世，那就是施耐庵的《水滸傳》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這兩部內容博大、氣勢恢宏、人物過百的長篇巨著，享有世界聲譽。
在革命風暴中誕生、發展、逐漸走向成熟的我國現代文學(從“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文學)，以其更先進、更合理、更美好的嶄新姿態，前進在今日世界進步文學的前列。《阿Q正傳》、《子夜》、《家》、《春》、《秋》、《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風雲初記》、《保衛延安》、《紅旗譜》、《紅巖》、《東方》、《李自成》、《黃河東流去》、《第二個太陽》、《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禮》等小說；《雷雨》、《日出》、《茶館》、《蔡文姬》、《武則天》、《文成公主》等話劇；郭沫若、艾青、賀敬之、郭小川、李季等詩人的詩歌，都以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壹，跨進世界文學的殿堂，為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學編織出更為璀璨奪目的花環。
綜觀三千多年的中國文學全貌，可以看出它的發展具有以下五個特點：
壹、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漫長歷程中，文學的任務和功能歷來都受到重視。公元前的孔子（公元前551椆/FONT>479）首先提出詩(文學)“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三國魏文帝曹丕，極重視文章的寫作，認為文章可以“經國”，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唐代的大詩人杜甫，對寫作詩歌的目的作了更直截了當的闡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對此，白居易說得更為明白：“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古代詩人、作家、文論家這些關於文學任務和功能的論述，對後來的創作實踐和文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毛澤東和鄧小平在批判地吸收歷代有關文學功能的主張中的合理成分的基礎上，提出了更明確、更為群眾歡迎的響亮口號：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解放區的文學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成就，新中國的文學特別是新時期的文學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和繁榮。
二、我國文學歷來是勇於進取，在形式和體裁上不斷創新或推陳出新的開放型文學。比如，詩歌的發展是由四言詩而五言詩、七言詩，由古體詩而近體詩、格律詩、自由詩。散文的發展是由先秦散文而漢賦、駢文而“古文運動”中的古文，到了現代，散文的種類和形式，真可謂千姿百態、色彩紛呈。在體裁上，由唐詩、宋詞、元曲而明清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總之，幾千年的文學發展表明，我國文學在藝術形式和體裁上，總是處在不停的運動中，在不斷地創新和革新。
需要指出壹點，中華民族是壹個理性化程度較高的民族，能夠全面、辯證、成熟地對待文學形式和體裁上的創新和革命。某壹新的藝術形式和體裁出現後，並不因此否定先前的藝術形式和體裁，而是允許各種藝術形式和體裁自由競爭。比如，七言律詩、七言絕句在詩歌領域裏占據主要地位後，但五言詩和四言詩並沒有就此消亡，甚至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再比如，今天我們提倡新詩，但舊體詩創作依然很興旺，詩與詞的比翼雙飛、***存***榮也很令人深思。在宋代，詞在詩歌領域裏占了主要地位，但宋代的詩也很有特色。即使在今天，它們也是齊頭並進的兄弟或姊妹。
三、我國文學是在向世界進步文學不斷學習、科學借鑒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豐富起來，從而與世界文學健康、奮進的潮流相溝通、相匯合的文學。中華民族，這塊偉大的土壤，是很肥沃的，對於外來文化，向來是熱烈多情的。且不說從南北朝起我國就開始翻譯佛經的盛事，也不說唐代高僧玄奘親赴天竺取經，翻譯佛教建立的豐功偉業，只說清光緒舉人、京師大學堂的林紓先生壹個人翻譯壹百七十余種歐美等國小說的非凡之舉，就足可以看出近代的中國學人對外國文學的重視程度。新中國成立後，蘇聯與東歐各國的古今文學名著，幾乎全都譯成了中文。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各國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著作在我國的翻譯出版，掀起了史無前例的熱潮。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國作家、藝術家，在向世界進步文學學習時，顯示出驚人的智慧和創造力。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壹是引進外國的新的藝術形式，如新文學中的小說(以魯迅的短篇小說和茅盾的長篇小說為代表)、新詩(以郭沫若、聞壹多、徐誌摩的詩歌作品為代表)、話劇(以曹禺的話劇為代表)等的創建，走的就是這條直接引進外國新的藝術形式的道路。二是借鑒外國的藝術形式，對某些民族傳統形式進行改造，即舊形式的現代化。如趙樹理的新評書體小說，劉紹棠的新傳奇小說，李季的民歌敘事詩，走的就是這條道路。三是從中西形式中都吸取些成分，嫁接出壹種獨特的新形式。也可以說是土洋結合的新產品。如歌劇《白毛女》，就是西洋歌劇、話劇、傳統戲曲、民間秧歌幾種成分的溶合體，穎異別致，令人耳目壹新。再如新時期崛起於舞臺和電視屏幕的喜劇小品，就是獨幕話劇、相聲和影視藝術某些特殊的表現手段雜交而成的新的藝術形式，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四、多種文學流派自由發展，平等競爭，貫穿我國文學發展的始終。這也是我國文學的壹個好傳統。遠在公元前的春秋戰國時代，我國思想和文化界就曾出現過多種學術流派爭鳴的繁榮局面，出現過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四大著名學派，誕生了《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韓非子》這樣壹些代表人類古代文明的重要著作。後來，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我國文學中又出現過婉約派、豪放派、江西派、茶陵派、公安派、駢儷派、本色派、吳江派、臨川派、竟陵派、桐城派、常州詞派、鴛鴦蝴蝶派等多種文學流派。在現代小說發展中，還出現過新感覺派小說、鄉土派小說、社會剖析派小說、京派小說、七月派小說等多種流派小說。在現代詩歌發展中，出現過七月派詩歌和“九葉”詩人。新中國成立後，還誕生了山藥蛋文學流派和荷花澱文學流派。眾多文學流派競相媲美，是文學創作本身的藝術規律決定的，是文學事業繁榮和生命力的標誌。尊重這個規律，毛澤東主席於1957年2月，在其重要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鄭重地提出了在文學藝術領域裏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即人們常說的“雙百”方針)。毛主席是這樣闡述這壹方針的重要意義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壹種風格，壹種學派，禁止另壹種風格，另壹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毛主席提出和倡導的“雙百”方針，是對我國古老悠久的文化傳統的科學總結，是繁榮、發展藝術和科學事業唯壹正確的方針，在世界上也是壹個創舉。新時期以來，在這壹方針的指引下，我國文學界出現了藝術流派林立，創作空前豐收的喜人形勢。在全國影響較大的小說創作流派有：以劉紹棠為代表的鄉土文學派；以鄧友梅為代表的市井畫卷派等眾多的藝術流派。眾多藝術流派的形成和空前活躍，是我國廣大作家藝術家潛能得到發揮的重要標誌，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發展與繁榮的巨大推動力。
五、在我國文學發展中，民間文學總是與正宗文學並駕齊驅，成為推動正宗文學發展與繁榮的強大潮流。《詩經》中的“風”，基本上是民間文學，“頌”基本上是正宗文學，“雅”既有民間的，又有正宗的。可以說，《詩經》是正宗文學與民間文學的珠聯璧合。詞與曲壹開始也是民間文學，到後來發展成正宗文學。宋人“話本”起初也是以民間文學的形式出現的，但是，到了明清，演變成小說，成為文學的主導形式，誕生了壹系列家喻戶曉的長篇名著。我國文學中，正宗文學與民間文學這種互相推動和緊密聯系，到了社會主義時代，得到了更進壹步的加強和發展，成功的事例數不勝數。國家每年組織作家、藝術家到全國各地進行采風活動，目的之壹就是有意識地引導作家、藝術家密切與民間文學、民間藝術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