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後世的影響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回旋往復，標誌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於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壹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
[編輯本段]杜甫思想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批評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著為解救人民的苦難甘願做自我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為主角，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壹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壹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沈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後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後。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遊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範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壹九〇。
杜甫雖然是個寫實主義詩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羈的壹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幹雲。
[編輯本段]三吏三別
“三吏”、“三別”分別為《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傑作。它真實地描寫了特定環境下的縣吏、關吏、老婦、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動、語言，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現實和廣大勞動人民深重的災難和痛苦，展示給人們壹幕幕淒慘的人生悲劇。在這些人生苦難的描述中，壹方面，詩人對飽受苦難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對官吏給於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惡痛絕；另壹方面，他又擁護王朝的平亂戰爭，希望人民忍受苦難，與王朝合作平定叛亂。這種復雜、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詩人憂國憂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後的住所。
唐大歷四年(769年)，杜甫由湖北入湘，登嶽陽樓，遊洞庭湖，溯湘江而上，至耒陽，次年四月病故。據《舊唐書.杜甫傳》記載， 杜甫在耒陽遊嶽廟，“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饋送牛肉白酒，甫飲過多，壹夕而卒”，葬於杜甫墓。
[編輯本段]杜甫生平
杜甫的經歷和詩歌創作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壹，讀書和漫遊時期（三十五歲以前）
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十九（時二十歲）年始漫遊吳越，5年之後歸洛陽應舉，不第。再漫遊齊趙。以後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遊梁、宋（今開封、商丘）。後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後又遇於東魯，再次分別，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壹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後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誌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後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三、獻賦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壹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後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於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疏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後，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