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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生與《尚書》

伏生,名勝,字子賤,秦朝濟南郡鄒平人。自幼嗜古好學,博覽群書,對《尚書》研讀尤精,為儒學博士。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下令禁止民間私藏經書,伏生冒誅殺之罪,將《尚書》匿藏於壁中。秦末兵起,伏生流亡異鄉。劉邦平定天下,伏生返回故裏,求其所藏《尚書》,損失大半,僅剩28篇,抄錄整理,教授於齊魯之間,主要弟子有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後聞伏生之名,乃下令召見,然伏生年逾九十,不能赴京,漢文帝遣太常使掌故晁錯親赴鄒平。伏生年事已高,言語不清,使女兒羲娥代言,傳授《尚書》28篇,傳41篇,後世稱《今文尚書》。爾後,曲阜孔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無今文佐證的,凡16篇,既不能讀,也無人能解,謂之“逸書”。因此人謂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有《尚書》而無伏生,人亦不能曉其義,歷代學者贊譽伏生為“尚書再造。

對於伏生傳書的這壹段歷史,後人給予高度評價:如果沒有伏生,則《尚書》不傳;如果沒有伏生解經傳經,則即使《尚書》傳下來,後人也難以明曉其義。也就是說,若就此斷絕,則壹部《尚書》頗如匣中之玉,因為沒了鑰匙,將再也無緣欣賞其美了。

《尚書》到底是壹本什麽樣的書,以至於能讓伏生冒死私藏,而後人對此又褒揚有加?《尚書》戰國時稱《書》,漢代改稱《尚書》。因列“五經”之中,也稱《書經》。按其編撰體例、著錄內容,《尚書》開史書之先河,所以,又被譽為“政書之祖,史書之源”,足可見《尚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從內容看,《尚書》是壹部記言的史書。《漢書·藝文誌》中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可知其主要記載的是人物講話、官方文告等。《尚書》按時代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這也是第壹部有明確斷代體例的史書,所以才被稱為“史書之源”。

《三字經》中提到《尚書》時說,“有典謨,有訓誥。有誓命,《書》之奧”,概括點到了《尚書》的六種主要文體形式。《尚書》中以典、謨、訓、誥、誓、命來命名的篇章,占了半數以上,如首篇即是《堯典》。

除“政書之祖,史書之源”外,《尚書》還有壹些“最早”。比如其中的《禹貢》篇,就是最早的地理著作。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先生《經子解題》中說,“此篇記禹治水之事。先分述九州,次總敘名山大川,又次記五服貢賦之制。地誌書之可信者,當以此為最古矣。”

美中不足的是,《尚書》極其難讀。唐韓愈《進學解》中有壹句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就是形容《尚書》之難讀難懂的。這壹評價也壹直延續至今。伏生之時,那些飽學之士尚且已經讀不懂了,《尚書》之艱澀深奧可見壹斑。由此更可知伏生解經傳經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