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詩歌的功能在於“寄興寫情”，而不是紀實。
第三十七回，探春發起詩社，李紈出題“詠白海棠”，
“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倒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
迎春認為，要先賞花，才能作詩；而薛寶釵的意見相反，詩歌是用來“寄興寫情”——寄托思想情感的，不是記錄事實的。心裏有要說的話，那麽拿什麽來說，那只是材料而已，載體而已。詠什麽，何必要先見到，欣賞過。
2，立意之要：既要避免俗濫，也不可刻意求新。
同壹回裏，和史湘雲討論試題，薛寶釵說：
“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妳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鉆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了，若題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壹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
俗往往是藝術的大敵；有新意，有獨創，才是可貴的。走熟路，說熟話，最沒有味道，談風景必是“春花秋月”，敘離別不外“柳岸灞橋”，每望月大抵思鄉念親，壹憑欄盡是憂國憂民，這就叫陳詞濫調。寫詩要避免此類東西。但為了不熟不俗，刻意地求生求新，也是不可取的。心裏原沒有那個清新自然的立意，硬要在筆下拗出壹個來，那很別扭，其實是另壹種俗。
3，註重價值導向。
第五十壹回，薛寶琴寫了懷古絕句十首，薛寶釵看了，說：
“前八首都是史鑒上有據的，後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兩首為是。”
前八首所詠，赤壁、馬嵬之類，都是嚴肅讀物上有記載的；而後兩首所詠，出自《西廂記》《牡丹亭》，這樣的題材，薛寶釵不贊同。她說“我們也不大懂得”，其實她是懂的，她都看過，而且林黛玉不留神說出壹句，她就能註意到，還提醒過林黛玉，勸導她不讀為好。這裏建議薛寶琴另作，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西廂記》《牡丹亭》這不是什麽正統的嚴肅的讀物啊，不允許青少年閱讀的，我們自覺抵制為好。
眾人看了薛寶琴的詩，“都稱奇道妙”，是只註重詩歌的審美性，不考慮其他；而薛寶釵很在意價值觀的問題，在她看來，詩歌應該傳遞主流價值觀。
第四十八回，香菱學詩，林黛玉集中談了自己的文學態度。
1，要遵守章法，卻不可泥於章法。
“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副對子，平聲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
先要學會章法、規矩，寫出來要是那麽個東西。格律都不對，妳要說妳寫的那個是詩，也沒人信。妳得先學會了怎麽寫，如果真到了某個程度，有了“奇句”，就不必拘泥於規則，什麽章法格律都可以不管的。這其實是壹個過程，所謂從“有法”到“無法”。
沒掌握章法和突破章法是兩回事。有的妳拿到壹看，哪哪都不對，他是壹點沒學會；有的妳看它確有不中體式之處，但是表達效果強烈而獨特，那是大才。學會規矩，追求大才。
2，立意第壹，詞句為末。
香菱初學，對這個過程不是壹下子就理解得準確，她說：“原來這些格調規矩竟是末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
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壹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
這裏談的是立意和詞句的關系。香菱聽到有了奇句，可以不管章法，就把詞句當成是第壹位的因素了，卻不懂詞句為表，立意為裏；詞句為末，立意為本，哪裏有脫離裏的表，脫離本的末呢。修辭、文采再漂亮，卻內容蒼白，空洞無物，哪算得上什麽好詩呢。
所以林黛玉強調“第壹立意要緊”。心裏要真的有什麽東西要說，這是出發點，也是最重要的事。如果這心裏要說的東西真有點有意趣，那麽表達上不刻意追求也能出彩。所思所想本身模糊、淺薄，卻意圖詞句表達得清晰、深刻，那是不可能的，強求就會以辭害意。所以先想得真壹點深壹點，新鮮壹點，獨到壹點，是作詩第壹件事，最要緊事。
3，不可流於“淺近”。
香菱喜歡陸遊“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這樣“有趣”的句子，林黛玉說：“斷不可學這樣的詩。妳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壹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
陸遊這兩句，單從描摹事物的角度來講，也算好句子，很生動地寫出了事物的特征，寫出了書房的幽靜，“淺近”在哪裏呢？
錢穆先生分析過：“放翁這兩句詩，對得很工整。其實則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詩背後沒有人。若說它完全沒有人，也不盡然。這個人在書房裏燒了壹爐香，簾子不掛起來，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裏寫字或作詩，有很好的硯臺，磨了墨，還沒用。則是此詩背後原是有壹人，但這人卻教什麽人來當都可，因此人並不見有特殊的意境與特殊的情趣。無意境，無情趣，也只是壹俗人。”這番話分析得很透徹。
詩句背後沒有壹個獨特的具體的人在，也就是沒有紮實的思想情感，描摹事物也就僅僅是描摹事物，也就不算第壹流的好詩了。林黛玉還是在強調立意，要想得深壹點，遠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