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詩歌，現存二十余首，都是樂府詩。壹部分詩反映了漢末戰亂的現實和人民的深重苦難。《薤露行》寫何進企圖借用軍閥力量消滅宦官，結果自己反而先被宦官消滅，並導致董卓來洛陽作亂。《蒿裏行》寫關東義軍聯合討伐董卓及義軍內部妳爭我奪的情形，詩末6句高度概括了生民百姓遭受的苦難，抒發了詩人傷亂憂時的情懷，被稱為“漢末實錄”。另壹部分詩表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統壹天下的雄心壯誌和積極進取的精神。《短歌行》充分表達了詩人求賢若渴的心情和統壹天下的壯誌。《觀滄海》描繪了大海吞吐宇宙的博大氣象，表現出詩人的寬闊襟懷。《龜雖壽》則抒發了老當益壯的壯誌豪情。
曹操的詩歌，語言質樸自然，用樂府古題寫時事，並繼承了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 的創作精神，形成古直、悲涼。慷慨沈雄的詩歌風格。曹操用自己的詩文創作成功地影響了壹代詩風，為建安文學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貢獻。
曹植（192～232年），曹操的第三個兒子。他是建安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詩存八十余首，辭賦、散文四十余篇。
他的詩以曹丕稱帝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詩歌熱烈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負，表現出渴望建立功業的進取精神。《白馬篇》塑造了壹個武藝高強、戰功顯赫、忠貞愛國的遊俠形象，寄托詩人慷慨激昂的豪情和對功業的渴望。《鰕魚旦篇》中，詩人自比為鴻鵠，把“勢利惟是謀”的小人比喻為“不知江海流”的鰕魚旦，並立誌成為“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 的壯士，表現出超塵脫俗的非凡氣概。後期詩歌，主要訴說自己懷才不遇、壯誌難酬的苦悶和遭受壓抑迫害的悲憤。《贈白馬王彪》寫於223年，當時作者與曹彰、曹彪壹同去洛陽朝會，曹彰暴卒，後來詩人與白馬王曹彪返回封地時，監國使者規定二人不能結伴同行，詩人與曹彪被迫分手時寫下此詩。詩歌痛斥了曹丕手下挑撥曹氏兄弟情義的佞臣，表達對曹彰的深切悼念，抒發詩人淤積在心頭的悲憤之情。這首詩凝聚了詩人遭受政治重壓而產生的以悲憤為基調的復雜感情，真切感人，是融敘事、寫景、抒情為壹體的著名抒情長篇。
曹植對詩歌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他是第壹位大力創作五言詩的文人，其詩歌體現了《詩經》“哀而不傷”的典雅、《楚辭》曲折迂回的表達、漢樂府反映現實的傳統，大大提高了五言詩的藝術表現力。曹植的詩歌善用象征手法，如《野田黃雀行》用鷂和羅網喻惡勢力，黃雀喻受苦者，少年喻反抗者，比喻生動而貼切。他的詩還講究對偶、煉字和聲色，如《公宴詩》“秋蘭被長級，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對偶工整，選詞精當，表現出深厚的語言素養。鐘嶸《詩品》稱其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
曹植的辭賦、散文也很出色。《洛神賦》描寫壹個人神戀愛的悲劇，通過描繪對洛神的追求與幻滅過程，抒發作者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滅。想象豐富，詞采富麗，體物寫誌，情意綿綿。
王粲（177—217年），在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他的詩以《七哀詩》3首為代表。第壹首描寫192年董卓部將李榷、郭汜在長安作亂，詩人避難荊州途中的見聞。詩中用“白骨蔽平原”高度概括了戰亂中生靈塗炭的慘景，以饑婦棄子的特寫鏡頭揭露了無辜百姓的深重災難。王漿詩感物興懷，憂世悲己。
《登樓賦》是王萊滯留荊州登當陽城樓所寫。作者從眼前的自然美景人手，抒寫心中“雖信美而非吾士”的思鄉之情，與在劉表手下不受重用的抑郁悲憤融為壹體。《登樓賦》即景抒情，感人真切，是臉炙人口的抒情小賦。
蔡琰（生卒年不詳），即蔡文姬。董卓亂中，她被胡人擄掠至南匈奴，嫁給胡人，滯留12年，生兩子，後被曹操贖回，重嫁董祀。她的五言《悲憤詩》是壹篇自傳性質的長篇敘事詩，詩歌敘述了自己悲慘的經歷，展現了漢末戰亂中婦女的不幸遭遇。詩歌受漢樂府敘事詩的影響，通過細節描寫，具體生動地描寫各種場面和人物心態，真切感人，催人淚下。
阮籍（210～263年），生活在魏晉易代之際。曹魏後期統治者昏庸無能，司馬氏掌權，大肆誅殺異己，文人命運與建安時大異。阮籍用酣飲和無所作為消極反抗，躲避迫害。在生活中，他佯狂放誕。在詩歌中，他用隱約曲折的表達方式傾瀉他內心蘊藏的悲哀、苦惱和憤意，82首五言《詠懷詩》為其代表。這組詩非壹時壹地所作，表達了詩人壹生對動亂政治、對短暫人生、對汙濁社會的復雜思想感情。第壹首詩中，“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可視為組詩的總綱。其中，有的詩感嘆時光飛逝，人生短暫，如“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第32首）。有的詩感嘆世事的反復、名利的煩惱，如“繁華有憔淬，堂上生荊杞”（第3首），“高名令誌惑，重利使心憂。親呢懷反側，骨肉還相仇”（第72首）。有的詩對歷史和現實發出沈重哀嘆，如“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第31首）。有的詩表達對虛偽禮法的蔑視，如“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第67首）。有的則是對壯士豪情壯誌的謳歌，如“壯士何慷慨，誌欲威八荒”（第39首），等等。作者用詠懷手法充分抒情，開詠懷詩體之先河，對後世影響很大。
阮籍詩常借比興、象征手法委婉曲折地表情達意，寄托懷抱。鐘嶸《詩品》評價其詩歌特點是：“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這也正代表了正始詩歌的藝術風貌。阮籍是建安以來第壹個全力作五言詩的詩人，是五言詩發展史上壹位重要的作家。
阮籍的辭賦多借題譏諷，辛辣尖刻。《獼猴賦》以獼猴喻人，酣暢淋漓地描繪了巧言偽詐的奸佞之徒的醜陋嘴臉；《大人先生傳》將虛偽的禮法之士比喻為褲子裏的虱子，生動巧妙地諷刺了禮法之士偽善欺世的醜態。
陸機（261—303年），太康文壇最著名的作家。陸機詩多擬古、贈答酬唱之作，內容為士大夫的壹般感慨，但他的詩追求辭藻的繁富和對偶的工整，探索了語言藝術的形式美，是當時形式主義詩風的代表人物。
陸機的賦文成就較高，《吊魏武帝文》寫得淒婉動人，《演連珠》表現了他運用驕偶文字的熟練技巧，《文賦》則是壹篇富有文彩的文學理論著作，其“詩緣情而約靡” 的主張影響很大。
左思（250？—305？年），在崇尚繁得的西晉詩壇上卓爾不群，他繼承發揚“建安風骨”的傳統，詩歌借古諷今，表達了對當時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
左思曾以《三都賦》名震京都，“洛陽為之紙貴”，但確立他文學史上地位的是《詠史》詩8首。其主要內容是抨擊當時社會對出身低微的人才的不公平現象，表現了詩人對門閥士族的蔑視和抗爭。第二首寫道：“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胃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壹朝。”詩中用松草為喻，形象地揭露了門閥社會對人才的壓抑。而“被揭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崗，濯足萬裏流”（第5首）表現出作者豪邁而悲壯的氣概。左思《詠史》詩開拓了借詠史以抒懷的新路，對後世影響很大。
劉琨（270～317年）是西晉末年的愛國誌士兼詩人，他和祖逖聞雞起舞的故事，成為鼓勵人們奮發有為的範例。劉琨詩現存僅3首，都是他後期保衛中原戰鬥生活的歷史見證。《扶風歌》描寫他赴任並州刺史並招募千余士兵，歷盡艱辛到達任所晉陽的情況，披露詩人的愛國至誠和對前途的憂慮。《答盧諶》和《重贈盧諶》是其絕命詩，劉琨與石勒交戰兵敗，投奔幽州刺史段匹碑，後因事得罪段，遂陷縲紲而死。詩作激勵盧諶為國立功的同時，也抒發了詩人自己山窮水盡、英雄失路的無限悲哀的感情。《重贈盧諶》中的名句“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令人掩卷鼻酸。劉琨詩感情深厚、悲壯剛健。元代元好問《論詩絕句》高度稱贊他的詩歌，說“可惜並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將劉琨與建安詩人相提並論，表明其詩可上追建安風骨。
郭璞（276～324年）是西、東晉更替之際的詩人。其詩以《遊仙詩》14首為代表，他用華美而形象的文字，將隱士、神仙境界寫得生動傳神，如“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黃”（第1首）等。郭璞詩繼承比興寄托傳統，借遊仙抒懷，表達自己的苦悶失意之情。如第5首：“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矽漳雖特達，明月難暗投。”抒寫人間黑暗，無法施展才華，自己又不願明珠暗投、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情懷。因此，郭璞詩與當時盛行的玄言詩大異其趣，《詩品》評價為“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壹”。
陶淵明（365～427年）是東晉末期的著名詩人。他渴望在美好而自由的田園生活中保持高潔的人格，並用大量詩文出色地描繪了他歸國田居的生活，生動記載了他回歸自然的心路歷程。他的作品和人品事跡，對後世文人和文學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陶淵明詩今存壹百二十多首，辭賦、散文十多篇，最重要的是其田園詩、詠懷詩和詠史詩。詩人筆下的田園不僅僅是詩人安身立命之所，更是壹個與黑暗現實、汙濁官場相對立的理想境界。《歸國田居》其壹：“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壹去三十年……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詩人壹方面把現實社會、官場比為“塵網”、“樊籠”，表達了詩人深惡痛絕的感情；另壹方面細致描繪了田園的純潔、幽美，流露出由衷的熱愛。《桃花源詩並記》中，詩人描繪了壹個理想的社會——“桃花源”，在這裏，人人勞動，生活富裕，社會安寧。這是作者回歸田園思想的升華，由個人的擺脫“樊籠”、得到解脫、追求個體的自由，變為追求全社會的自由、美好和幸福，這是壹個了不起的變化，表達了作者至真至美的人生境界。
還有壹些田園詩反映了詩人躬耕田野的勞動生活及其體驗。《歸園田居》其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描寫了壹個披戴月色，從草木叢生的小徑上荷鋤歸來的除草者的勞動形象。田間勞動，作為自食其力的隱士生活的壹個重要部分，詩人肯定了它的價值和意義，並由衷喜愛它，正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所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 田園詩的成功創作，拓寬了詩歌的表現領域，成為後世壹個重要的詩歌題材。
另有壹些詩歌表現了詩人守誌不阿的人品：“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和郭主簿》）；“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珍異類，卓然見高枝”（《飲酒》其八）。淩霜盛開的菊花和經冬不雕的青松，正是詩人挺立不屈的人格的象征。詠懷詩則集中表現了詩人內心的矛盾苦悶；“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雜詩》二），“盛年不再來，壹日難再晨”（《雜詩》壹），讓我們感受到詩人內心的不平靜。詠史詩則展現了詩人性格中豪放慷慨的壹面，《詠荊軻》熱情歌頌了不惜生命、勇於除暴的壯士荊閩，《讀山海經》第10首歌頌精衛和刑天雖死不屈的精神。
陶淵明的詩用極普通的“田家語”，描寫貼近現實生活的內容，富有真情實感，達到壹種將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的美的境界。這與當時的玄言詩風迥然有別。對此，蘇武給予極高評價：“其詩質而實綺，臒而實腴。”
陶淵明的辭賦散文，也新穎別致。《五柳先生傳》不足二百字，卻寫出了傳主的愛好、生活態度及思想性情；《自祭文》為自己寫祭奠文章，別具壹格；《閑情賦》則用鋪排手法，表現了男女之間的深厚感情，是壹篇著名的愛情賦。
謝靈運（385～433年），是開創山水詩派的第壹個著名詩人。其山水詩大多寫在他出任永嘉太守之後。這些詩用語富麗精工，帶著高門主人的閑散情調，描繪了永嘉、會稽、彭嘉湖等地的自然景色。“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過始寧墅》），用擬人手法寫山間美景；“野曠沙岸凈，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寫秋夜的曠遠；“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歲暮》），寫冬夜的寒峭；而《登池上樓》中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因對初春景色的細膩描寫而為人所傳誦。
謝靈運詩的最大特點是有句無篇，過分雕琢，體現了《文心雕龍》所概括的山水詩的特點：“儷采百字之偶，爭價壹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他的詩開啟了南朝壹代新的詩風。
鮑照（414？壹466年），現存詩歌二百多首，《擬行路難》18首是其代表作品。鮑照詩的壹個重要內容是對士族門閥制度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擬行路難》其六寫道：“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其情悲憤滿懷，難以自抑。另壹重要內容是反映邊塞士卒的生活，如“疾風沖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猬，角弓不可張”（《代出自薊北門行》），描寫邊塞戰地的艱苦酷寒景色，對唐代邊塞詩有較大影響。另外，《代放歌行》、《代貧賤愁苦行》等詩篇反映了社會底層貧寒賢士受壓抑的痛苦心情。鮑照詩內容豐富，感情奔放，呈現雄健豪放的特點。
鮑照對中國文學的獨特貢獻還在於他創造了以七言為主的歌行體。他以豐富的內容充實了這種來源於樂府的歌謠體，並用革新的精神改造它，變逐句用韻為隔句用韻，或自由換韻，為七言體詩的發展拓寬了道路，對後世影響很大。
謝眺（464—499年），南朝齊詩人。他的詩受謝靈運影響很大，刻畫景物，細致逼真，有不少名句。如“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寫遠處疏淡的歸帆江樹；“魚戲新荷動，鳥散余花落”（《遊東田》）寫魚遊鳥飛的初夏景物等。謝眺發展了山水詩，並形成自己的特色，完全擺脫了玄言詩的影響，寫景與抒情彼此交融，增強了山水景色的藝術形象特色，從而形成清新流麗的詩歌風格。
謝眺是永明體的代表詩人，他的詩歌講究四聲音律，對仗工整。其中的壹些短詩，如《王孫遊》、《玉階怨》等，音調和諧，情致含蓄，對五言絕句的形成和發展有影響。
庚信（513～581年），南北朝最後壹位重要作家。他早年生活在江南，是梁代著名宮廷詩人。他早期的作品多屬宮體詩，形式綜艷，內容貧弱，多奉和、應酬之作。他後期詩文的風貌與其生活經歷大有關系：554年，他奉梁元帝之命出使西魏，被扣留在長安做官。北周取代西魏之後，他繼續擔任北周官職。這時他的詩文內容和風格隨之轉變，《擬詠懷》27首及《哀江南賦》是其代表。內容多傾訴對故國的懷念，對坎坷人生的悲嘆及屈仕敵國的痛苦。而長期的北方生活，又增加了他作品中遼闊蒼涼的北國氣息，如“流星夕照鏡，烽火夜燒原”，“輕雲飄馬足，明月動引弰”（均見《擬詠懷》），詩風轉變為蒼涼悲壯、剛健深沈。
庚信的早期詩歌，受齊梁新體詩風影響，註重聲律，講究對仗，而某些詩篇甚至暗合唐代近體詩的平民，如七言《烏夜啼》。五言《晚秋詩》等，對唐人影響最為直接。他後期的文學創作，受北朝文學影響。婦熟的創作技巧與厚重的人生經歷結合起來，使他的藝術造詣達到新的高度，杜甫《戲為六絕句》稱其為“庚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