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在社會上的客觀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現的基礎，不過三教概念的提出卻是社會意識發展變化的結果。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兩漢之間，雖然“佛教傳來以後的中國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2]，但三教概念的出現和被社會所廣泛接受，卻是在魏晉南北朝時率先由佛教表現出來的，三國之前人們的論著中是沒有“三教”壹詞的。《廣弘明集》卷壹載有《吳主孫權論述佛道三宗》壹文，同時提及儒、道、釋三家[3]。以及“牟子作《理惑論》，論儒佛思想之壹致；道安以《老子》語解《般若經》；這些可以說是三教壹致的最初意見”[4]。以後“暨梁武之世，三教連衡”[5]，三教壹詞出現在文獻上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了。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和佛教作為強大的社會存在已經無可置疑。時人於佛儒、佛道、儒道之間的互補***通之處，分別有很多的建議論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於談理，故常見三教調和之說”[6]。如孫綽在《喻道論》中雲：“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為首尾，其致不殊”[7]。明僧紹則認為“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8]。王治心先生就張融、顧歡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闡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來是壹；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釋教道教之分。……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見，這種意見，影響於後世亦非常之大”[9]。此外，作為體現此類理念的人物在當時也大量出現，著名的如道士陶弘景既著“《孝經》、《論語》集註”，又“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10]。還如沙門曇度“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宋世祖、太宗並加欽賞”[11]等等，當時諸如此類的人物是很多的。存在決定意識，“這種情況的產生，是由於三教所依附的社會基礎和所發揮的社會作用是相同或壹致的”[12]。在這樣的基礎上，就出現了“三教”的概念。
在這壹時期，由於壹些帝王的崇佛，以及佛教作為壹種新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生氣和豐富內涵，使佛教成了三教的中心。梁武帝在其《述三教詩》中說他自己“少時學周孔”，“中復觀道書”，“晚年開釋卷，猶月映眾星”，最後達到“至理歸無生”[13]的認識，非常形象地突出了佛教蓋過其它二教的吸引力。這可以說是該時期三教關系的壹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