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古直悲涼，曹丕便娟婉約，曹植文采氣骨兼備”（袁行霈《中國文學史》）
建安為漢獻帝年號（196-220），以曹操三父子為代表的創作反映了社會的動亂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時，又表現了統壹天下的理想和壯誌，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哀嘆、強烈的個性、濃郁的悲劇色彩、這些特點構成了“ 建安風骨 ”（也叫 “ 汗魏風骨 ”）這壹時代風格。魏國統治者曹氏父子都愛好和獎勵文學，招攬文士，在他們周圍聚集了眾多作家。他們直接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壹個詩歌高潮。
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詩文的俊爽剛健風格。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楨）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典範。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壹個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壹直是文學品評的主要標準。
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尤以詩歌最為突出，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著作表現了時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軍人物，曹操的詩文，深沈慷慨、氣勢雄渾；曹丕與文士相處極歡洽。王粲死時，他率眾文士送葬，說：“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我們都叫壹聲送他。”於是墓前響起壹片驢叫聲。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艷，辭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他的《洛神賦》是千古名篇，以精煉的語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繪出洛神絕世之美及純潔無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是漢末戰亂動蕩的真實寫照。
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雖也講究用辭和文采，但仍保持了樂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後來某些文人詩那般過分追求辭藻。此外，劉勰也強調：辭藻修飾與風骨良好的結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
如像曹植的詩，既有壹定的華美，又不至於傷害風骨，因此人們在提倡建安風骨時，不僅肯定了它的風骨，也肯定了它風骨和藻飾結合的壹面。所以，從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風骨的人盡管各自的著眼點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針對當時文壇上的壹些不足，象辭藻過於華麗，用字過於艱深，風格軟靡無力，內容或空洞或繁雜，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氣，內容充實，感情充沛，風格明朗剛健等，這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盛唐氣象——
盛唐氣象在宋元明清時代是壹個文學批評的專門術語，指盛唐時期詩歌的總體風貌特征。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詩，指出盛唐詩的特征是“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並對此在其詩話中多有闡述。以後明清詩論家承嚴羽之說，常把雄壯、渾厚二者（有時合稱雄渾）作為盛唐詩歌的風貌特征，並稱之為盛唐氣象。
雄壯渾厚確是盛唐詩的風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詩風，大抵綺靡柔弱，雕琢詞句，缺乏雄渾之氣，它被盛唐詩人揚棄了。盛唐以後的中晚唐詩，有的偏於平易柔弱，如大歷史才子、白居易、賈島、姚合等，缺乏雄壯；有的偏於雄健，如韓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險，缺乏渾成自然，所以雄渾確是盛唐詩區別於初唐與中晚唐詩的突出特征。嚴羽最推崇盛唐詩，於盛唐詩中最推崇李白、杜甫兩大家。《滄浪詩話·詩評》稱道李杜等盛唐詩人詩“如金鳷〔鳷（zhī）傳說中的異鳥、大鳥）擘海，香象渡河”，是贊美其雄壯。嚴羽又強調詩歌應寫得渾然天成，不露文辭斧鑿痕跡，即所謂“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滄浪詩話·詩辯》），並認為盛唐詩在這方面表現突出。嚴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詩風，不但因為盛唐詩的確寫得好，還有其時代背景。宋代影響最大的江西詩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壹部分刻意錘煉字句的篇章和韓愈、孟郊詩為學習對象，寫得瘦硬剛健而缺乏自然渾成之美。南宋後期流行的永嘉四靈詩派，取法賈島、姚合，氣局狹小，缺乏雄壯闊大的氣象。嚴羽竭力主張作詩應取法盛唐，寓有針砭當代詩風、補偏救弊之意。
說盛唐詩雄壯渾厚，是就其總體風貌特征和主要傾向而言。大致說來，盛唐詩絕大多數是渾厚的，但有壹部分詩篇特別是王維、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園詩篇，風格沖淡閑逸，雖也自然渾成，但並不雄壯。這類詩篇在盛唐詩中畢竟只占少數。盛唐氣象是壹種宏觀性的概括。
盛唐氣象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二。壹是盛唐詩人的豪情壯誌。詩人們面對當時國勢強大、經濟文化繁榮的局面，大抵胸襟開闊，意氣昂揚，希冀建功立業。他們喜歡描寫祖國壯麗的山河，邊陲奇偉的風光、緊張的戰鬥和自己的豪情壯誌。他們追求“鯨魚碧海”（杜甫《戲為六絕句》語）的壯闊詩境。這就形成了盛唐詩的雄壯風貌。二是對前代優秀詩歌傳統的繼承和發揚。盛唐詩人竭力掃除南朝至初唐的浮靡詩風，重視向漢魏古詩、樂府詩學習，註意發揚漢末建安時代明朗剛健的優良詩風。從詩歌本身的繼承關系說，盛唐詩的雄渾特征，得力於此。
壹部分盛唐詩，較充分地反映了唐帝國強盛期的時代面貌，但盛唐氣象和盛唐時代面貌不是壹回事。文學史上的盛唐，指唐玄宗、肅宗兩朝，約五十年。玄宗後期，政治腐敗，國勢開始衰落，中經安史之亂，更是社會動蕩，民生雕敝，但以杜甫為代表的盛唐後期詩，仍然富有雄渾的特征。舉例來說，杜甫的《望嶽》詩寫於盛唐前期，固然表現了他“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的宏偉抱負。他的《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寫於安史之亂前夕，表現了唐帝國岌岌可危的形勢和詩人的憂心忡忡，卻仍然氣象雄渾。杜甫晚年所寫的《登樓》《登高》兩首七律，表現唐朝受外族侵淩的衰敗局面和詩人的遲暮心情，境界仍然雄壯闊大。此類的例子尚多。杜甫晚年的這類詩篇，往往被明清詩論家譽為表現盛唐氣象的佳作。李白晚年在安史之亂後所寫的不少詩篇，也具有雄渾風貌。盛唐後期，時代面貌大變，但李、杜等人在前期所形成的心態沒有消失，所追求的明朗剛健詩風也沒有消失，所以仍能寫出不少雄渾的詩篇。
唐朝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盛唐詩是唐詩史上的高峰，以雄壯渾厚為特征的盛唐詩氣象，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
少年精神——
林庚先生在論文集《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中，已給了我們壹些答案，至少是壹些啟示。《從自由詩到九言體》、《我們需要“盛唐氣象”、“少年精神”》、《新詩斷想：移植和土壤》等篇章凝結了林庚先生關於新詩問題的最重要的見解———“我覺得，美，真正的美，就是青春。唐詩為什麽是詩歌的巔峰呢？因為她有‘少年精神’，因為她十分‘新鮮’。‘新鮮’何謂也？就是青春嘛。……所以我提倡‘少年精神’”；“少年精神是指少年人特有的壹種精神狀態，單純，富有朝氣，勇於開創”，“先秦和唐代都是富有少年精神的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光輝、最令人向往的時代。它帶給人以空間的無限性與解放的精神，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藝術。壹個富有少年精神的時代，才是最有希望的時代。”他還說，“唐詩的可貴處就在於它以最新鮮的感受從生活的各個方面啟發著人們。它的充沛的精神狀態，深入淺出的語言造詣，乃是中國古典詩歌史上最完美的成就。”他告訴了我們中國新詩民族化的路徑。
布衣情懷——
阮籍《詠懷》：“膏火自煎煞，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原句意為：油脂可以點火，所以自討燃燒；壹個人錢財太多，可能招致殺身之禍；寵祿不足以維生，布衣反而可以終養天年。
學生情況：多數學生不明白或拿不準“建安風骨”、“盛唐氣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懷”的確切含義。同時如果沒有看過林庚的《我們需要“盛唐氣象”和“少年精神”》這篇文章，那麽學生對於這四個短語的理解也就只能止乎字面，而很難將其壹以貫之地理解下來。其實這四個短語是形容林庚先生有骨氣、有大胸襟、有昂揚之精神、有杜甫天下蒼生之心，其四也以“布衣”為根，以少年為幹，以盛唐胸襟和建安風骨為表。相互聯系，道其壹則需知其它三。
如多數學生以“少年精神”為題，則需要突出少年昂揚的鬥誌和敢於冒險的鮮活精神。起手要激情，收尾要奮發。立意其實簡單，語言反而要真切。如少數以“布衣情懷”為題的文章，則重在深沈、質樸，如老杜太息。起手要平實、收尾要以天下為念。至於“建安風骨”則多慷慨悲歌，起手悲壯、收尾淺白。最難則為“盛唐氣象”，要大氣磅礴，起手鯤鵬鯨海、收尾瀟灑風霜，煉字、對仗、鋪排、誇張，缺壹不可。如此，放為美文，如此才能過癮。
下面試引壹網絡教師下水作文以為資料、比較：
“少年精神，布衣情懷”!
“建安風骨，盛唐氣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懷”，這是去年北大自主招生的作文題，看到這個題目時，我的心裏壹動：精彩！
雖然是寥寥的幾個字，卻深深打動了我。我想起了梁啟超先生的名言：“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壹百多年來，這篇文章以它昂揚的激情，熾熱的愛國意識感動了無數人。那樣壹個“東亞病夫”的時代需要這樣昂揚的文章，那樣壹個動亂擾攘的時代需要這樣的激情。現在確實是和平的時代，但是學生不同樣應該具有這樣壹種“少年精神”嗎？不同樣應該有這樣壹種胸懷天下的抱負嗎？因為我們的祖國歸根結底屬於“少年”；祖國能否繁榮昌盛，社會能否和平穩定，歸根結底取決於少年。少年是國家的未來，是民族的希望。沒有希望的花朵怎麽能撐起具有希望的民族？恍然間，我的耳邊又回響起潤之.激越的吟聲：“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正是有著“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胸懷，他才能夠擔當起拯救天下蒼生的重任，正是少年潤之滿腔的激越、昂揚、自信之豪氣，才有他在以後的無數歲月中能夠投身革命，戎馬倥傯。
“少年精神”是什麽？少年的精神應該是自信，是昂揚，是豪氣滿懷；是愛國，是正氣，是民族意識。少年的精神不應該是頹廢，是懶惰，是老氣橫秋；更不應該是狹隘，是自私，是邪氣橫生，是缺乏道義，是胸無懷抱！
而少年的精神取決於誰？壹是父母，二自然就是老師。語文老師更是特殊的群體，語文教師擔當著人文教化的特殊任務，語文教師，語文教學是不是應該引導學生學生多壹些“少年精神，布衣情懷”？
古人說，“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們的教育，我們的語文考試很多時候卻好像只是在“躲進小樓成壹統，管他春夏與秋冬”，在閉門造情，閉目塞聽。我們是否教學生太多關註自我的發展，而缺乏胸懷天下的意識？我們的學生是否又在不知不覺間變得越來越自私狹隘，越來越世故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