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宋王朝結束五代割據，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權制國家。為進壹步鞏固統治，它以割據混戰的事實否定了李唐“儒道並重”的思想，重新認識到“獨尊儒術”的重要性。繼承並發展了唐代的“儒學革新”，而形成壹套體系嚴密的程朱理學。被稱為“道學”或“理學”的這種新儒家思想，為封建制度合理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說明，也鼓舞士人勇於承擔道德責任，並在自然科學和學術研究方面提倡理性思辯。宋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成長起來的。
成為思想界之主導者的理學家、道學家極力排斥文學，甚至宣傳“作文害道”，激進者如石介（1005-1045）更是視文學為威脅儒家思想之異端。而文學家壹般並不反對“道在文先”、“道本文末”的規定，歐陽修（1007-1072）宣稱：“吾所謂文，必與道俱”。頗具影響的歐蘇等文學大家接受了詩歌政治化、道德化、議論化、理趣化的主張。文學的獨立性遭到抹煞。宋詩漸已變為“載道”宣理的工具，“率語錄講義之押韻耳”（劉克莊（1187-1269）《跋恕齋詩存稿》）。
從壹個方面看，宋與遼、西夏、金等政權長期對峙，外有邊患危機，內部接連爆發農民起義、軍卒暴動，國家財政岌岌可危，局部的、階段性社會政治經濟危機接踵而來。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賦予宋代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積極用世的精神。他們壹般不再沈迷於政治幻想，而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對政治的關心也引導文學關懷政治，出現了文學政治化的傾向。壹些人運用詩歌宣傳政治主張，議論時事。而壹旦仕途受挫，又會以詩歌去書寫自己深沈的人生體會。
為應付嚴重的內憂外患，宋代地主階級從事數次政治革新，各種嘗試均未奏效。因政見不同而引發的政治鬥爭卻十分激烈，北宋的慶歷新政（1043-1045）只推行兩年便因其他政治勢力的反對而宣告失敗，熙寧新政則引發了官僚集團內部新舊黨之間的長期爭鬥，王安石兩次被免。南宋有秦檜、嶽飛等的和戰之爭。在政爭、黨爭中，關懷現實的文學也隨之成為有力的鬥爭工具。以詩幹政之風壹度盛行。著名的“烏臺詩案”（1079）即與蘇軾（1037-1101）涉嫌批評新法有關。
另外，宋代城市經濟和商業活動的空前繁榮以及四大發明等科技的發展，也使得文人思想漸趨商業化、實用化，壹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學的藝術追求。這是宋詩主理的重要經濟原因。
總之，興盛的唐王朝賦予詩歌感性化、熱情澎湃、滿目錦繡的形象，而危機四伏的趙宋則只能賦予詩歌理性化、自然平淡、意在言外的形象，也顯得更為冷靜，更為透脫。從文學自身發展規律看，唐詩已出現過極盛的局面，而宋詩處在唐詩之後，也只能尋求另壹條新的發展道路。盡管宋詩不無好議論、喜說教、缺乏生動性、形象性等缺陷，但宋詩的總體藝術成就仍高於此後各代。宋詩的挑剔性、排斥性（宋人以為“詩主理，詞主情”），客觀上促使了宋詞的壯大。應該說，宋詞才是宋代最璀璨奪目的文學藝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