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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史>>壹詩是如何人使用"用典"這種表現手法的..其表達效果如何?

壹、 以詩為詞的原因 :詩詞有別

(壹)外在形式之別:句讀不葺之詩

詩詞有別,就詞的外表形式而言,相對於齊言的律絕近體詩,絕大部分的詞皆為雜言體,但也有少數例外的。以《玉樓春》為例,上下兩闋各四句,每句七字。初看非常象七律。故僅以外形來區分詩詞,有時難免要犯錯誤。

如果詩詞之別僅限與此,那對於文人的創作是沒有什麽大礙的,特別是對蘇軾這樣的大家,不過只是改變壹下詞句的安排,完全是勝任有余的。但問題在於詞是用作協樂歌唱的,需依聲

填詞,即按照規定的聲韻關系來填詞,所以詞又被稱作“曲子詞”。詞相對不入樂的近體詩而言,與音樂的關系要密切的多。據說蘇軾填詞常有不協音律之作,如李清照所言:“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與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者。”(2)填詞若不能依聲者,此所謂“句讀不葺之詩”。

對李易安此論,歷來眾說紛紜,意見不壹,而關於蘇軾知音協律的記載也多見於宋人的著作。由於詞律之學,幾近失傳,本是詞學中的難點,對於壹個初學者,更是如此。所以只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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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不知為不知”的古訓,約略而言之了。

(二)意境題材之別: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詩詞有別,其中差別最大的,應是意境題材的不同,這當然是就傳統的婉約詞而言的,也是就詞的基本風貌而言的,因為“婉約詞”相對於所謂的“豪放詞”占了詞的總量的絕大部分。

關於詩詞之間意境題材的不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有極精到的評述:“詞之為體,要渺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所謂“境闊”當是指“詩”的意境題材相對於“詞”應雄闊大氣、氣象恢弘,所謂“言長”則是婉轉細致之意,故而帶來的意境則是纖弱柔美。所以“詞”較之於“詩”應多婉曲。

這樣的評述是否正確呢。下文試舉晚唐文人溫庭筠為例來說明:

蘇武廟

蘇武魂銷漢使前,古祠高樹兩茫然。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

回日樓頭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菩薩蠻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

後鏡,畫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溫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詩人,又是所謂“花間派”詞人的代表。以上兩首詩詞作品,即便是沒讀過,而對詩詞稍有所知的人都能分辨出,其壹是詩,其二是詞。正如上文王靜安所言,詩詞在意境題材上的確存在著明顯差別。就上文所引作品而言,詩的題材是懷古,詞的題材是閨怨。而它們所營建的意境顯然也是不同的,詩悲郁蒼涼,而詞溫婉細膩。但問題就接踵而來了,為什麽同樣壹位作家,提起筆寫詩、作詞,意境會有這樣明顯的分別呢?而且這並不是個別現象,對比宋代文人的詩詞,會發現不少類似這樣的情況。平素寫詩作文道學氣十足的士大夫門,壹旦作詞往往就會面目全非,全然是另壹張嘴臉。

原因當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階層對詞的功能屬性——詞體的認知。宋詞上承晚唐五代花間尊前的綺靡婉約的詞風,至蘇軾涉足詞壇前,絕大部分詞家仍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走“綺筵公子,繡幌佳人”(3)的老路,題材內容總不離男女歡愛、羈旅愁緒。所營建的意境也大多纖弱淒婉。文人士大夫們填詞雖是興至而為,但仍以為詞只是供侑酒而歌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算不上詩歌的正宗,故稱之為“詩余”。

“詞是詩余”這是宋人對詞體***同的基本認知,所謂“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4)就連北宋文壇領袖、詩文革新的主將歐陽修都是認同的 ,他說:“因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5)

陳師道對蘇軾“以詩為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評價,正是基於上文所論及的詩詞在意境題材方面的差異而言的,也是基於對“詞是詩余”的認同而言的。認為詩詞各有自家的畛域,應當保持各自的審美特征。正是基於這種認知,陳後山才會對敢於沖破傳統藩籬的蘇詞提出非議,誠然,他的觀點放在詞學發展史上會顯得保守,但他對詞的審美特征有別於詩的確認,對詞的獨特審美價值的肯定,都是有相當見地的。

詩與詞在“本色”上不同,這壹點無論從詞的歷史傳承還是總體創作實踐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那麽對蘇軾而言,把詩的“本色”(審美特征)帶入詞裏,以詞來表現詩的題材、境界,又會是怎樣的壹種風味呢?

二、以詩為詞的實踐:詩詞壹體,

據說蘇軾到中年時才開始學習填詞, 他在《與鮮於子駿書》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是壹家……”柳七郎即是柳永,公認的婉約派大家。蘇軾所言的“無柳七郎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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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顯然是要在傳統的“辭情蘊藉”的婉約詞風之外,另立壹家,自成壹格。對於這壹點,宋人胡寅《酒邊詞序》中雲:“柳耆卿後出而盡妙,好之者以為無以復加,及眉山蘇氏,壹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浩歌,超乎塵垢之外……”他對蘇軾“另立門戶”的作詞觀點,表達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來,蘇詞有別於傳統的婉約詞之處,是在對詞的意境的改變及提升上,改變了所謂的“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婉轉之度”,而把詞境提升到“超乎塵垢之外”。而達到這種改變及提升,最易行的途徑顯然是借鑒“詩”的題材與境界入“詞”,做到“詩詞壹體”。縱觀蘇軾詞創作的實踐,其與壹般婉約詞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壹)、題材寬廣、境界闊大

劉熙載在他的《藝概》中說:“詞至東坡,其境益大,其體始尊,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他給予了蘇詞非常高的評價,並且提出了“尊體”的看法,這絕非什麽溢美之辭,蘇軾在前人或同輩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開拓詞境的基礎上,進而把“詩”的“言誌”功能帶入“詞”中,借鑒“詩”的題材、境界入“詞”,使得文章道德與兒女私情並見於詞,從而大大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總覽蘇軾的詞的風貌,除卻傳統的婉約清麗外,就“以詩為詞”而言,在詞的題材與境界的開拓上,大致體現在以下三端:

(1)、表達治國平天下之誌的“言誌詞”

“言誌”是宋人“詩道”的核心,也是宋人詩文中最常見的題材。但在“詞”裏表達士大夫文人治國平天下之誌的,在蘇軾之前是非常罕見的。他在這壹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嘗試,為後代詞家樹立了榜樣。如:

江城子

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又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為報傾城隨太守,親

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

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蘇軾這首詞筆力雄健,壹掃當時詞壇盛行的脂粉氣,的確如他所言“無柳七郎風味”。詞中寫出獵時的盛況,可謂有聲有色,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下半闋氣概尤為豪壯,結語“西北望,射天狼”表達了他以天下為己任,渴望為國家建功立業,掃平邊患的壯誌。又如詞作《沁園春》中寫道:“當時***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更是直抒胸臆,表現了作者“致君堯舜”的兼濟之誌。

(2)、借古抒懷的“詠史詞”

“詠史”是我國古典詩歌中,極常用的壹種題材,大都是通過對古人古事的歌詠來抒發自己的懷抱,實質上也是壹種“言誌”。當然上文舉例的“言誌詞”中也出現了運用歷史典故的情況,因為並非貫穿始終,只能看作是“比興寄托”的運用。詩詞之間,就寫作方法(賦、比、興)的使用上的差異而言,詞偏重於賦,即長於鋪敘。而蘇軾“以詩為詞”在技巧運用方面的

實質是把常用詩的“比、興”手法多用於詞。顯然“用典”是實現“比興寄托”的重要手段。

論及蘇軾“詠史”詞的創作,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念奴嬌?6?1赤壁懷古》。

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 浪淘盡 ,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 人道是、 三國周郎赤壁。亂石

穿空, 驚濤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 ,壹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謹當年,小喬

初嫁了 ,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 、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

早生華發。人生如夢,壹尊還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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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被宋人胡仔稱譽為“真古今絕唱”的詞作,是蘇軾在元豐五年(1082)謫居黃州,暢遊赤壁寫下的名篇,作者借三國時期赤壁之戰的舊事來抒發自己的懷抱。詞中描寫赤壁雄奇的景色,塑造了周瑜“雄姿英發”的英雄形象,表達了作者渴望建功立業,卻困於無常世事的激憤情懷。風格極為豪放。正是蘇軾對詩歌中的借古抒懷手法的借鑒,造就了這首將被千古傳唱的不朽詞作。

(3)、寄托遙深的詠物詞

我國詩歌從《詩經》開始,就有所謂“興寄”的傳統,而《楚辭》又開創了以“香草美人”抒發情誌的優良傳統。使用“比興寄托”的手段,抒寫人生感悟的詠物抒懷、借景抒情之作在宋詩中是很常見的。

在詞的創作中,單純以詠物為表象貫穿始終,並且在其中包含遙深寄托的詞作,蘇詞也作出了很好的表率。如:

蔔算子

黃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飄渺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本詞作於宋神宗元豐六年,創作時間與上文所引《念奴嬌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