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生苦短的哀嘆。當時社會動亂，生靈塗炭。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建安詩人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態度：第壹種是單純的哀嘆，如徐幹《室思詩》中的“人生壹世間，忽若暮春草”。第二種是慨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是這方面的典型。第三類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龜雖壽》等詩中得到充分體現。後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的人生觀，對後世有誌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三、強烈的個性表現。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高揚的時代。建安詩人多高自標置，以文才武略自負，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不肯踵武前賢或效法同輩，而是另辟蹊徑，努力展現自己獨特的風貌，如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沈雄；曹丕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在詩體的運用上，建安詩人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詩獨擅壹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劉楨、蔡琰則以五言詩名世。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具魅力的標誌。
四、濃郁的悲劇色彩。由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建安詩歌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劉勰《文心雕龍·樂府》中說他們“或述酣宴，或傷羈戍，誌不出於□蕩，辭不離於哀思”。建安詩人處於時代與個人雙重悲劇的交匯點上，他們敢於正視苦難的社會與人生，勉勵自己及他人惜時如金，及早建功立業，贏得不朽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