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誌”對傳統詩歌理論的束縛

中國古代詩歌的觀念，集中體現在“詩言誌”，最早的記述見於《尚書·堯典》：“詩言誌，歌永言。”對“詩言誌”的準則加以詳細闡述的，最著名的是《詩大序》：“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意思是說：“詩是用言語表達出來的情感和觀念。”這個傳統的詩歌觀念影響深遠，制約和束縛了中國古代詩歌理論的發展。

受“詩言誌”的制約，中國古代詩歌理論或者主張憑借景物寄托詩人的誌向，或者主張以不平的生活遭遇和怨憤的思想感情作為詩歌創作的基本內容，而很少涉獵詩歌本身固有的形象特性。

建安時期曹丕《典論·論文》重視作家詩歌創作的“氣”，這裏的“氣”是指詩人的氣質、性情、才能形諸於作而成文氣。梁代鐘嶸的《詩品》以“滋味”品評詩歌，“滋味”的核心在於“指事造形，窮情寫物”不偏移詩歌的緣情作用。唐代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每壹品都強調“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味”，這裏所謂的“味”指借具體的物象和具體的情意體現壹個虛實結合、有無相生的給人想象余地的藝術空間，這個藝術空間依舊沒有跳出詩歌思想內容的範圍。宋嚴羽《滄浪詩話》中“興趣”的首要因素是抒情，所謂“興趣”指詩歌抒情方面的藝術特征和感染力量。元明以後，清初王阮亭的“神韻”說以及清代詞論家的“寄托”說都艱難地想掙脫傳統“詩言誌”的框架，向詩歌形象特性的方向摸索，而實際上又似乎都是在詩歌的思想內容上兜圈子。

“詩言誌”的傳統觀念使中國古代詩歌理論只註重思想內容的表達。在詩的國家，詩歌的形象特性和審美特性，長期得不到確切的概括和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