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學伴隨著歷史的發展，在不同的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大致上可分 為夏商、西周春秋、戰國三個時期。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說：“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範》九疇，帝所以錫 禹者，而箕子傳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為名，而殷 人承之矣。”(《觀堂集林》卷十)貫通夏商文化的不僅是某些相同的制度，最主要的是貫穿於這些制度背後的意識形態，都是以原始宗教為主的。夏商文化以 巫文化最有代表性，而夏商文學是與此時的原始宗教緊密聯系的。
傳說南音起於塗山氏所詠《候人歌》，東音起於夏孔甲的《破斧歌》。可以 相信，夏商時代已有較為完整的詩歌出現。如《楚辭》中壹再提及的夏啟時的《 九歌》，當是夏代流傳下來的歌謠。據《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九歌》是夏啟得自於“天”的，可以想見，古《九歌》與夏時的祭天活動有關，它應該是 祭祀歌謠。商代的詩歌如《詩經·商頌》五篇，是自商流傳至周的，這些詩歌頌 詠祖先，歌舞娛神，都是用於祭祀的。它們在述功和頌聖方面，很近於周之二《雅》，有較高的表現技巧。商代韻文還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辭，這些卦爻辭 多采用謠諺的形式，若舍去其中的“占斷辭”，便是簡短古樸的詩歌。詩歌內容 或怨上刺世、申訴痛苦，或抒發愛情、歌詠勞動，運用象征、比興、白描、疊詠等手法，用韻參差錯落，靈活多樣，顯示了我國古代詩歌萌芽狀態的特點。
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時也促進了散文的發展。《尚書》所錄《禹貢》和《甘 誓》兩篇，據說是夏代的遺文。《禹貢》列有九州，這種地理觀念夏人不可能有， 可以推斷是周人補充進去的。《甘誓》記載夏啟伐有扈事，文字簡質，文義簡單亦是後人所追記。商代出現了完整的散文作品，其代表為《商書》。其中《盤庚》 是可信的殷人作品，記錄盤康遷都於殷時發表的訓辭，文字古奧。《商書》中另 外四篇經過後人的潤飾，已不是本來面貌。這些文章說明，巫史在政治、歷史等領域的作用越來越大。
隨著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國歷史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自周公“制禮作樂” 到孔子“克己復禮”，舊的巫術宗教文化逐漸被取代，禮樂文化成了主流。也就 是說，自西周開始中國進入了以禮樂為標誌的理性文明階段。“禮樂”的精神實質是對社會秩序自覺地認同，而這些“禮樂”概念或制度又是從前代原始巫祭文 化，尤其是巫祭儀式中發展出來的，比如喪祭之禮，鄉飲酒之禮等等，這些禮儀 的目的在於維護等級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壹些政治倫理觀念。周代的文化改革家們正是通過這壹“神道設教”的方法，巧妙地完成了理性文化對 原始文化的突破。正如王國維所說：“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壹姓 壹家之興亡都邑之移轉。自其裏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
周代敬禮重德的理性精神，使人類社會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各種神 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懷疑和否定，殷商時期那種濃厚的巫術宗教色彩減少了。 周代文學更加關註歷史、關註社會、關註人生。對歷史的關註源於對現實的關註，當神靈不再作為人們行為的動力，不再給人們指示方向的時候，歷史的意義就顯 現出來了。尤其是在社會變革時代，人們更需要從歷史中尋找行為的根據和經驗 教訓。因此，周代的歷史意識空前發展起來，史官原來的宗教職責迅速淡化，他們以自己的歷史知識和職業信念自覺地肩負著對現實的責任，所謂“史官文化” 也因此而成熟。《周書》中的“誥”、“誓”以文獻的形式，記錄了西周初年征 服商人的歷史，反映了周初的社會關系和周人的政治理想。春秋時期各國都有史書，而以魯國之《春秋》為代表。現存魯之《春秋》是經孔子修訂的，它的基本 精神是“道名分”(《莊子·天下》)，即講社會倫理秩序，並通過對歷史事實 的選擇、以寓褒貶，寄托自己的社會理想。顯然，孔子是通過修史來表達對現實的關註。在春秋末年，還出現了《左傳》和《國語》，此二書繼承並發揚了《春 秋》的現實精神和表現手法，倡導儒家敬德崇禮、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 《左傳》是先秦史傳散文的頂峰之作，它記述史實，刻畫形象，以極為高超的表現技巧把中國敘事文推向成熟，開《戰國策》、《史記》等史傳散文之先河。《 國語》以記言為主，其言辭典雅、精練，並通過人物語言描繪情節和人物形象， 文學成就雖略遜於《左傳》，也為後世所推崇。
除了歷史著作外，春秋時期壹些傑出的文化巨匠還將目光直接投向現實社會 和人生，構建出種種不同的社會理想。說理散文因此得到長足的發展，出現了《 論語》、《墨子》和韻散結合的《老子》。《論語》是孔子門人對孔子言行的記錄，是先秦禮樂德治思想最集中的體現，表達了孔子對現實熱切的關懷，它所昭 示的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石。《論語》文約旨博，言簡意賅，極有韻 味。《墨子》站在小生產者的立場，倡導壹種平等簡樸、和平、宗教型的社會生活方式。《墨子》發展了文章的邏輯性，文風樸實無華。《老子》壹書有見於社 會的混亂和罪惡，提出了“無為而治”的社會政治理想，表達對現實的反省和批 判，直接導致了道家學派的成立，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十分巨大的影響。該書散韻相間，自然變化，不拘壹格。
周代文學在精神和風格上都體現為壹種和諧、典雅的特質，壹種婉而多諷的 特征，這壹特點表現在各種文體之中，如《春秋》、《左傳》等歷史文獻中的 “書法”，即體現了作者的良苦用心。《詩經》以“比興”為主要的藝術手段，再加以復沓疊唱的結構形式，造成壹種含而不露、回環往復的效果。劉勰概括道： “《詩》主言誌，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 矣。”(《文心雕龍·宗經》)。這就是說《詩經》采用了比興手法，文辭優美，比喻曲折，最能切合人們的內心情懷。這種美學傾向為後代其他文體所宗尚，所 謂“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文心雕龍·宗經》)。
戰國是我國歷史上又壹次重大的變革時代。隨著周天子的衰微，西周、春秋 時代的禮樂制度頹然崩潰，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出於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人生 的關懷，著書立說，批評時弊，闡述政見，互相論辯，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西漢初，司馬談曾把“諸子百家”總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西漢末，劉歆於六家之外，又增加了農、縱橫、雜、小說四家。這些學派各自從 不同的出發點，分別探討了自然、社會、人生、政治、學理等問題。就其和方面的影響而言，以道家的莊周、儒家的孟軻與荀卿、法家的韓非以及縱橫家最為重 要，他們雖主張各異，但都秉有戰國時代特有的文化氣質。
首先，他們立足於現實，著眼於現實，很少提及春秋時流行的“天命”等思 想。莊子的思想雖然較為玄虛，卻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清醒認識的基礎上的，更不 要說充滿了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縱橫家了，他們看重的是政治形勢和政治手段。儒家思想在戰國時代也有所發展，孔子“敬鬼神”、“畏天命”的思想在孟子那裏 就很淡薄了，《孟子》談論的更多的是現實問題，是“保民”，為社會設計壹幅 理想的藍圖。正因為諸子具有更加清醒的現實意識，諸子散文所表現出來的對社會現實深刻的認識與尖銳的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由於士人成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所以他們不再盲目認同某種既定 的秩序，他們的自覺創作精神大為增強。雖然他們所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們都 突破了春秋時溫文爾雅的風尚，時常表現出強烈的個性和激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莊子。孟子自稱“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醜上》)，以 仁義蔑視君王的富貴，並以帝王師自居，因此行文極有氣勢，對待不稱心的君王， 責罵為“望之不似人君”，文章鋒芒畢露，富有激情。《莊子》文章如行雲流水，嬉笑怒罵，極盡渲染誇張之能事，無論是諷刺還是批判無不入木三分。縱橫家也 都各具個性，有爭強好勝的蘇秦，也有狡詐善辯的張儀，還有潔身自好、卻強濟 弱的魯仲連，等等。
就文學風格而言，此時是百花齊放。諸子的生活經歷不同，文化教養不同， 所處的具體環境不同，政治觀點不同，文學觀念也不盡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現出 不同的風貌。如莊子為了表達對社會現實的嘲諷，表達玄妙精微的思想，創造性地運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學手法，使其文章充滿了奇思逸想。 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辯”，讓人們“得意忘言”，自覺運用壹種言 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匯的表現手法，從而達到“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與意之域”(《莊子·秋水》郭象註)的境界。孟子深切地關懷社會現實，救世 心切，道義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強大的人格力量，因此為人為文都極具氣勢。 《孟子》之文縱橫捭闔，淩厲逼人，再加上生動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風至大至剛，而又饒有韻味。《荀子》文風與《孟子》相近，有辯才，而述理更密，善於譬喻， 長於鋪排，其總體風格，郭沫若以“渾厚”二字概括之。縱橫家是戰國時代最活 躍的政治力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積極參加諸侯國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活動，因此語言的力量對 他們顯得無比的重要。他們充分運用了誇張、排比、寓言、用韻等各種文學手法， 務使其語言具有煽動性。《戰國策》壹書由此顯得奇譎恣肆、雄雋華贍、姿態萬方。韓非子蔑視傳統的禮樂德治思想，並對現實政治有深刻的認識，所論“勢”、 “法”、“術”，顯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傾向。他的文章無所顧忌，峻峭犀利， 入木三分，淋漓酣暢。戰國時期除諸子之外，楚國屈原別開壹朵奇葩，照灼古今，大放異彩。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家之壹，他處在宗國傾覆的前夕， 又身遭貶謫，報國無門，滿腔憤懣，無可告訴，發為詩賦。屈賦以參差錯落的句 式，奇偉瑰麗的詞藻，豐富奔放的想象，表現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是《詩經》之後的又壹個詩歌高峰。
總而言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領域十分活躍，百家爭鳴的局面促進了文學的 繁榮，產生了不同於前代而又風格各異的散文和詩賦。清人章學誠說：“蓋至戰 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義》內篇《詩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