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對國難的積極救助，對家危的主動勸挽
對國難的積極救助最典型的就是《鄘風;載馳》，作者是許穆夫人，堪稱為文學史上第壹位愛國女詩人。這首詩中，許穆夫人表明了自己要“歸唁衛侯”的決心，對於衛人的強加阻擾表示憤慨，表現了女性在國家大事上的自覺和主動。她不顧大臣阻撓，義無反顧親往衛國出謀劃策。這種突破重重阻礙按照自己意願去變革現實的行為，毫無疑問，體現了周代女性已經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和自主精神。雖然她的本意是關心家人，然而，在那個女性被杜絕了參政議事的意識的時代，她能由己之私想萬民之苦，感情得到升華，是正義且振奮人心的。因此她肯定自己，敢於為自己辯解“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與國難相提並論的是“家危” 。婚姻是女性最佳的生存保障。古代女性是受制於男性的，男子喜新厭舊，女子終而見棄，這是古代社會常見的悲劇。因此，在家庭危機出現時，往往會出現女子提醒丈夫以前許下的誓言，希望丈夫顧念舊情，以家為重，回到夫妻和睦的情況。如《鄭風;遵大路》裏妻子對丈夫的勸挽，《邶風;谷風》裏女主人公說的“徳音莫違，及爾同死”。這些也能體現周代女子對婚姻的呵護和抗爭，她們沒有逆來順受，而是給丈夫講道理，她們有明確的目的和願望，並付諸實踐，努力改變現狀，希望不被拋棄。
二. 對婚戀的自主抉擇，對包辦的堅決抗爭
《詩經》產生時也是我國社會發展形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原始的母系社會已經消失，取而代之是以男性為主的父系社會。在這樣的社會形態意識下，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漸降低，要求得在社會生存的壹席之地，當時的女性不得不與男子結合，建立家庭，以獲得確定的社會地位和建立穩定的社會關系。但是她們並非都是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出現了自主擇偶，私定終身的現象。如《召南;摽有梅》裏說的：“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現代的人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想著：這女子也忒大膽了吧。可是，我卻覺得，這只能用“思無邪”來解釋。女主人公是壹個直率，敢說敢為的人。她很現實，也很果敢。她的言行無異是宣言:何時嫁人由我，怎樣嫁人也由我，我的婚姻我作主，我的命運自己掌控！這種潛在的鏗鏘言詞及其人格獨立精神，不僅在那個年代罕見，甚至在民主意識普遍的今天，也難能可貴！再如《衛風;木瓜》裏的：“投我於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和《國風;溱痏》裏的“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擺明了已是“兩情相悅”，望“永結同心”。更有甚者，出現“挑逗”現象。《鄭風;褰裳》中，女孩向她的情人隔河喊出“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豈無他人？”詩中的這個女子有著強烈的自主意識，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愛情中的價值，在愛與不愛之間，她去留從容。當然，她是愛這個男子的，所以她的說話語氣中便多了幾分期許，幾分催促，幾分嬌嗔。這也是身處美好愛情中的女性宣言，告訴我們，在愛情面前，女性不必過分矜持，不要患得患失，不應回避猜測，而要爭取主動，大膽表達內心感受，有追求的自由與被愛的甜蜜，適當的時候可稍加放縱，以退為進。這是何等的趣味盎然，這是何等的自然率真，這是何等的自信滿懷。這是情感奔放的民間女子在以自由個性全身心地投入去迎接愛情的到來。但事情並不總是美好的，隨著禮教桎梏的形成與加強，女性的愛情首先遭受到束縛與摧殘，她們再也不能隨便的和心上人約會言談，偷偷摸摸的幽會還得擔心隨時被父母發現。這給她們帶來許多的痛苦和矛盾。如《鄭風·將仲子》：“將仲子兮，無逾我裏，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詩裏的這位姑娘，顯然也很愛她的“仲子哥”，但是害怕父母、諸兄的管制和眾人的非議，所以內心極其矛盾。在她對愛人的叮嚀中，吐露了極其委婉動人的情感，也包含著對禮教束縛的不滿。但她的力量是這樣的弱小，根本改變不了這樣的情況。當然也有壹些勇敢的姑娘敢於作公開的反抗，如《鄘風·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女主人公，矢誌不從父母包辦的婚姻，堅決忠於自己心愛的男子，發毒誓說至死也不會變心，她似乎豁出去了，以死相協，表現了“非君不嫁”的極大勇氣。這是她對愛堅情貞的自我呼喚，也是她對阻礙婚姻自由者們的控訴。不管多麽嚴酷的禮教束縛，強悍無情的外界壓力，這個少女依然堅毅剛強，寧死不易其誌。其中飽含的由愛情波折而引起的無限辛酸以及對婚姻不自由的深沈怨恨，是對“父母之命”的包辦婚姻的蔑視和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