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讀“邪書”
對於何其芳而言，私塾生活是枯燥無趣的，父親對他施行壹套嚴厲的封建管教，禁止何其芳讀小說、詩詞壹類的“邪書”，只能讀《論語》之類，學做試帖詩。何家屋裏，吊著楠竹木片，何父稍不如意，便順手抓過楠竹木片，劈頭蓋腦向他打來。何其芳寫過不少懷念家人的文章，卻沒有只言片語記載過他的父親。
何其芳背著父親，私下裏閱讀了大量書籍。他起先閱讀《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等古典小說，14歲那年又讀完了《唐宋詩醇》。這部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蘇軾、陸遊六位名家的詩歌選本中，他最喜歡的是李白、杜甫，“真正從心裏愛好他們，從他們感到了藝術的魅力，藝術的愉快”，“現在我已無法想象在那生命之清晨，人的心靈是多麽容易對人間的東西開放”。而何其芳對詩歌的熱愛，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14歲時，何其芳來到萬縣縣城，用他的話來說，“終於帶著壹種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歡欣，走進了新奇的第壹次的學校生活。”壹年後，他考入萬縣中學。縣教育局出了道作文題目，叫《我們為什麽要讀書》，何其芳盡興闡發了他當時心裏所萌動的振興中華的思想，文章結構巧妙，文筆流暢，被評為全縣考生第壹名，後來又刊登在萬縣《民眾教育月刊》上，他的國文老師對他稱贊不已，對他悉心輔導，“何其芳”這個名字，也是他更改壹字而來，他還想將女兒許配給何其芳，因何其芳婉言拒絕方才作罷。
在萬縣，何其芳對新文學，尤其是新詩產生了濃厚興趣。他試著學寫新詩，睡在床上，詩興來了，翻起身來就寫。前前後後，寫了厚厚三本，許多就發表在萬縣的報刊上。壹首題為《我底鄉土》的詩這樣寫道：我要曠大的曠大的天空，壹池清水來養巨尾的青魚，壹點平靜與寂寞來養我底心。我底鄉土是能夠給我的，我聽見了他允許的聲音。
入北大著新詩
1929年，何其芳中學畢業，秋天即與方敬等人壹同去上海，考入上海中國公學預科。壹年後，他又同時考上清華大學外文系和北京大學哲學系。
1930年秋，何其芳北上入京，到清華大學外文系學習，第壹次走出故鄉，令他很是欣喜。不幸的是，因高中畢業文憑的問題，他被清華大學開除，只得棲身北京夔府會館，在裏面度過了壹年的失學生涯。此間，他閱讀了大量文學作品，對外國文學尤感興趣，他還與同鄉楊吉甫合編小型刊物《紅砂磧》。此時，他對新詩的迷戀，更是到了如癡如醉的程度，幾乎將可以找到的詩集都讀了個通遍，學寫新詩，也寫小說，這些文學作品，大多發表在《新月》月刊和《紅砂磧》上。
詩歌《鶯鶯》寫於1930年11月29日，以萩萩的筆名發表於《新月》月刊第7期。這首長達168行的詩歌，訴說了壹個美麗的愛情故事，詩意恬淡，表達了詩人對幸福與愛情的向往。此外，何其芳的《青春怨》等12首詩歌，皆以秋若為筆名發表於《紅砂磧》第1－8期上。這些詩歌的情緒，多蘊藏著憂郁、苦悶、傷感的情緒，體現了何其芳的迷茫與對光明的朦朧向往。小說《摸秋》和《老蔡》，也是他這個時期的作品，他的小說，寫實性極強，鄉土味撲面而來，筆調含蓄。
何其芳失學壹年後，又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此時的何其芳對文學的愛好愈加強烈，幾乎到了入迷的程度。據他的同學回憶，在北大，他幾乎讀完了圖書館所有外國文學作品的中譯本，還閱讀了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他特別醉心於唐人絕句與晚唐詩詞，為將來的新詩創造，汲取了充足的養分。
進入北大以後，何其芳迎來了他創作的高產期，陸續發表了壹系列重要作品。尤其是1932年夏天，何其芳每天都想寫詩，像中國古代苦吟詩人壹樣，成天苦吟，幾乎到了如癡如醉的程度。自1933年始，何其芳又開脫了壹篇新的創作天地，開始寫抒情散文，他說，“那種不分行的許些更適宜於表達我的郁結和頹喪”，“每篇散文應該是壹種獨立的創作，不是壹段未完篇的小說，也不是壹首短詩的放大”。他的散文，與他的小說、詩歌風格頗為相似，這也是他早年的寫作風格。
何其芳此時的散文，主要發表於《現代》、《水星》、《文學月刊》等雜誌上，後來收入《漢園集》（與李廣田等合著）《刻意集》《預言》中。這些詩文，詩意濃郁，意象豐富，描繪細膩，無不具有夢幻和綺麗的色彩。何其芳的詩文，汲取了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浪漫主義的養分，令人耳目壹新。
將成都搖醒
1935年夏，何其芳學成畢業，任教於天津南開中學。從安靜的校園走向社會，無異於從那個“安靜的頹廢”的古城，到了壹個充滿“汙穢和腐臭”的都市，這個城市讓他看到了蕓蕓眾生的真實生活，學生運動熱烈的集會、盛大的遊行也讓他感到“象壹堆突然燃燒了起來的紅色的火”，照亮了他“生活的陰暗”。在天津這壹年，何其芳幾乎忘記了寫詩，也不想寫散文，而是準備寫壹部長篇小說，他認為“只有寫長篇小說也能容納我對各種問題的簡介，才能舒解我精神上的郁結”。教學工作的繁忙令他此時少有閑暇進行文學創作，他的長篇小說《浮世繪》，只寫了4個片斷，便擱下了。
1937年，何其芳回到四川老家萬縣，在萬縣師範學校教書，本想認認真真在這裏從事壹番“啟蒙”工作，改變家鄉的落後面貌，豈料學校裏的教員整天打麻將，他們對上海、南京淪陷雖然嘆息不已，卻更關心自己的享樂與薪水。何其芳深感失望，與好友楊吉甫壹道，合編了壹個《川東文藝》，宣傳進步思想，倡導新文學。《川東文藝》深受進步青年的歡迎，成為了川東地區壹支嘹亮的號角，然而，雜誌出了幾期之後即被查封，何其芳轉而來到成都。
何其芳來到成都，在成都十四中學任教。在這所復古空氣很濃的學校裏，何其芳自編教材，選印了魯迅、茅盾、朱自清等“五四”新作家和高爾基等外國名家的作品，新鮮的教材，生動的講解深受學生的歡迎，壹掃課堂上的陰霾之氣。在何其芳的支持下，班級學生還創辦了《學生文藝》半月刊，何其芳擔任顧問，對學生們的創造、編輯給予了親切的指導。
這時的何其芳又大量撰寫雜文。他與方敬、朱光潛、謝文柄等人，發起創辦了壹個名為《工作》的進步刊物，半年便發行了8期。刊物的宗旨為宣傳抗日戰爭，主持社會正義，推動文藝運動。內容豐富多彩，有記敘淪陷區和作戰區的切身經歷，也有對社會的黑暗、現實的醜惡的揭露，主要撰稿人有何其芳、周文、朱光潛、沙汀、劉盛亞、方敏，他們的文章大多具有現實針對性，痛快淋漓地揭發了當時社會的陰暗面和腐朽面。每期刊物壹出，何其芳他們就親自到青年中間發行，他還動員當時在成都讀書的妹妹何曼迦、何頻迦壹起推銷刊物。
何其芳的雜文，大多發表在了《工作》上，抨擊社會的種種落後現象。到了後來，與何其芳接觸的人，甚至他的朋友，都不贊同他寫雜文，說他“刻薄”，“火氣過大”將他比作“青年運動家”、“社會運動家”，甚至說他如此“壹定要短命”，對此，何其芳異常氣憤。1938年6月的壹天，這種情緒令他不能自己，他郁積了許久的感情終於在這壹天爆發出來，寫下了名篇《成都，讓我把妳搖醒》：
象盲人的眼睛終於睜開，
從黑暗的深處我看見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
向我走來，
向我的國家走來……
然而我在成都，
這裏有著享樂，懶惰的風氣，
和羅馬衰亡時代壹樣講究著美食，
而且因為汙穢，陳腐，罪惡
把它無所不包的肚子裝飽，
遂在陽光燦爛的早晨還睡著覺，
雖然也曾有過遊行的火炬的燃燒，
雖然也曾有過慘厲的警報。
讓我打開妳的窗子，妳的門，
成都，讓我把妳搖醒。
在這陽光燦爛的早晨！
1938年的成都，“它在陽光燦爛的早晨還睡著覺”。要搖醒它，借用魯迅先生的命運，還需有“更大的力”。何其芳的這首詩，便有著這般神奇，搖醒了許多成都青年的心，在成都追求曙光與黎明的人群中廣為流傳。
就在寫下《成都，讓我把妳搖醒》壹詩不久，何其芳得知沙汀已經地下黨負責人車耀先同意去延安，於是他找到沙汀，要求壹同前往，在獲得批準後，1938年8月8日，何其芳與沙汀壹道，穿過層層封鎖，奔赴延安。此後，何其芳又兩次調到重慶工作，先後擔任中***四川省委委員、宣傳部副部長、重慶《新華日報》社副社長等職務。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當局悍然查封南京、上海、重慶三地的《新華日報》，何其芳壹直堅持鬥爭，最後才撤返延安。
1953年2月，何其芳出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1958年10月以後，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直至逝世，他還擔任了全國文聯委員，全國作協理事和書記處書記、《文學評論》主編。工作間隙，他仍然抽空進行文學理論的探討，對壹些分歧較大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這些觀點，後來大多收入《西苑集》、《關於寫詩和讀詩》、《論<紅樓夢>》、《詩歌欣賞》等論文集中。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在北京逝世，終年6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