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適壹生中,又入壹死理。
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
如何箕山夫,奄焉起東市。
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
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我國後,漸與我國固有之傳統思想(如儒、道之學)結合,影響到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尤其對文人思想,作用更大。東晉時期,文人士族不僅尚好老莊之學,且樂談佛教義理,並以此融會入詩。正如《世說新語》篇註引《續晉陽秋》雲:“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莊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猶甚,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之以三世(按:佛教稱過去、現在、將來為三世)之辭,詩騷之體盡矣。”外來思想沖決了傳統詩學的堤岸,產生了不少有悖詩騷之體的作品。可惜這類搬演佛學的詩篇,大都是義類經論,形同偈頌,因為枯燥乏味而被後人刪汰了,流傳到現在的,大概是情理兼勝且不十分玄奧費解的。這壹首《臨終詩》,雖有三世之辭,但還不是侈談佛理。由於是作者的絕筆,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流露出作者寄心無極又自悲身滅的復雜心情,所以值得壹讀。
全詩壹開首就高談生死之理,作者托意玄遠並無臨終之哀。佛教認為,世上萬物與人之身體,均由“四大”構成,“四大”指地、水、火、風四種構成色法(相當物質現象的基本元素)。“四大”聚散引起世上生命萬物的生滅。故《圓覺經》雲:“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這樣壹種聚散生滅的過程,無始無終。生命萬物都處在這樣壹個無常變化的鏈中,則人之生死,亦復何哀之有,這是佛教對人生的基本看法。苻朗的前四句,申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正由於佛學的人生觀,使作者暫時擺脫了臨死的悲哀,而高唱“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寄心於壹個超脫生死,逍遙物外的無差別精神境界。
但是,作者畢竟是肉胎凡身,佛教的生死契闊之理並沒有使他達到涅槃的境地。這是因為他的死不是沙門高僧功成圓寂,而是貴家子弟遭讒被殺。《世說新語》引裴景仁《秦書》雲:‘朗字元達,符堅從兄子,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裏駒也。’……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眾讒而殺之。”所以,全詩的後六句,又流露出作者臨難時對人生無常,旦夕禍福的悲哀。“如何箕山夫,奄焉起東市”兩句寫出了這種心情。“如何”是沒奈何之辭。《詩》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用在句首正見其悲痛難遣之貌。作者平生不恤朝政,以隱士賢達自居,自以為得全身之計,然禍不旋踵,終至被罪遭殺,生活在這樣壹個仇殺傾軋的社會裏,人生之無常,不僅是生住持滅的生死輪回,更包括吉兇禍福瞬息之變。作者的高蹈,唯心主義的佛學,可以使他達觀地看待生命的終始,但是,不能使他理解禍福嬗變的原因,所以“如何”之辭,又包含著作者百思不解的哀傷之意。“箕山夫”此用為隱士的代稱。傳說堯時巢父、許由避箕山(故址在今山西和順)不願出來做官。後人遂以箕山為隱居之典。“奄焉”寫其禍至之快,出人意料。“東市”原為漢代長安行刑之所,後人因以泛指刑場。作者平生自比巢父、許由,卻未遂棲隱之誌,反忽然落得個生首異處的下場。不禁潸然感喟:“旰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自稱荒廢壹生,其遭遇有同才高見殺的嵇康了。嵇康字叔夜,因得罪司馬氏遭殺。《世說新語》記他“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作者妄圖追蹤傳說中的先賢,但卻重蹈前朝名士的復轍,在政治黑暗的社會裏,沒有生活的真空,對自矜才高不周於世的文人,嵇康的遭遇就是他們的合理歸宿,因此“如何”四句雖只寫作者個人的哀痛,但卻昭示了高蹈名士的***同悲劇。
俱往矣,作者不能逍遙於人間,而將周流於冥世。“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最後二句作者發出無可奈何的感嘆。《魏書》附陽固《演頤賦》:“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誌之兩疲。”順天而行再無形神之勞,命歸西天極樂世界超脫生死之苦。這種自欺欺人的精神麻醉,難掩他對人世的深深眷戀。
全詩充滿著作者寄心無極而又自悲身滅的復雜心情。作者服膺佛學的精微高蹈,然又無法擺脫生命的眷戀。詩人可以在理論上對人之生死終始抱著達觀的態度,但面對現實生活的不幸遭遇又使他難以自遣而陷入深深的哀痛中。全詩真實地展示了作者臨終時的內心世界。反映出當時高蹈矯情的名士清流理與情的思想矛盾。通過敘寫自己無罪罹難,也從客觀上揭露了當時社會政治的殘酷和黑暗。
比起前代傷逝悼亡之作,這首詩的特點是比較超脫與高蹈了,盡管作者沒能徹底擺脫對生命的眷戀。但這首絕命詩,已沒有那種呼天搶地的局促悲哀與喪失神智的驚慌心態。由於佛教的傳入,給予文士清流以新的思想支柱,使當時人對生死無常有壹種新的認識,於是,作者臨難時的悲哀,由於佛教諦義的麻醉,亦由淡化而變成超脫了。佛教改變了當時人們對生死的看法,亦開拓了新的詩歌意境,這無疑是文學史上壹個很重要的現象。
須要說明的是,新的詩歌意境,亦不能違背吟詠情性的創作準則。侈談佛理,情性俱泯的經論語錄是不能叫作詩的。由於宗教的麻醉沒有能夠徹底解除作者臨死前的心靈陣痛,從而使作者既言於理又不忘於情。全詩才得以避免形同偈頌而能以情感人,被人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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