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詩歌的處境如何。

1928年9月，劉吶鷗創辦了文學雜誌《無軌列車》，戴望舒、施蜇存等在這雜誌上發表形式自由、以意象表現為主的現代派詩歌，該刊僅出版四個月即被查封。施蜇存、戴望舒、劉吶鷗又在1929年9月創辦文學月刊《新文藝》，繼續發表以意象表現為抒情手段的詩歌，但《新文藝》問世數月後也被查封。1932年5月，上海現代書局邀請施蜇存主編新創辦的大型文學雜誌《現代》，壹部分詩人在該刊發表創作，時人稱之為“現代派”。施蜇存說“《現代》中的詩是詩，而且是純然的現代詩，它們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現代的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詩形”。這段話被人們視為現代派詩的定義。1934年l0月，卞之琳在北平主編《水星》，與《現代》遙相呼應，***同推動這股新思潮發展。1936年10月，戴望舒主編《新詩》，邀請蔔之琳、馮至、孫大雨、梁宗岱參與編務，進壹步發展現代詩派。此外還有壹些刊物也彌漫象征主義思潮。影響最大的是《現代》、《新詩》。 因此，所謂的“現代派”，大體上是對30年代到抗戰前夕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創作風格的年青詩人的統稱。 1936年至1937年抗戰爆發前，現代詩派發展到了“黃金時代”。全國各地詩風頗盛。這壹時期的現代詩派又分主情和主知兩大分支。 主情分支以戴望舒為代表。戴望舒起步詩壇就受李金發詩的影響，壹開始創作就呈現出向內心開掘的思維定勢。他的早期詩作《凝淚出門》、《自家傷感》、《流浪人的夜歌》都有壹個孤獨淒苦的“我”的形象，抒發的是個人煩愁哀怨的情緒，消沈傷感的格調與黯淡的色彩構成戴望舒早期創作的基調與底色。主情的現代派詩人還有於賡虞和邵洵美。於賡虞個人生活坎坷，年青喪妻，家鄉義遭受戰亂，被迫浪跡異鄉，他有《骷髏上的薔薇》、《魔鬼的舞蹈》、《孤靈》等多種詩集，常用荒冢、骷髏作題材，有波特萊爾氣息，人稱“悲哀詩人”。邵洵美有詩集《花壹般的罪惡》和《詩二十五首》，他心目中的世界是女人和情愛，鮮花和美夢，天堂和神仙，人稱“肉感詩人”。 主知現代派詩人以卞之琳為代表。感情冷靜，對宇宙人生的奧妙哲理進行探測和暗示，而暗示的哲理往往塗抹著玄學的色彩。屬於這壹分支的有廢名、曹葆華、梁宗岱等。廢名的詩帶有禪家和道人的風味；曹葆華的詩陰冷古怪；梁宗岱的詩淒清幽婉。他們都在“自我”的小天地裏探求著生命的價值，苦心孤詣地編織著詩的花環。 1935年2月，施蜇存等人“已困苦地感覺到在題材、形式、描寫方法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余地了。同時在像中國絕大多數尚待啟蒙的國度裏，晦澀哀怨的現代派作品，也難以占領廣大的文化消費市場，加之其他原因，施蜇存、杜衡辭去《現代》的編務，施蜇存回歸到現實土義創作老路上去，杜衡則與楊屯人、韓侍桁等人創辦“第三種人”刊物《星火》，現代派詩已露出頹勢的端倪。抗戰爆發後，壹些運用現代主義方法創作的作家，即使主觀上追求超現實的意念和幻覺，但充塞耳目的卻是背井離鄉，滴血灑淚的嚴峻現實。摒棄理性，崇尚絕對主觀的思維模式和它特有的對高度物質文明的悲觀絕望情緒，與中國工農大眾生存、求解放的戰鬥心理幾乎是絕緣的。於是現代詩派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少詩人改換門庭，把自己的創作融入現實主義大潮。現代派的先行者戴望舒走出了“寂寞又悠長的雨巷”，投身到生與死搏鬥的現實生活中去，以至在抗日戰爭中寫出《我用殘損的手掌》、《獄中題壁》等著名的現實主義愛國詩篇；與西方現實主義“—見如故”的卞之琳擺脫早期“惆悵，無可奈何的命定感”，開始完成“由內向外”的轉變；曾沈醉於“飄忽的雲”的何其芳則直言不諱地宣告：“我情願有壹個茅草的屋頂，不愛雲不愛月，也不愛星星”。現代詩派，由鼎盛走向了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