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源上看，“詩”的語義可為“誌”，即心誌的表達；在《尚書·堯典》中最早提出“詩言誌”，可見在人們認識中，“詩言誌”是人們對於詩的意義與作用的明顯認知。而“詩緣情”壹語出於陸機的《文賦》，即“詩緣情而綺靡”。在《詩言誌辨》中，朱自清先生也詳細的陳述了“詩”與“情”的關系。其“作詩言誌”部分提出詩人為自己寫詩，表達自己想法，詠吟他們所理解的人生義理，詩歌中的抒情因素漸漸增多。
朱自清在《詩言誌辨》裏從四方面分析了“詩言誌”的涵義和發展跡象。分別是獻詩陳誌、賦詩言誌、教詩言誌、作詩言誌。在朱自清看來“獻詩言誌”和“賦詩言誌”主要發生在以詩樂合壹的先秦時代；而“教詩言誌”和“作詩言誌”則是在詩樂的基礎上逐步展開，應時代發展而擴大意義範疇。
在朱自清先生看來，“詩言誌”有多種方式，可以是“獻詩言誌”（“獻詩”者往往是作者本人，所表意義清晰），可以是“賦詩言誌”（往往是借詩言誌，諷多於頌），可以是“教詩明誌”（上位者通過詩教推行自己的意圖）。以上三種“詩言誌”的方法都與政治教化難以分離，甚至在“教詩言誌”方面，上位者試圖利用“教詩”來對下層民眾實施教化，引導風俗。隨著社會變化，每個時代都有順應每個時代的精華產生。在“作詩言誌”這壹旁支裏，以屈原為首的辭賦作者們先於其他詩者“歌詠自己”。以《蔔居》、《漁父》為例，即便歌詠個人之誌，也是以壹己的窮通出處為主，其“抒情”占據了重要的地位。
“詩言誌”幾經發展，其語義不斷擴大，為順應其發展，“詩緣情”成為“詩言誌”革新生命的力量。六朝人論詩，多表明其詩的“緣情”作用，但也並未脫離“詩言誌”的傳統。這時的“詩言誌”和“詩緣情”是明暗互補、相互作用的關系。《文心雕龍·明詩》篇又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誌，莫非自然。”這裏的“誌”指的是“七情”，所詠即所感，“緣情”的作用在這裏得到充分體現。
總之，“詩言誌”和“詩緣情”是詩歌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評述方式，在不同的階段有其不同的特點，多由所處社會需要的文化風氣和政治宗教所影響。隨著時代變化，我們更多地從整體的眼光看“詩言誌”和“詩緣情”，畢竟歸根到底“誌”和“情”都屬於人內心的心理活動，都是人內部感情的升華，有著極其豐富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