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語詩人伊爾馬·拉庫薩(Ilma Rakusa)、瑞典詩人約納斯·穆迪格(Jonas Modig)、德國詩人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羅馬尼亞詩人瑪格達·卡爾聶奇(Magda Carneci)、西班牙語詩人維克多·羅德裏格斯·努涅斯(victor Rodriquez-Nunez)、日本詩人平田俊子、美籍詩人麥芒、英籍詩人楊煉、臺灣詩人陳育虹，中國大陸詩人西川，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王家新教授，以及詩歌批評家唐曉渡出席了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由我院國際寫作中心主辦，王家新教授主持了此次研討，張靖博士擔任翻譯。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王家新教授在主題致辭中強調了翻譯在現代世界中的重要性。他引用波德萊爾關於“詩人作為譯者”的定義，認為到了波德萊爾，存在的問題就變成了壹個“翻譯”的問題，人類的語言文化包括詩人的寫作本身就帶有壹種翻譯的性質。在他看來，東方和西方都有著自己的詩人譯詩傳統，中國現代新詩的歷史，也壹直伴隨著翻譯。翻譯推動著詩歌的革新，翻譯創造了壹種奇異的“語言的回聲”。他引用喬治·斯坦納的話“偉大的翻譯比偉大的文學更為少見”，提出偉大的翻譯本身即是偉大的文學。他期待更多的詩人能夠釋放身上所攜帶的那位譯者，讓他能“開口說話”。
伊爾瑪·拉庫薩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說自己“生來就是壹位譯者”，並闡述了對於詩人譯詩問題的思考。她在對茨維塔耶娃等俄語詩人的翻譯中感到了對詩歌形式進行翻譯的困難，為了解決這種困難，她將茨維塔耶娃等人的詩歌翻譯成壹種有韻詩體散文，這成為她後來詩歌翻譯的方式。詩人如何在翻譯中克制自己以將詩歌原作的聲音表達出來，這也是她壹直思考的問題。
沃爾夫岡·顧彬強調了在中國進行詩歌翻譯的迫切性。他回顧了德國200年來的翻譯史，認為德語詩人和文學家們通過翻譯豐富了自己民族的語言，擴大了對於世界的想象空間。而目前的中國並沒有充分認識到翻譯的緊迫性與重要性，他認為“只有通過翻譯，社會才能發展”。
陳育虹從感性體驗出發，表達了她對於詩歌翻譯的理解。作為壹個詩人譯者，她認為詩歌翻譯不僅需要譯者很好地理解與駕馭兩種語言，而且需要在翻譯中“成為”原作詩人。詩歌翻譯就像是表演，譯者需要身入角色，進行嚴格的語言轉換;同時翻譯又像是馴獸師，努力使兩只張狂的“語言動物”進行合作表演。
西川提出了詩歌翻譯界目前面臨的問題。翻譯詩人米沃什的經歷讓西川意識到語言和文化障礙可能構成詩人在世界範圍內理解與翻譯詩歌的臨界，自身的語言限度會阻礙其詩歌視界的廣度。
維克多·羅德裏格斯·努涅斯提出了詩歌翻譯背後所具有的深層文化內涵。他認為，語言內部有著文化的深層結構，因此翻譯是最好的閱讀方式。翻譯不僅關涉語言，同時也是兩種文化的深層對話。好的譯者不僅需要精確把握兩種語言，同時還需要深刻理解原作背後的歷史文化。他對聶魯達等西班牙語詩人的現有英譯不滿意，他自己和美國詩人正在合作重譯他們的詩歌作品。
楊煉同樣論及了詩歌翻譯的文化價值。譯詩不僅有詩歌內部的價值，同時對大多數民族來說，還有著更廣闊的社會文化意義。借助本雅明關於“翻譯是第三種語言”的表述，他強調了詩歌翻譯活動的對話性，以及在限定與發明之間“第三種文本”本身的創造性。
瑪格達·卡爾聶奇強調了詩歌翻譯的語言操練和文化教育意義。兼習法語與羅馬尼亞語的瑪格達在翻譯中意識到兩種語言各自的局限，認為譯詩能豐富譯者的語言感知，擴展思維的宇宙維度。只有詩人才能把握詞語背後的文化能量，因此詩人的確是最好的譯者。
平田俊子介紹了日本的詩歌翻譯。相比於明治維新開啟的日本現代詩歌翻譯史，當下的詩歌翻譯因缺少歷史動力，數量與質量下滑明顯，因而日本詩歌界很少參與到世界詩壇的互動當中。從個人經驗出發，平田俊子也對譯詩能否還原原作的詩意表示了擔憂。
約納斯·穆迪格論及了詩歌翻譯的復雜性問題。作為出版人，約納斯介紹了他與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布羅茨基、沃爾科特等詩人的交往以及他們對翻譯的要求。他本人也曾對多位不同文化背景的詩人作品進行翻譯，不僅是文本表層的語言結構對翻譯活動構成挑戰，文本背後復雜的民族傳統更是如此。因此，優秀譯者需具備更加開放的視野和更有針對性的翻譯策略
麥芒強調了詩歌翻譯的政治文化意涵。他解答了“詩人何以成為譯者”這壹問題。當代的詩歌翻譯可能並不是壹種純粹神聖的、宇宙化的活動，詩人成為譯者，壹定有著某種政治、文化及個人原因的推動。
唐曉渡從個人角度回應了麥芒“詩人何以成為譯者”的命題。他回溯了自己九十年代開始的譯詩經歷，認為譯詩是當時身陷恥辱與沈痛做出的必然選擇，具有鎮痛的功用。同時，不同於獨立寫作，翻譯是壹種拓展性、復雜化的途徑，可以增強譯者對詩的感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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