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劉琨、郭璞為代表。他們都生活於亂世，並直接卷入社會矛盾大旋渦中，因此詩篇的現實色彩頗為濃厚。劉琨抒寫自己在孤身救國逆境中的感受,“善為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鐘嶸《詩品》）；郭璞以遊仙方式含蓄地表現自己感時懼禍，向往“高蹈”、“遺世”的心情。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緒，而與太康詩風有所不同的。但劉琨、郭璞的生活經歷和思想誌趣畢竟具有獨特性，他們的清剛俊逸之氣，未能扭轉詩壇流俗。永嘉之後，東晉時期盛行玄言詩，這是當時士族耽溺享樂、以玄學作自我迷醉的風氣的反映。玄言詩作者有孫綽、許詢等。他們以詩歌闡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論》”（《詩品序》），成就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