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本章年表”中的瑕疵及補訂
（壹）前後表述不壹致
1．“第四章通俗小說（壹）”正文中說：“1912年同年出現的徐枕亞的《玉梨魂》、吳雙熱的《孽冤鏡》，還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稱為‘三鼎足’。”（第71頁）該章所附“本章年表”1914年條下寫道：“7月李定夷《霣玉冤》由國華書局出版”（第100頁）。
補訂：李定夷所寫的是《霣玉怨》，而非《霣玉冤》。
2.“第十章 茅盾”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條下說“2月《子夜》由開明書店出版”（第184頁）；“第十四章 小說（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條下又說“1月茅盾小說《子夜》（長篇）由開明書局出版”（第257頁）。
補訂：經朱金順先生考證，開明書店***出版兩種《子夜》初版本，壹種是1933年1月出版的平裝本，壹種是1933年4月出版的精裝本。[3]
“本章年表”先是說《子夜》初版於1933年2月，後又說初版於1月。有兩個“證據”似可證明前壹說法。壹是茅盾本人在回憶錄中說：“《子夜》初版印出的時間是壹九三三年二月初，我從開明書店拿到了幾本樣書後,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壹起，拿上《子夜》，還帶了兒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訪魯迅。”他還在引用瞿秋白《讀子夜》時加註說：“瞿秋白此評寫於壹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這是實際出版的時間,開明版《子夜》的版權頁上印的初版時間是三三年四月。”[4]二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現藏壹本“民國廿二年二月”開明書店版《子夜》。然而，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為再版本，並非初版；據朱金順先生說，他收藏的《子夜》三版本版權頁上，標明“民國廿二年壹月初版發行”。此外，1933年2月3日《魯迅日記》載“茅盾及其夫人攜孩子來，並見贈《子夜》壹本”。倘若如茅盾所言“《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那麽，以當時印刷周期，這年2月3日茅盾怎能贈送《子夜》壹書給魯迅？因此，該書初版於1933年1月。不過，1月出版的，只是《子夜》平裝本，因為，茅盾回憶說，他贈送魯迅的是平裝本，“精裝本尚未印出”。那麽，精裝本初版於何時？1933年6月19日《魯迅日記》有“午後保宗來，並見贈精裝本《子夜》壹本”。5說明，此時《子夜》精裝本已出。目前，精裝初版本較罕見，陳子善先生說，他曾在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的“增田涉文庫”見過1936年茅盾贈送增田涉的精裝初版本，此外，上海圖書館收藏有壹本，其出版時間均為1933年4月。
3．“第十三章 沈從文”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條下有“10月《邊城》（中篇小說）由生活書店出版”。（第292頁）
“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條下卻寫道：“同月沈從文《邊城》在《國聞周報》第11卷第11期連載，至第16期止，單行本本年9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第219頁）
補訂：沈從文的《邊城》由上海生活書店於1934年10月出版。
4．“第十二章 巴金”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條下有“夏 作《霧》。連載於《東方雜誌》第28卷第20至23號”。（第272頁）
而“第十四章 小說（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條下卻寫道：“10月始 巴金《霧》（中篇）連載於《東方雜誌》第28卷第19至第23號。”（第333頁）
補訂：巴金的《霧》在《東方雜誌》的連載開始於第28卷第20號，頁碼為第89—102頁。
（二）表述與史實不符
5．“第六章 新詩（壹）”所附“本章年表”1926年條下說：“5月 聞壹多的《詩的格律》發表於15日《晨報副鐫·詩刊》。”（第144頁）
補訂：（1）經查《晨報副刊》，聞壹多的《詩的格律》發表於《詩鐫》第7號（1926年5月13日出版）。（2）把徐誌摩、聞壹多等在《晨報副刊》編辦的詩歌周刊稱為“《晨報副鐫·詩刊》”，不妥。盡管徐誌摩等當事人以“詩刊”稱之，如《詩刊弁言》（發刊詞）、《詩刊放假》（終刊詞），但考慮到①聞壹多曾親自為這個詩歌專刊畫了刊頭畫，畫中寫著“詩鐫”二字（無“詩刊”），②“《晨報副鐫·詩刊》”的簡稱“詩刊”容易與1931年徐誌摩等創辦的《詩刊》相混淆。故，建議以《詩鐫》或《晨報副刊·詩鐫》稱之。
6．“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條下寫道：“同月沈從文《邊城》在《國聞周報》第11卷第11期連載，至第16期止。”（第169頁）
補訂：經查《國聞周報》，《邊城》全文分11次分別發表於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國聞周報》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
7．“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條下寫道：“12月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第219頁）
補訂：《大公報·文藝副刊》於1933年9月23日創刊。創刊前壹日，《大公報》曾刊登《本報增刊“文藝副刊”啟事》：“本報現約定鄭振鐸，聞壹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嶽霖，余上沅，楊金甫，沈從文諸先生及林徽音女士，編輯《文藝副刊》。”[6]可見，當初《大公報》社約定的《文藝副刊》編輯有10人之多，而沈從文只是其中之壹，且排名倒數第二位。當然，這並不能推翻壹些研究者認為此時由楊振聲和沈從文***同負責編輯《文藝副刊》的說法[7]，因為，把鄭振鐸、聞壹多、朱自清、俞平伯等“前輩”列入編輯名單，有可能：壹是為了借助其名聲，二是他們參與編輯但不負主要責任，實際上的主編只是楊、沈二人。那麽，有沒有可能“12月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從現存資料看不出這點。周作人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要撰稿人。查《周作人日記》，1933年9月10日記載：“（下午）四時往達子營三九（號），應沈（從文）君茶話之約，談《大公報》‘文藝’副刊作文事。”從同年10月開始，周作人的日記中，幾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報·文藝副刊》聚會的記錄。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瀾堂‘文副’之會，來者今甫、從文、廢名、余上沅、朱孟實、振鐸等***八人”；11月26日，“午往豐澤園應《大公（報）》‘文副’招，來者金甫、從文、平伯、佩弦、西諦、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婦等”。[8]在《周作人日記》中，每次都先述“今甫、從文”之名，顯見楊振聲、沈從文是聚會的主要人物。而與會之人，都是當初《大公報》約定的《文藝副刊》編輯，由此更可見，也許沈從文所做具體編輯事務較多，但這並不能說明就他壹人是主編，事實是楊振聲、沈從文兩人負責主編。這是我們在介紹《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時，應該予以說明的。（至於1933年12月之後是否由沈壹人主編，已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8．“第十六章新詩（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條目載：“1月徐誌摩主編《詩刊》創刊（本年9月移交陳夢家主編），創刊號發表梁實秋的《新詩的格調及其它》。”（第287頁）
補訂：（1）徐誌摩並未在“本年9月移交陳夢家主編”《詩刊》。理由如下：
第壹，第三期《詩刊》版權頁標明“二十年十月五日出版”，也就是說，第三期直到1931年10月5日才出版；而刊登在這期的《敘言》是徐誌摩撰寫的，從其內容也可知，這期由他主編。因此，直到1931年10月5日第三期出版，徐誌摩並沒有把主編移交其他人。
第二，1931年下半年，由於任教於北京大學等高校，徐誌摩多數時間住在北平，雖然數次回上海探親，但他畢竟對於編輯部設在上海的《詩刊》編務已多有不便。正是考慮到這點，徐在第三期《詩刊》“敘言”中公布了兩個收稿人和通訊地址，第壹個是“邵洵美上海二馬路中央大廈壹九號”，第二個是“徐誌摩北平米糧庫四號”。這說明：直到第三期出版之後，徐誌摩仍然沒有把《詩刊》移交陳夢家主編，否則，他為何不公布陳夢家的通訊地址？
第三，1931年12月，陳夢家在為《詩刊》第四期撰寫的《敘語》中說：“三期的《詩刊》剛露出壹點嫩芽，對花園起始照管的人聽了上帝的吩咐飛上天去，他在那裏？”所謂“對花園起始照管的人”，就是徐誌摩。也就是說，按照陳夢家的說法，“三期的《詩刊》剛露出壹點嫩芽”，徐誌摩就死了（“聽了上帝的吩咐飛上天去”）。此說頗可疑。倘若陳夢家所說無誤，則直到徐誌摩遇難的1931年11月19日，《詩刊》第三期尚未編輯就緒（“剛露出壹點嫩芽”）。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第三期已於徐誌摩遇難前壹月出版。由此也可推斷，陳夢家話中的“三期的《詩刊》”有誤，應為“四期的《詩刊》”。也就是說，陳夢家那句話，不能證明他擔負了第三期的主編。
第四，陳夢家主編的是《詩刊》第四期。關於這點，陳夢家在刊登於第四期卷首的《敘語》中有清楚的交代。此外，從1931年12月他寫信讓胡適把徐誌摩遺留在北平的《詩刊》稿件寄給自己[9]，也可見第四期由他主編。
（2）經查《詩刊》創刊號，梁實秋發表在該期的文章標題為《新詩的格調及其他》，而非《新詩的格調及其它》。
二 正文中的瑕疵及補訂
9．修訂本仍以初版本中王瑤先生1985年所寫的《序》作為序言。王瑤先生在《序》中談及“在不同時期出版的各種有關現代文學史的著作”時，列舉了其中三部“較早的著作”，即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年）、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1928年）和周作人《中國新文學之源流》（1932年）。
補訂：（1）胡適那篇文章的標題，出現了兩種寫法，壹為《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壹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該文系胡適應邀為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而作。據《胡適日記》，1922年2月6日：“開始做《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壹文。”3月3日：“回家，作文，到十二時，居然把《五十年的中國文學》做完了。”3月7日：“《五十年之中國文學》抄成了，又改作壹節。”3月10日：“孑民先生有信，他很贊許我的《五十年的中國文學》。”10可見，在胡適那裏，該文多數時候題為《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1923年2月，該文被收入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由申報館出版，題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4年3月，該文收入“五十年來之世界文學”由申報館出版單行本。需註意，據1924年3月申報館印刷發行的單行本，其封面標題為《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而正文中的頁眉卻寫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很可能由於這個緣故，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的阿英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中，“論文集”所列《胡適文存二集》的目錄中，寫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而“專著”所列目錄中卻作“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據查，1924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胡適文存》時，此文標題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後來，此文標題大都寫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比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3年9月出版的《胡適全集》。
既然如此，《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是幾乎通行的寫法，王瑤先生並沒有像某些讀者認為的“寫錯了胡適那篇文章的標題”。但王瑤先生認為這篇文章發表於1922年，卻有誤。由前引《胡適日記》可知，《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寫於1922年2—3月，初稿寫完後，胡適還先後請蔡元培、魯迅為此文提意見，1922年8月21日魯迅致信胡適說：“大稿已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11]需要指出，在上海書店1987年3月影印出版的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扉頁，有壹段上海書店的出版說明，聲稱該影印本據“1922年2月初版本影印”，這顯然有誤，應據“1923年2月初版本影印”。
（2）周作人那壹部書的題目應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2]。
10．“第六章 新詩（壹）”在談到早期白話詩人時寫道：“新青年社中的沈尹默（1883—1971年）和新潮社俞平伯（1900—1990年）、康白情（1896—1958年）、傅斯年（1896—1950年）。”（第95頁）。其中，康白情的生卒年有誤。
補訂：直到20世紀80年代，康白情的生卒年仍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可能由於這個緣故，初版本沒有註明其生卒年。進入90年代後，陸續出現了壹些考辨康白情生卒年的文章。經管林等考證，康白情生於1896年，卒於1958年[13]。修訂本顯然采納了此說。管林是康白情建國後在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時的學生，後長期任教於該系，故其言本應可信。但，2006年12月華南師範大學舉辦了“康白情新詩創作研討會”，與會的60多位專家學者中有些是康白情當年在華南師院時的同事、學生，他們對於康白情生於1895年、卒於1959年沒有提出異議。[14]
管林根據當年與康白情同事的老教師的回憶，以及康白情生前寫的有關材料，認為:“康白情於1896年4月9日（即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誕生於四川省安嶽縣來風鄉井家溝的壹個地主兼商業的家庭中。”[15]後來論者都從此說。筆者在華南師範大學查閱的康白情檔案，也與管林的這壹說法吻合。
但，康白情的卒年應該是1959年而非1958年。據筆者在廣東省檔案館和華南師範大學查閱的相關檔案，1958年4月8日中***廣東省委宣傳部將康白情定為“壹般右派分子”，同年5月康白情在華南師院辦理退職手續後不久回家鄉。曾專程前往四川省安嶽縣采訪的範奎山說：“康白情的親友回憶說,他死在巫山縣他當年為軍閥當幕僚的朋友家中，病死原因是得了霍亂，時間是1959年。”[16]
11．“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1927年春創辦新月書店，由胡適任董事長。”（第156頁）
補訂：陳從周編《徐誌摩年譜》1927年條下載：“春 與胡適之邵洵美等籌設新月書店於上海。”[17]學界大都從此說，修訂本亦不例外。而實際上，新月書店創辦於1927年7月1日。有兩則史料為證：
① 1927年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申報》連續三天刊登《新月書店開張啟事》，明確說，新月書店“定於七月壹號正式開張”；
② 7月2日，即新月書店開張次日，梁實秋主編的《時事新報·青光》刊出署名“嚴家邁”的《新月書店參觀記》，詳細報導了剛開張的新月書店情形，文中說：“胡適之、徐誌摩等所辦之新月書店，本月壹日開張。”
12．“第十四章小說（二）”介紹劉吶鷗時，附註其生卒年為“1900—1939”。（第251頁）
補訂：大陸文學界壹般認為劉吶鷗生於1900年，卒於1939年。持這種觀點的有邵伯周《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學林出版社1993年版）、馬良春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譚楚良《中國現代派文學史論》（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陳安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許道明《海派文學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而臺灣地區學者大都認為他生於1905年、卒於1940年。[18]
首先說生年。姑且不看臺灣地區學者判定劉吶鷗生於1905年的理由，《讀書》（1998年第10期）發表了彭小妍《劉吶鷗1927年日記──身世、婚姻與學業》。據劉吶鷗1927年日記，他的出生日期是1905年9月22日。這個記載應該不會錯；1905年也不可能是1900年的誤記。因為，日記中說“1912年7歲入鹽水巷公學就讀”、“1918年13歲畢業進入臺南長老教中學”……劉吶鷗在日記中誤記壹次是可能的，多次誤記就不大可能，更何況劉吶鷗所寫的是日記。可見劉吶鷗於1905年9月22日出生。
關於劉吶鷗被槍殺壹事，1940年9月4日《申報》刊登了《福州路昨日血案 劉吶鷗被擊死》，茲摘錄關鍵的壹段話如下：
被擊殞命之西裝男子，經查悉名劉吶鷗，福建人，年四十壹歲，為壹新文學家。中日戰前，曾任南京中央攝影場編導部主任，旋於去年任日方與亞院文化局所設之中華影業公司總經理。
除死者年齡與劉吶鷗不符之外，姓名和主要事件均相同（劉吶鷗祖籍福建）。
並且，同年9月5日《申報》有壹條報道說，“因恐劉吶鷗被殺後，某方團體今日擬施報復暴行”[19]，警務當局采取了戒備。說明，9月4日報道的劉吶鷗被殺事件非虛。
因此，劉吶鷗於1940年9月3日被槍殺於上海為實。
13．“第十六章新詩（二）”中說：“新月派詩人曾試圖引入多種西方詩體……轉借十四行詩的試驗，卻產生了壹批成果，如孫大雨的《決絕》、饒孟侃的《棄兒》、卞之琳的《壹個和尚》、朱湘的《十四行英體》之十二、陳夢家的《太湖之夜》、羅念生的《自然》、李惟建的《祈禱》等。”（第361頁）據此，顯見著者視羅念生為新月派詩人。
補訂：羅念生不是新月派詩人。理由：（1）除朱湘外，羅念生與徐誌摩、陳夢家等新月派詩人素無往來；（2）羅念生沒有在新月派編辦的刊物發表過詩作；（3）1929年羅念生赴美留學，直到1934年才回國，是時新月派已解體。
希望對妳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