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5日是《人民文學》創刊55周年紀念日。55年中，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間停刊外，總計出版542期。其中，1949年10月25日（創刊）至1966年5月12日（5月號），出刊198期；1976年1月20日（復刊）至2004年10月3日（10月號），出刊344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和國宣告成立。此前的7月2日至1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第壹次文代會）在北平召開。
壹般來說，這次大會後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開端標誌。大會通過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文聯）。作為全國文聯的下屬協會之壹，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全國文協）於稍後的7月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國文協主席。
1953年9月，全國文協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協（作協）所主辦或創辦的最重要的兩大機關刊物即為《文藝報》和《人民文學》。《文藝報》創刊於1949年9月，最初由全國文聯直接主持，後委托中國作協代管直至正式成為作協直屬刊物。《人民文學》則自創刊伊始（1949年10月25日），即為全國文協（作協）的直屬機關刊物。與專重文藝政策、文藝思想和理論批評的《文藝報》的主要區別在於，《人民文學》的辦刊定位是發表各類文藝作品為主的國家最高文學刊物。
建國初期，活躍於民族、民主革命歷史時期的作家，投入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生活。他們描繪“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力作，文藝界領導人的重要文章，大多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茅盾、葉聖陶、胡喬木、周揚等人的文學評論，推動著新文學的健康發展。沙汀、艾蕪、舒群、周立波、劉白羽、馬烽、西戎等人的短篇小說，夏衍、老舍的話劇，臧克家、艾青、何其芳、李季等人的詩歌，或展現革命鬥爭歷史和保衛勝利果實的壯麗畫卷，或歌贊勞動群眾開始主宰自己命運的時代變革。其中，丁玲的《“糧秣主任”》、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秦兆陽的《農村散記》、康濯的《春種秋收》等短篇小說,張天翼的兒童文學《羅文應的故事》,老舍的《從三藩市到天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散文，曹禺的話劇《明朗的天》，趙樹理的長篇小說《三裏灣》，阮章競的詩等，深受好評。這壹時期，文壇湧現壹批和新中國壹起成長的新作者。他們中許多人的處女作或成名作，大多發表於《人民文學》。劉紹棠、白樺、王願堅、李準、林斤瀾、劉真、蕭平、王蒙、瑪拉沁夫、陳登科、聞捷、邵燕祥、李瑛、公劉、柯巖等人的作品，或煥發新生活蓬勃的朝氣，或蘊涵對歷史與未來的思索，顯示了建國後第壹代青年作家與詩人茁壯的生機和雄厚的潛力。
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引下，文壇壹度呈現繁榮景象。《人民文學》及時發表壹些尖銳地觸及時弊、大膽進行探索的創新之作，促進了文藝思想的活躍和解放，推動了文藝創作的進壹步發展。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篇，勇敢揭示社會矛盾，奮力沖擊陳舊觀念，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與此同時，王汶石的《風雪之夜》，蕭平的《三月雪》，駱賓基的《父女倆》，張弦的《上海姑娘》，孫犁的《鐵木前傳》，艾蕪的《雨》，李國文的《改選》，宗璞的《紅豆》等壹批題材與風格新穎別致的小說，都曾令人耳目壹新。
1957年秋後，“左”傾思潮逐漸發展，創作之路日漸狹窄，《人民文學》也深受影響。但久經磨煉和日臻成熟的作家，仍在執著現實主義的藝術追求。趙樹理的《“鍛煉鍛煉”》、王願堅的《普通勞動者》、茹誌鵑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馬烽的《我的第壹個上級》、冰心的《回國以前》、李準的《李雙雙小傳》、巴金的《軍長的心》等短篇和周立波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趙樹理的傳記《實幹家潘永福》,郭小川的抒情詩《望星空》，郭沫若的歷史劇《武則天》，陳白塵等人的電影劇本《魯迅傳》，曹禺等人的歷史劇《膽劍篇》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陰陽五行》等，都具有較高的認識價值和美學價值。
1961年以後，文藝政策得到了壹定調整，文學園地又呈現新的繁榮。《人民文學》突出顯示了這壹時期的創作特色,所發作品題材風格大見寬廣；小說如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汪曾祺的《羊舍壹夕》、西戎的《賴大嫂》、劉真的《長長的流水》，報告文學如徐遲的《祁連山下》、黃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散文創作如秦牧的《土地》、楊朔的《茶花賦》、劉白羽的《長江三日》、吳伯簫的《記壹輛紡車》、冰心的《櫻花贊》、方紀的《揮手之間》、沈從文的《過節與觀燈》以及何為、袁鷹、曹靖華、朱光潛等人的篇章，也都別有情味。1962年5月,毛澤東應《人民文學》之請，首次發表他的舊作《詞六首》。
1963年秋後,“左”傾思潮重新加劇，《人民文學》再次受到很大局限。雖通過開辟“新花朵”、“故事會”等欄目,在發現與培養文學新人方面取得了壹定成效,但1964年後的版面上卻難於列出引人註目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文學》被迫停刊。1976年1月復刊時，雖發表了蔣子龍的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壹天》那樣得人心的作品，卻終遭壓制。 1965年的人民文學
江青反革命集團滅亡之後，《人民文學》獲得新生。1977至1983年 6月，先後由張光年（光未然）、李季出任主編，副主編為葛洛、李清泉、劉劍青，擔任編委的有王蒙、孫犁、沙汀、嚴文井、張天翼、草明、賀敬之、唐弢、袁鷹、曹靖華、謝冰心、魏巍。新生的《人民文學》，為新時期文學的勃興與壯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77年11月，《人民文學》及時發表了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率先舉起恢復和發揚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的旗幟。12月，文藝界以《人民文學》名義召開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開始了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鬥爭。1978年1月，《人民文學》刊出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7月和9月相繼發表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希望大家能夠感同身受。
為促進短篇小說創作進壹步提高與發展，從1978年至1982年，《人民文學》接受中國作家協會委托，連續主辦了五次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人民文學》所發作品占獲獎數量第壹位。歷屆獲獎反響巨大的作品，如劉心武的《班主任》、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徐懷中的《西線軼事》，都出自《人民文學》。獲獎作品中，有老作家的新成果，如周立波的《湘江壹夜》、馬烽的《結婚現場會》等；有中年作家的力作，如王願堅的《足跡》、宗璞的《弦上的夢》、陸文夫的《獻身》、茹誌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張弦的《記憶》、李國文的《月食》、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王蒙的《春之聲》、劉厚明的《黑箭》等；更多是新人手筆，如張承誌的《騎手為什麽歌唱母親》、何士光的《鄉場上》、柯雲路的《三千萬》、張抗抗的《夏》、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這些作品切中現實社會課題，傳達人民心底呼聲，凝聚對歷史的沈思和對未來的熱望；或濃墨重彩，慷慨激昂；或淡遠幽雅，蘊藉深沈，無不飽含求實的向上的革新精神。
在 1977～1980和 1981～1982兩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獎中，《人民文學》所發作品，如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劉賓雁的《人妖之間》、柯巖的《船長》等，都是頗有激情和深度的力作。此外，《人民文學》還匯集選發了各種體裁的優秀篇章。巴金的《望著總理的遺像》、丁玲的《杜晚香》等,情深辭美,真誠感人。艾青的《光的贊歌》等詩篇，打動了千百萬讀者的心弦。曹禺的新編歷史劇《王昭君》、老舍的遺作長篇片段《正紅旗下》、魏巍的長篇《東方》選段、姚雪垠的長篇《李自成》選段等作品，都能給人以高度的藝術享受。 人民文學壹九七六年第壹期
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學》主編，劉劍青、周明、崔道怡、王朝垠為副主編,嚴文井為顧問，組成了年輕化的新編委會。新編委會的其他成員有張誌民、茹誌鵑、袁鷹、徐遲、徐懷中、諶容、黃宗英、謝永旺、蔣子龍、葛洛。新編委會在告讀者的《不僅僅是為了文學》中表示：“我們希望奉獻給讀者壹期期夠水平的、賞心悅目的文學刊物，我們更希望奉獻給讀者的是億萬人民的心聲和時代的壯麗而又斑駁的畫卷”。《人民文學》正為實現這壹願望而努力。 《人民文學》創刊於1949年10月25日，毛澤東為創刊號題了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第壹屆主編茅盾在《發刊詞》中指出:《人民文學》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各種文學樣式，反映新中國的成長，表現和贊揚人民大眾在革命鬥爭和生產建設中的偉大業績，創造富有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學,以發揮其教育人民的偉大效能。”同時,《人民文學》還要在“培養群眾中新的文學力量”、“建設科學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等項工作中起到與其所處地位相應的積極作用。它的歷屆主編、副主編和編輯委員會，都是由卓有貢獻與威望的作家、詩人、評論家與編輯擔任和組成的。從1949至1966年，先後擔任過主編、副主編的有茅盾、艾青、丁玲、邵荃麟、嚴文井、秦兆陽、葛洛、張天翼、陳白塵、韋君宜、李季等；先後擔任過編委的有何其芳、趙樹理、周立波、沙汀、袁水拍、胡風、吳組緗、艾蕪、魏巍、謝冰心等。
1956年來，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以外，截止至2005年7月，《人民文學》總計出版551期。這551期刊物，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的見證，幾乎薈萃了中國所有文學精英所創造的各式各樣的文學成果。許多產生過重大影響、具有轟動效應的作品都由《人民文學》首發；壹批又壹批的作家，是通過《人民文學》走向文壇，並引起國內外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