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有個性的人物對話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東南飛》最大的藝術成就。全詩“***壹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壹首長詩也。淋淋漓漓，反反復復，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音面目，豈非化工之筆”（《古詩源》卷四，沈德潛按語）。 在貫穿全篇的對話中，可以看到，劉蘭芝對仲卿、對焦母、對小姑、對自己的哥哥和母親講話時的態度與語氣各不相同，正是在這種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勞、善良、備受壓迫而又富於反抗精神的外柔內剛的個性。同樣的，在焦仲卿各種不同場合的話語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於愛情、明辨是非但又迫於母親威逼的誠正而軟弱、但又有發展的性格。 詩中寫到蘭芝與仲卿死前，蘭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見蘭芝後回家與母親訣別，他倆這時的話語，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與處境。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曾作過這樣細致的分析：“蘭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於母，子之於母，情固不同。女從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與妻，孰與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無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負，女以死償，安得不以死？彼此時，母即悔而迎女，猶可兩俱無死也。然度母終不肯迎女，死終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異者，兒今冥冥四語明言之矣，今日風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覺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為獨死？不過謂此怨懟之言，未必實耳。故漫以東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將改適，不言女亦欲死，蓋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則防我不得死故也。”試想，蘭芝如果直說要死，這個弱女子勢必會遭到暴力的約束，被強迫成婚。 而仲卿的情況自然與蘭芝不同，誠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於此可立見焦母的蠻橫。“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雲？”由此可見劉兄的勢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簡短對話，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點。 詩中，簡潔的人物行動刻畫，有助於形象的鮮明；精煉的抒情性穿插，增強了行文的情韻。“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寫出了劉蘭芝離開焦家時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願在焦家生活的決心，嚴妝辭婆是她對焦母的抗議與示威。打扮時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對焦仲卿的愛，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姑嫂關系不易相處，蘭芝與小姑關系融洽，正表現了她的懂禮儀、易相處。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對照。另外，辭焦母不落淚，而辭小姑落淚，也可見蘭芝的倔強。焦仲卿的形象刻畫也是如此，他送蘭芝到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耳語”，表現了壹片真情。聞知蘭芝要成婚，“未至二三裏，摧藏馬悲哀”，詩篇用“馬悲”渲染襯托他內心的強烈痛苦。臨死前“長嘆空房中”、“轉頭向戶裏”，對母親還有所顧念，這裏愈見他的誠正與善良。 在整篇詩中，類似上述的動作刻畫還有壹些，筆墨雖不多，卻極精粹。蘭芝死時，義無反顧，“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仲卿死時，顧念老母，“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這些不同的動作細節，都切合各自的性格與處境。同樣是母親，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潑辣，劉母見蘭芝回家時驚異而“大拊掌”的溫和，對性格的描繪來說寥寥幾筆已極傳神。抒情性穿插較之動作刻劃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筆“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蘭芝和仲卿第壹次分手時，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嘆，增添了悲劇氣氛。“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這畫龍點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們對焦、劉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訓式的全詩結尾，也帶有濃重的抒情意味，充滿了作者的同情與期望。這些水到渠成、不著痕跡的抒情性穿插，對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詩的感情色彩。 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此詩比興手法和浪漫色彩的運用，對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與思想的傾向性通過這種藝術方法鮮明地表現了出來。詩篇開頭，“孔雀東南飛，五裏壹徘徊”是“興”的手法，用以興起劉蘭芝、焦仲卿彼此顧戀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氣氛。最後壹段，在劉、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葉葉覆蓋相交，鴛鴦在其中雙雙日夕和鳴，通宵達旦。這既象征了劉焦夫婦不朽，又象征了他們永恒的悲憤與控告。由現實的雙雙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愛情與幸福的松柏、鴛鴦的形象，表現了人民群眾對未來自由幸福必然到來的信念，這是劉焦形象的浪漫主義發展，閃現出無比燦爛的理想光輝，使全詩起了質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