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壹種以信仰為根本，解脫為目的，教育為中心，文化為紐帶的宗教。自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可以概括為七個方面：壹、教文化對中國文人的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對文人的影響上。自佛教傳入中國，文人與佛教就結下不解之緣。自漢魏六朝，壹直到清未，與佛教結緣的大詩人、大作家就不下40人，這些人都對中國文學史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他們包括曹植、陶淵明、王羲之、謝安、謝靈運、劉勰、柳宗元、李白、杜甫、孟浩然、賈島、王維、吳道子、白居易、李煜、司馬光、王安石、蘇東坡、黃庭堅、趙孟頫、馬致遠、唐伯虎、王船山、宋濂、王陽明、吳承恩、梁啟超、章炳麟、李叔同、胡適等。《中國現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結》壹書（劉勇著）所列舉的現代作家中，與佛教結緣的就達134位。它們包括魯迅、周作人、老舍、曹禺、冰心、許地山、豐子愷、郭沫若、郁達夫、茅盾、沈從文、徐誌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語堂、張愛玲、蕭乾、宗白華、夏沔尊、施蟄存、金庸、林清玄等。可以說，可中國文學史上，有特色、有影響的作家都與佛教文化有著某種關聯。他們或涉足佛教（比如：王維、李叔同），或結交名僧（比如：王羲之與支遁；白居易與鳥窠；蘇軾與佛印），這些大詩人、大作家因與佛教結緣，為中國文壇留下了許多佳話。二、佛教文化對中國文學語言的影響。佛教的傳入，為中國文學語言增添了新的詞匯。伴隨佛教的傳入，佛經翻譯也隨之展開，佛教典籍中不少優美的典故和具有藝術美的新詞語，被引進入我國。據《中國小說史略》壹書：六朝尤其是唐以後的文學作品，其中源於佛教的成語，幾乎占了漢語史上外來成語百分之九十以上。佛經的傳入與翻譯，佛教用語逐漸變成了漢語系的日常用語。如世界、實際、如實、相對、現象、覺悟、解脫、頓悟、眾生、六道、有情、無情、凈土、彼岸、知識、唯心、比量等都來自於佛教典籍。它們極大的豐富了我國文學語言的寶庫，使漢語言的表現力更為靈活。據丁福保《佛學大詞典》統計，源自佛經的外來語和專用詞語多達三千余條，可見佛教對中國語言的貢獻。源於佛教的成語也很多，據《俗語佛源》壹書統計，源於佛教的成語就達三百二十六條。如：六根清凈、拖泥帶水、大慈大悲、生老病死、心猿意馬、唯我獨尊、不可思議、冷曖自知、皆大歡喜、菩薩心腸、大千世界、天龍八部、當頭棒喝、現身說法、借花獻佛、呵佛罵祖、癡人說夢、泥牛入海、井中撈月、功德無量、五體投地、僧多粥少、苦中作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都源於佛教用語。它們不僅方便了人們的思想交流，也極大的推進了中國的文學創作。三、佛教文化對文學體裁的影響。佛教的傳入推動了中國彈詞、平話、戲曲、小說的產生與繁榮。自東晉佛經在中國翻譯流傳後，中國文學的內容形式和思想理念受到了深遠的影響。首先，佛教對於中國詩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伴隨著佛教而傳入，印度的聲明論被帶入中國，導致南朝音韻學和詩歌格律的發明，從而推動了唐以來格律詩新體裁的開創。其次，對中國的戲曲和說唱藝術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佛教為了弘法的需要，自南北朝以來，開始推行經文的“轉讀”、“梵唄”的歌唱和“唱導”。這種說唱結合的傳法形式，開創了佛教俗唱的風氣，對於宋明時期彈詞、平話、戲曲的產生和繁榮，產生了啟迪、鼓舞和推動的作用。第三、推動了中國小說的產生與繁榮。佛教的許多經典，如《佛所行贊經》、《佛本行經》、《普曜經》等是佛教長篇故事，內容豐富，情節感人，人物構思縝密；《維摩詰所說經》、《思益梵天所問經》是半小說體、半戲劇體的作品；《須賴經》等本身就是小說體作品，這些形式、體裁在中國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沒有的。它們的傳入不僅開拓了中國文學家的視野和思想境界，也為明清白話小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對後來壹系列長篇小說的創作更是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四、佛教文化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素材。佛教經典中有許多故事與傳說，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並且流傳到民間，它們為中國文學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中國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木蘭辭》，就來自於《佛所行贊》中的故事。晉魏六朝的誌怪小說《搜神記》、《冤魂誌》等，都是脫胎於佛教中的傳說故事。有些佛經故事甚至被直接改為了中國小說，如（梁）吳均《續齊諧記》。明清的章回小說，《紅樓夢》、《儒林外史》、《水滸傳》等壹些我國著名的小說，也都受到佛教故事的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更是佛教故事影響的結果。它取材於民間流傳的唐玄奘印度取經的故事。可以這樣說，佛經故事為中國文學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五、佛教文化對中國文學思想的影響。佛教文化豐富了中國文人的想象世界，促進了中國文學觀的多樣化，更豐富了中國的文學思想。佛教傳入前，中國傳統的思想中只有今生今世，既無前世，也無來世。就連孔子都說：“未知生，焉知死！”佛教傳入之後，給中國帶來了三世 （前世、今世、來世）因果、五道(天、人、畜生、餓鬼和地獄)輪回以及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的思想。這些思想壹下子把中國文人的想象世界打開了。從而在中國的思想領域出現了心性觀以及關於境界、形神、空與無常、象和象外等理念，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的文學思想。被列為我國四大奇書之壹的《紅樓夢》，就是深受佛教思想影響的壹部巨著。它透過家庭的興亡盛衰，表現人生若夢、世事無常，字裏行間，佛家思想流露無遺。沒有佛教文化對中國文學思想的豐富與影響，這樣的偉大作品是不會出現的。
六、佛教文化對文學創作手法的影響。佛教傳入之前，中國文學的體裁非常單純。詩是詩，詞是詞，散文就是散文，韻文就是韻文，誌是誌，列傳是列傳。同時代的印度文學作品則不然，它們基本都是散韻交錯、說唱融合，手法豐富多彩的文學作品。隨著佛教的傳入，這種文體和創作手法被帶入中國，使中國產生了壹種散韻、說唱交錯的新文體。如：後世的彈詞、平話就是這種創作手法傳入的結果。佛教傳入之前的中國神誌怪小說，壹般都十分短小，每篇僅以壹個故事為主，從頭到尾平鋪直。佛教經典中的印度故事則不然，它壹般都以壹個主要故事為骨幹，在敘事過程中再穿插許多小故事。如《摩訶婆羅多》即屬此型。這種敘事方法對中國的小說創造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推動了當時的唐傳奇的創作。胡適曾經說過：“印度的文學往往註重形式上的布局與結構，《普曜經》、《佛所行贊》、《佛本行經》都是偉大的長篇故事，離奇曲折，結構宏大，故事中引套著故事。這種葡萄藤式的敘述手法，都是古中國所沒有的；他們的輸入，對後世的小說、戲劇創作，都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七、佛教文化對中國文學評理的影響。佛教不僅對我國文學創作產生過重大影響，對我國文學理論批評的形成和發展，也產生過直接的推動作用。佛教提倡的直覺、思辨等方法，與文學創作理論有許多默契之處；佛教重視超脫客觀環境的牽累，追求清凈的精神境界，與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審美認識，也有某種相通之處。因此，佛教學說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著名的文學批評典籍《文心雕龍》與鐘嶸的《詩品》並稱中國文學批評典籍的雙璧。兩書皆以佛教思想詮釋他們的文藝批評理論。另壹本詩歌批評理論書籍《詩品》，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致”、“昧外之旨”，即作品的弦外之音，把韻味和含蓄作為詩歌的首要藝術特征，也是緣於佛教思想。南宋文學批評家嚴羽作《滄浪詩話》，運用佛教的頓悟之說，提出“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它種追求意在言外，強調形象思維、審美判斷的思想，對文學理論有很大貢獻。禪宗思想對文學批評理論影響更是巨大。宋代“以禪喻詩”已經成為風氣，“詩禪之喻”幾乎成為流行的口頭禪。到目前為止，還有許多文學批評家以禪家的理論來論述詩詞的創作、欣賞和評論。
總之，佛教對我國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我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為中國文化增光不少。此外，佛教在雕塑、繪畫、音樂、建築方面也為中國歷史留下了燦爛輝煌的壹頁，它們又從另壹個方面促進了我國文學事業的繁榮。